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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要想对五千年或夏商周三千多年以来的中华大历史、大走向，给出一个简单而基本的模型、做出一番系统与总体的梳理，我不知，还有哪种理路堪与这种“文明与国家”的二元糅合及渐 变消长之大视野，相提并论、一比高下的了？！ 具体来说，“文明与国家”大视野，是一种基于“文明”形态与“国家”体制二者各自饱满成熟之程度、相互间哪个更具突出主导地位之维度，用来审视不一样中华五千年大历史及未来总体 走向的动态认知考察系统。也即：此种视野或方法，通过考察几个大跨度历史时期内，究竟是文明之形态与地位表现得更突出抢眼、还是国家之体制与权重更具主导支配性，从而粗线条地勾 勒出一幅古今和未来中华文明国度的发展全景图来。 用这种方法，我将中华文明国度的历史与未来，总体上划分为六个贯通连接却各不相同的大时代。它们分别是：原始氏族文明时代（所谓的三皇五帝时期）、文明邦国时代（商、周或许还有 夏）、家国文明时代（百代沿袭秦政治的两千年多年皇权统合统治）、政党国家时代（中华文明话语与上层构建断档、却也是拓展全人类视野下中华之道的现阶段）、党国文明时代（以一党 统合、多党分合及国家体制模式展开的中华文明之复兴重构）、人类中央文明时代（确立了人类新文明中央核心地位的中华顶峰期）。 下面，我把这种按“文明与国家”理路划分出的各个大时代，一一地简要作以说明： 一、原始氏族文明时代（三皇五帝时期）。 这是形成中华文明国度之文明与国家形态雏形的初始期。那个时期，是最原始初级之文明与尚处于氏族阶段之国家前期形态的混合交融期。属于中华文明国度大历史中的早期低级阶段。 二、文明邦国时代（夏商周时期）。 这是一个为后来整个中华文明奠基与框定总体走向、整个形态、基本性质、长期基调的时期，这是一个“文明”相对于“国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时代（虽然此时的文明还不是最高级的）， 这是一个最具理想与最具天下人类关怀的极端人文化时代。只有在这个时代，“文明”二字，似乎才有充分的理由摆放于国家（邦国）概念的前位与上风。她属于中华文明国度大历史的中级 阶段。 这里需要特别说说周朝、特别是西周。 在我看来，西周，是中华文明国度发展到中级阶段的一个最高峰，甚至是迄今为止整个五千年（万年）中华历史的一个文明绝唱。它集大成了之前的两个大时代，成为后来两千多年中华高级 大一统文明的文明基因总来源。 为什么会有这样极高的评价与看法呢？ 因为在我看来，中华之文明成型的年代，要早于国家；而最符合文明之不同本质、最能代表纯粹文明之非凡成就、且为整个中华与人类注入了强大文明之基因要素的，非西周文明莫属。甚至 这样说也不为过：正是因为有西周以及之前几代的文明探索，中华，才有了极为不同的文明根脉与基因，才可以直至今天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拥有“中国”与“中华文明”两个无比响亮 的名字。 中华文明堪称成型文明的历史是五千年（加上文明的摸索期当然要更长），于西周东周之际恰恰是一个前后两千多年的中分点。不仅时间节点很突出，更重要的是，无论从思想文化的飞跃上 、国家社会的成熟上、体系制度的建立上、疆域体量的规模上、多民族多元大一统格局的确立上等诸多重要方面，其都恰好显现了之前与之后的历史性大不同。 以“文明与国家”双重交错的大视野看，可以说，在西周及其周朝之前，无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还是中华特有的“家国国家”形态及其构建，都还没有成型，都还尚处于前期的摸 索准备之中。夏、商、包括西周东周，不仅还没有建立健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体制，就是对国家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诸侯邦国“、“天下共主”的层面上。 这其实意味着，直到周朝的以前各朝代、时期，后来意义上的“国家”形态发育不良；而有着第一第二时代积累的“文明”，上下八方独拥的“文明”一统天下之路径，却独领风骚、如日中 天。这是中华历史的一大特色，这是中华国历史上第一个、乃至唯一一个成型的“文明统一体”对其内部之“国家建构”形成压倒性优势的时期！-------这是一个文明取向最坚定、文明努力 最纯粹的高度文明或极致文明时期。 