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渭 行草书杜甫《秋兴八首》册页 高25.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书风的分期特点及成因
文/辜广生 图/阴山工作室
 徐渭《草书岑参诗轴》纸本 353cm×104cm 西泠印社藏 一、 青少年时期：孤傲与轻狂
徐渭的生母是徐渭的父亲第二个妻子苗氏的陪嫁丫头。徐渭出生百天后，父亲病故。苗氏因无生育，徐渭一直依苗氏而居。对嫡母苗氏，徐渭充满了感激，她是整个家庭的支柱，是他的衣食之源，不惜血本地教养他。但在徐渭10岁那年，因家道衰落，苗氏赶走了徐渭的生母和一批仆人，他对苗氏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徐渭在他晚年为自己所作的年谱《畸谱》里写道：“苗宜人渭百身莫报也。然是年似夺生我者，乃记忆耳。”这一年，嫡母把生母扫地出门了，这只是矛盾的总爆发，此前肯定发生过更多的事情，徐渭身处其中，袒护任何一方他都做不到。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一个幼小的心灵多半会变得善感起来，对身边的环境，这样的小孩也多半会比一般小孩有着更多的敏感。这种气质也直接培养和影响了徐渭的创作情感的丰富性。诚如徐渭一大解人袁宏道所说的，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堰、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的自然物相与徐渭相融相化而待其创作，既可放意千里，又能鬼语秋坟。
另一方面，徐渭从小就显露出的出众才华也让他获得了“自信”，甚至有些轻狂。他6岁时，“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8岁学作八股文，一天能写出几篇小文章，被老师称赞是神童。10岁时，还因在公堂上当场作《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得到山阴知县的赞扬；仿杨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被称为神童，绅士们又比之为刘晏、杨修。
浙江流传的一些关于徐渭的民间故事也反映出他儿时性格中的轻狂与玩世不恭。例如，“徐把一个正在洗澡的瞎子的衣服拿走了，他告诉瞎子说，他的名字叫‘都来看’，瞎子这么喊他，于是所有人都来嘲笑瞎子”“徐引诱某人吃一种食物。然后他又声称，这种食物有毒。他推荐屎当解药。于是那人不得不吃屎”。诸如此类的骗人、害人、让别人出丑以取乐的勾当可谓不胜枚举。
在众多的文献中，较少有徐渭少年时期的书法作品的描述。但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从这些诗文中，徐渭显露出来的过人的才华，与他内心的隐忍和玩世不恭的个性相交融，孕育了其书风的敏感、孤傲与轻狂。
 明 徐渭 《赋得夜雨剪春韭》行书 纸本 166x6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二、 中青年时期：狂放而激烈、奔放而怪异
当徐渭慢慢长大，明代也恰进入中后期，社会各阶层已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书法和绘画也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徐渭21岁结婚，后参加乡试失败，继而加入了一个文学圈子。这个小圈子就是后来被人称道的著名的“越中十子”。他们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大都性格狂放、不拘小节、放荡不羁。徐渭能加入这样的圈子，也符合他的个性特征——孤傲、轻狂。可能性格与爱好相近，在这几个人中，徐渭最佩服，也是走得最近的就是陈鹤。徐渭对于书法和绘画的兴趣与启蒙，以及早期的一些风格，与陈鹤有很大的关系。有人这样评价陈鹤：“为古诗文、骚赋、词曲、草书、图画，能尽效诸名家，间出己意，工赡绝伦。真书得晋人位置法，颇有韵，劲秀绝伦。草效狂素，亦枯硬，结构未密。又善画水墨花草，独出己意，最为超绝。”
随后，徐渭师从王畿和季本认真学习过一段时间的阳明心学。阳明心学中的心外无物、超俗即俗、知 行并进的新思维深深地打动着徐渭，在他的心底开始树立起一种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厌恶教条束缚的信念。徐渭的《论中》认为，“自上古以至今，圣人者不少矣，比多矣，自君四海，主亿兆、锁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他把“圣人”的范围扩大化，这实际是对道学文人为维护纲常而代圣人立言的猛烈抨击。
徐渭除学习王学左派思想外，后来又得禅宗高僧玉芝和尚的指教，这就是“既而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学。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虑而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它把顺应人的血肉之躯而全其自然天性作为人生的基本要义。徐渭终身追求适心任性，放情恣性，不为心违，不为性拘，以维护自己的天性。
徐渭在此期间多次参加科举，都以失败告终。也许，这与他对传统的反叛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32岁再赴乡试时，提学副使薛应旗在他的试卷上批云：“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
徐渭的书法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成家至跟随浙、闽总督胡宗宪20多年的时间里，徐渭先后在楷书、行书、草书等领域崭露头角。
他在《与萧先生书》中说：“渭素喜书小楷，颇学钟王，凡赠人必亲染墨。”徐渭自谓早年颇学钟王，可知他的楷书是很有根底和造诣的。今所知徐渭传世的楷书作品有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楷书致明公手札》和《小行楷白鹿赋轴》，其行笔结字，颇有钟繇小楷的遗意。
徐渭的行书取法米芾。他在《书米南宫墨迹》一跋中激动地说：“阅米南宫书多矣，萧散爽逸，无过此帖，辟之朔漠万马，骅骝独见。”没有广泛的研习，是不会作出“萧散爽逸”的恰切评述的，可见他对米芾的深悟透解。上海博物馆所藏徐渭《行书女芙馆十咏卷》、《拟鸢图手卷》为行楷书，用笔藏锋古穆，字形结体略扁，亦可见其楷法面目。徐渭之楷书不像唐人那样规整，字形、排列及章法等正是上承魏晋的。
至于徐渭的草书，亦是远宗晋人索靖，近学黄山谷、苏轼、米芾、祝允明等宋、明诸家。徐渭云：“吾学索靖书，虽梗概亦不得，然人并以章草视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素则超而仿篆。”一般人只注意索靖章草中的隶书笔意，徐渭则从他的章草中看出其有篆书意，是颇有独特见地的。徐渭学索靖草书，能体会兼融其篆意。至于徐渭草书和行书中时时有一种波形之笔，略有篆意，亦显然是学索靖章草而来的。同时，这个时期的徐渭对宋四家有过深刻的研究。他曾云：“黄山谷书如剑戟，构密是其所长，萧散是其所短。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似其人之潇洒，何耶？米南宫书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蔡书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劲净而匀，及其所长。”
徐渭对于明代的祝允明、张弼等也很推崇。他说：“祝京兆书，及今时第一。”他对祝允明的书法曾下工夫学习研究，其草书结体、用笔、以及章法明显可看出有祝允明的痕迹。徐渭曾论及张弼草书时云：“以余所谓东海翁，善学而天成者，世谓其似怀素，特举一节耳，岂真知翁者哉！余往年过南安，南安其出守地也，有《东山流觞处草》、《铁汉楼碑》皆翁遗墨，而书金莲寺中者十余壁，具数种法，皆臻神妙，近世名书所未尝有也。”张弼草书名重一代，徐渭对其观察研究的如此深入，这对徐渭的草书来说亦是深有影响的。
阳明心学与禅学中追求真性真我的思想，使徐渭能够在临摹各大家的基础上，结合自我的内心进行变通，通过书法来表现真实的自我感受，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风。他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说到：“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多矣，然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在徐渭的眼中，临摹作为师法前人的手段，“铢而较，寸而合”式的邯郸学步只能得古人皮相而已，真正的师法当是关注在技法背后所蕴藏的古人的真精神。徐渭强调识其本源与知古、辨古的一体互用，强调以变通的观念师法古人，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很显然，这个时期徐渭的草书虽狂并没有采用张旭、怀素式的为方便笔画的流走而采取的简约概括的结字方式，而是更多的保留了行书的结字方式。这样，一方面使每一个笔画不再需要为了纳入“旭、素”式流畅圆转的笔画体系而使自身具有某种压力，可以无顾忌地奔突挥洒；另一方面，会使他的每个字整体上都有一种滞涩感，每一笔在充分伸展的同时又不自觉地被纳入到一个无可奈何的淤绝的空间中。这两方面其实是一个相反相成的整体，是战斗着的双方，矛盾的统一体。其奇肆的用笔 必须要有一个相对滞涩的框架才能充分展示其烈度。