有人会问了，你一会说周朝是中级阶段的高峰，一会儿又说她是高度文明、极致文明，这是不是相互矛盾着的？ 其实，一点也不矛盾。首先，就当时的时空环境而言，周朝是一个颇具高度的文明。通常地，无论“国家”与“文明”，都是有着相对性的。而“文明”比之“国家”，其相对相参性要更大 、也表现的更加突出。举个例子：美国，现如今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主权国家；缅甸，也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虽然相较而言，两者差距是蛮大的，可当两国放在一起时，谁也不能说弱者 不是国家吧？而“文明”，就不同了。“文明”，自筑高地、自成华章，她直接与落后、蒙昧、或至少是同一时期的“非文明”、“不那么文明”相对而存在。当我们说一个指出某区域性共 同体是“文明体”时，其实也就等于在说其周边围绕着的是一些不怎么文明的普通集群或乏善可陈之人文“乱草丛”了。 所以，夏商周文明、尤其是西周文明，如果要是从我们整个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纵向看，特别是从今天的角度往后回望地看，那她们的确不上是最高级的；可如果从当时，尤其是从当时相 对独立隔绝、周边相对不文明社会居多的东亚时空格局看，她们则一个个都是相当高的、甚至最高的高峰。这是其一。 其二，除了文明相对于非文明的考察视角外，我更想强调与阐释的，是一种文明发展逻辑和学理上较能取得共识的评判方式，即：纯粹意义上的文明及所取得的文明化之成就，是不是达到了 其所能达到的极致。 文明，动态地看，就是一种不断文明化、最广泛“人文”意义上的“人文化”过程。当中华文明沿着人文开化、由里而外文明化的取向，于某个时期的某种情境下成就了自己的最高，且自此 以后至极必反地调转了头去另作别样的努力以后，此节点所达到的，便一定应是一个阶段、一种纯文明意义上的最高峰了。这个逻辑与说法，是不是可以成立呢？ 我们还是从西周来看。经历三皇五帝、夏商的文明化发展之积累，到了西周时期，其进一步地完善了井田制，极大地健全了宗法制，系统地实行了分封制，创造性地搞出了礼乐制。仅从“文 明”的超越野蛮蒙昧、开化天下人文的本义来讲，无论是前边两个有更多继承成分的体系制度，还是后面两个更具创造性、甚至人文想象力的体系制度，都标志着文明执念的深入人心与发展 高度。 尤其是，将一种各地域、各民族极其常见的礼敬习俗、乐舞形式，极尽所能地、上纲上线地推升为敬天地、定秩序、安邦治国的基本制度，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想想看，周人要是没有根深蒂固地遵行着一种文明化之道，他们要不是在内心达成了对升华文明的极致欲念，怎么可能会选定、并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去做极具文明诠释度和表现力的礼乐之 事呢？------这就像一个人，只有当他极其执念于一种理念理想的时候，他才会做出在别人眼里根本不敢去想、怎么看都如疯了般的事一样！ 所以，从这种逻辑与角度看，我认为西周之于文明，之于专心人本文明建设的人类集群而言，不仅国外历史上未曾有，就是在中华文明更加丰满发育的后期，也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最高峰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点，我才真理解孔大圣人为何对西周推崇备至、为何要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我也才在总体定位其为中级文明阶段同时，要强调其在纯粹文明意义上所具有的最高 地位。 三、家国文明时代（也即被我们东施效颦般地称之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那个漫长时期）。 这是一个国家前台崛起、文明退后支撑的二合一大一统时期（或许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总以国家的“大一统”遮蔽了更深厚的“文明大一统“），这是一个从文明理想日益走向家国、国家 现实的文明沉降时期，这是一个最终以几乎纯粹国家形态和建构对接西方近现代化主权民权国家的时期。这是单纯文明意义上的下坡衰减期，这是单纯国家意义上的走高成熟期，这是统一中 华文明国度意义上的二合一历史之高级阶段。