徐渭崇尚书法的骨力和雄放气势，精于对笔墨技法的掌握控制。袁宏道在《徐文长传》里称徐渭的书法是“确如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形象而中肯地道出徐渭不拘常规、放纵恣意的狂放风格。徐渭对书法艺术的体会在于，一是书写中运笔的重要性；二是论书法首在神韵，骨力是其根基；三是强调书法的风格贵在天成。
徐渭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恣媚跃出，不论书法而论书神。笔墨恣肆，满纸狼藉，可谓“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他自己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又曾在《题目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真乃是曲高和寡，知音难觅。
能够看出，青年时期的徐渭不同的修证途径最终都落在自性的明觉澄彻，人与物、人与事理的无隔无间，通融而化。而恰恰是这一明觉与通融，最终决定着人与艺的关系，决定着人是否能最大程度地在艺术上得以解脱，得以自在。再具体到书法，正是因为“明”，故作书情显意豁，极尽“变”则而自性不失。正是因为“通”，故人书一体，人法无间——人缘艺之形迹而显其直属，形迹因人而显其鲜活。愈能明觉通融，为艺为书也就愈解脱，愈自在。因此，徐渭在心性最高层境的修为正显示了其书法得以超拔绝尘的“心源”所在。
 徐渭 《墨葡萄》 轴 纸本浙江省博物馆藏 三、晚年：可爱而傲岸、豪放而浪漫
稳定的门客幕僚生活的结束，是徐渭生活与书风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宪被罢职，总督府解散，徐渭赋闲回家。但因担心受胡宗宪案件牵连入狱，徐渭精神高度紧张抑郁以至神经错乱，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几年间，徐渭曾数次自杀未死。次年，由于病情复发，徐渭怀疑其妻子张氏不贞而将其杀死，因而入狱。在许多朋友的暗中帮助下，他在度过一段糟糕的牢狱生活之后，终于可以在监狱里读书、写字了。但几年来一连串严酷的打击，加上他内心深处童年的隐忍，使他的性格变得阴沉而狂燥。
《绍兴府志》载：徐渭“素工书，既在缧绁（狱），益以此遣日。于古书法多所控绎其要领。主用笔，大率归米之说；工行草，真有快马斫阵之势”。米芾自称其书“刷字”，而所谓“刷”则多含非理性，这一点上与徐渭的理想是一致的。徐渭的草书中深厚的非理性因素和狂逸特色，正是承于米匝的“刷字”特色。
一天午后，狱卒到徐渭的监仓外巡视，看见他赤身弓着背伏在地上，拿着一枝笔全神贯注地在比划，动作又异常的古怪。狱卒在惊诧中感到将会有大事发生，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他。只见徐渭的全身随着笔意运动，时而舒缓、时而紧张，屏息片刻后又突然狂叫一声，做出如野马狂奔的姿态，背上的肌肉起伏颤抖，汗似雨下。狱卒认定这是徐渭的精神病又发作了，赶紧上前打开牢门将他拉了起来。当一幅完美的狂草书法作品惊现于两人脚下时，一个崭新的狂草书风的徐渭诞生了！
这个时期的徐渭，狂草书风有一大特点，就是“狠”。看他的用笔正如看一场战斗，笔画大范围的挥运摆动，犹如战场上杀红了眼的人挥舞刀剑互相砍杀。徐渭曾这样描述他的执笔、运笔：“手之运笔是形，书之点画是影，准之刀戟矛矢之中人，必如何把握摐掷，而后中人之身也有如何之伤痕，钝则不入，缓则不中，遢散则不决不裂。”他要通过手对笔的挥运达到刀劈斧砍的效果，要“中人、伤人、决人、裂人”。这较之前人“锥画沙”、“快刀斩蒲苇”等比喻用笔力透纸背、痛快淋漓的说法更为狠鸷切齿。我们看他的《应制咏墨》等大草作品确实比“旭、素”的草书更多了一种鱼死网破、金石俱焚的狠劲。徐渭极大地强调笔势，笔画放纵挥洒到极至，如《春雨诗卷》中的“城南画角”之“南画”二字纵笔盘旋，似龙卷风起，让人心惊。他还大幅度地加强提按的力度，如《应制咏剑》之“山”字的竖折，承第一笔点后提起。然后，猛然按下，往左下直行。之后，再向右上折起，结尾处戛然提起，如斩钉截铁、壮士断臂。他的狂草书也是向自由状态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他那种彻底、充分地用书法表达内心情感世界的企图，是许多书法家的终极理想。他的狂草此时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可以说狂到了极致，甚至给狂草书法画上了一个句号。
 徐渭草书《杜甫怀西郭茅舍诗轴》纸本 189.5×60.3cm 上海博物馆藏 万历元年（1573）,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徐渭也得以在度过了7年的牢狱之灾后恢复了自由。此时的徐渭，被撤消了秀才的功名，心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的书风由年轻时热中功名屡败屡试，为了生活而听任胡宗宪使用，同时又以自己的学识傲视他人的“狂妄”，变成了一种彻底成了平民之后，淡泊名利“法乎自然”的“刚直狂怪”。尤其是他的“平民”身份与救命恩人兼好友——身为“京官”的张元忭发生冲突而闹翻之后，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0年的贫困交加的岁月里，他特别厌恶权贵与富商，也曾风趣地自嘲是“数点梅花换米翁”。甚至经常“佯狂”。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中这样写道：“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距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之饮。或自持斧击破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椎椎其两耳，然入寸余，竟不得死。”
他晚年的天真洒脱和可爱的平民性格，以及沉淀在他心中不可灭失的傲岸之气，促使他的书风已然上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达到了“无法无天”的自由状态，因此显得格外地不同凡响。此种非描典摹古、矫揉造作的书风，深深影响了其后数百年的书画家。
徐渭的过人之处在于对水墨的大胆运用，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他对墨色浓淡燥润的把握是精绝的，他总结了古人的墨法，并敢于大胆开拓，尝试了古人不敢企及的方法，打破了古人的度，拓展了古人的用墨空间，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徐渭的墨法为明代浪漫主义书风在墨色运用方面树起了榜样，也给今天的书画家以很大的启发。
徐渭的晚年，是精品叠出的收获季节。这其中有《墨花图卷》、《蔷薇芭蕉梅花图》、《花卉杂画卷》、《泼墨十二段卷》等。他的晚年作品，是在经历了人生百味之后的“真身”的再现。徐渭从幕客到狱囚，再到晚年的贫困交加，他的一生不断偏离着人生理想的航向。因此，其内心深处的伤痛也在一步步加深。这些，在他的诗、书、画中都有着十分强烈的反映。
 徐渭 草书题画诗 纸本中国美术馆藏 袁宏道说徐渭的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甚至称赞徐渭的书法造诣在大书法家王宠和文徵明之上，徐渭的书法作品表现性强，非理智的智慧达到了最高层次，令观者血脉骤然紧张，精神极度亢奋。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笔墨瓷肆，满纸飞奔一般。在祝枝山去世后的明朝书坛上，徐渭的书法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亮点。
纵观徐渭的书法，始终贯穿着生命的反省与个性的表达，其书法与书学思想是水乳交融的，从其书风上看，是反规矩但并不反传统，反单纯的模拟而不反对向古人学习，是纯真本色与任诞性情的融合。项穆《书法雅言》中论书法的“形质”关系时，认为“人之所禀，上下不齐，性赋相同，气质多异，不过曰中行，曰狂，曰狷而已”。如果以项穆的标准来衡量书家与书风，那么毫无疑问，徐渭则非“狂”莫属了。
总之，由于徐渭独特的童年生活，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为以后书风的形成埋下了伏笔。才华横溢而又屡试不中，使他承受着炼狱般的心灵痛苦。他极度可望自由却又不得不数次寄人篱下，忍受着无法摆脱的捆绑与束缚。再加上他本人儒、道、释、剧、侠等多种思想兼而有之以及不幸的人生，造就了他狂怪而浪漫的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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