从贯通历史未来的全程视野看，其既是一次对狭义和原有中华文明之道的偏离，却又是跨升到一个更大的格局范围去进行新拓展、新统合的必要 过程阶段。 礼乐崩坏、秩序坍塌了的春秋战国，迎来了思想学说的气象更新、百花竞放。而思想归思想，现实是现实。秦国的铁骑与强权，以大破大立的姿态，在新的开局伊始，便将昔日三代意义上的 “文明”狠狠地踩在了脚下。这其实好似一个隐喻与提醒：别总想着培育与构建人文教化之“文明”了，中华该走家国、国家强势一统的不同路了！ 虽然，我们文明的秉性与根基，不是谁想动摇、破除便能动摇、破除掉的；虽然，孔孟之道及其践行者也一再意欲重归西周克己复礼之文明道（其实，士人阶层或“士之组系”一直没有放弃 对文明的执念），可是，时代变了，历史发展的格局也不一样了。最明显的是，以法家为代表的致力于国家统治的一派，牵着儒释道各家各派，不能不接二连三地去与一个个国家权力的拥有 者同坐一个板凳。儒释道，虽说争来争去，其实历史地、客观地看，都毫无例外地都依附着、归顺了法统国家。道法为“骨”、儒释为“肉”，是一种这个时代最基本的格局与规律。“儒释 ”更偏重致力于之前“文明”本义上的“文明化”，“道法”则更符合文明与家国（国家）二合一之新格局下的“大一统”。儒学后来的成就，正是因其与国家统治者之治统法统合拍、合构 、甚至合体所实现的。 不过，最广义的人文化与先前纯粹的文明之道，在新的“文明与国家合构”时代无法脱离、无法不借助于国家；国家呢，同样也离不开文明、离不开早已成为我们民族身心一部分了的文明基 因。秦的迅速统一中国和瞬间轰然垮掉，宋的“唯文明”而国不保之趋向，是两个不同方向上的极端例子。它们共同告诉了世人这样一个必须兼顾两方二者的简单道理：只有强大强势、意志 执行力极统一坚定的国家而绝弃文明的哺育、支撑，断然行不通；只有仪态万方、人文高上的文明而没有强力强权国家作保障，也是万万不行的。不如此，要么是根基不稳、民众难聚、生命 力不济、有违自身天然本性，要么就是分崩离析、遭受入侵、国之不国、文明无托。这乃是中华文明国进入历史高级阶段后的一条不变大道。 由于不懂得这点，远离了这条大道，一个极端国家化而摒弃文明化的秦速亡了，一个极其陶醉于文明化的弱宋留下了太多无奈和惋惜。好在，更多的王朝还是懂的文明与家国的均衡合一的， 是故，雄汉、大唐，成为中华这段辉煌文明史的巅峰之作。 四、政党国家时代（辛亥革命后现代政党出现、并建立建设现代国家的时期）。 这个时代从推翻帝制、从解构文明之上层建构与理论话语体系（标志性的是废科举）开始。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种党派，其实都是以现代政党组织的形式，步入到执 掌或分享国家权利行列中来的。直到今天，我们尚处在这样一个几乎不再有大文明自觉、唯有现代西方主权国家之理路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新的偏颇开局时期，这是一个更大中西方文明融合 时期的开端阶段，这也是一个在本阶段内要探索重新找回自身文明之道并进一步拓展的变革重塑时期。这个时代，将与夏商周以来的两个时代几乎截然相反，她从强文明、走向强家国加辅以 文明，将会变为从强国家、走向兴文明并辅以新国度。 五、党国文明时代（复兴重构中华文明的时期）。 这是一个重新开启了文明复兴之道的较近未来时期，这是一个国家主动大力倡导、推动文明化进程却尚未系统建成新文明和取得举世公认核心领导地位的时期。这样的时代，应该是我之前所 谓的中华复兴重构阶段；这样的时代，相信在一二十年内便会到来；这样的时代，举目望去也只能在今日大陆的新中国孕育诞生！-------因为迄今为止，还看不到任何一个政党国家，比中国 更好地具备了中华大合之道的历史传承、“三流一统”的大格局、恢复中华主体性的强烈意愿、走往新文明的客观需求等多种现实历史条件。 六、人类中央文明时代（确立了人类新文明中央核心地位的中华顶峰期）。 这将是一个在复兴基础上走出新文明之道来的时期，这将是一个把中华合之道发扬光大到东西方和整个全人类的时期，这会是一个相当漫长艰辛、却也辉煌无比（中华民族为全人类做出最大 贡献）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华反倒有可能被掌握了中华之道精髓的其他文明体所超越；而最大的可能是，破除掉了民族、国家、地域、文化之藩篱的人类大多数，共同走出、携手推进一种 属于全人类的分合之道智慧新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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