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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岁尾，国际油价下跌引发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震惊全球。而在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2014年12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低调举行。会议强调了当前能源政策的大方向，是鼓励新型清洁能源的发展、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保障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供应安全。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则包括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等方面的“革命”、加强国际合作。这些举措无疑值得肯定，但是，更为紧迫的是，中国在享受低油价福利之时，更应抓住窗口机会深化国企改革，加速产业升级，扶持新能源发展。 2014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腰斩”。对于中国来说，低油价带来了降低生产成本、提振消费等直接益处。更应看到，其对中国改革发展有危亦有机，利用得好或可成为改革杠杆。高油价时代掩盖的国企运营效率和投资浪费问题，将在低油价时代渐次暴露。然而，低油价也会拉低新能源投资者的回报预期，对于改善能源结构造成不利影响，这需要决策层有更完善的政策设计。 须知进入“新常态”的不仅是中国经济，也是国际石油市场。油价下挫很可能不是短暂的脉动，而是长期的调整。从供给方看，非欧佩克产油国的成长早已削弱了欧佩克这一卡特尔组织的价格控制能力，特别是美国压裂法开采页岩油、页岩气的技术革命为扩大供给开辟了一条新路。在需求方，世界经济走势亦是油价下跌的原因。国际油价自2003年以来的起伏，恰与世界经济一轮周期相重叠。在可预见的将来，虽不排除地缘政治危机等短期因素刺激油价上扬，但究其深层，国际油市很可能已经转入买方市场。低油价阶段能持续多久，取决于世界经济下一增长点出现的时机、新增长点对能源的依赖度，更取决于届时国际石油生产格局调整的结果。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4年11月27日，奥地利维也纳，欧佩克官员们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达成减产方案，以提振石油价格。。） 大局调整之际，中国不应消极待变，而应有所作为。 首先要加快能源领域垄断行业的改革。石油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不足20%，但过去近20年来，以油价看涨、石油进口依存度升高为背景，石油一直在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为保障石油供给安全而不吝投入，成为许多产业、外交决策的基调。石油行业获得巨大政经势力，也成为腐败重灾区。在新一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改革中，石油石化行业应作为重点，由“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迈进，并切实推进混合所有制。 就石油石化行业内部而言，国内的下游石化产业本已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为避免被淘汰，更有地方炼化企业猛增规模，产能闲置进一步恶化。原油价格下跌，本应有利于下游炼化降低成本扩大生产，但是，上游原油进口权垄断局面难破，令价格传导机制不畅，终端消费者难以收获低价福利。因此，上下游产业改革应加快脚步，一则上游原油开采利润变薄，更需通过引入竞争促进优胜劣汰；二则下游炼化亟须市场化整合，需排除上游垄断因素的钳制干扰。 其次，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的步伐不应放慢。过往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改革步骤是先放开新能源领域，鼓励投资者进入。但是，在低油价时代，页岩气等领域的投资回报变得更不可靠。若未来仍延续既有思路，能源领域的改革将裹足不前。中国迫切希望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对于构建中国生态文明意义重大，但是，这一任务在低油价时代会面临重大考验。最突出的问题便是财政压力。补贴之外，还应当为新能源发展提供稳定持续有效的系统性设计，否则只会带来投资浪费，风电和光伏当引为前车之鉴。 第三，应提升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全球石油生产面临产能过剩之虞，已经“走出去”的中国油企要提高国际竞争力，需做稳健的投资决策。据国际能源署统计，截至2013年底，以“三桶油”为主导的中国油企已在42个国家拥有石油天然气生产资产，海外石油日产量达到210万桶，相当于中国国内消费量的近一半。如今，这些海外资产回报率不免受损。低油价时代，油企在海外的精力应从外在扩张转向内在的精细化管理。全球石油资产可能出现“贱卖”机会，此时更应抵挡“抄底”诱惑，谨慎识别真正对战略布局、技术与管理进步有利的项目，择精而投。 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落入所谓“资源诅咒”。其实，若政治经济体制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也易被资源所绑定，政策随市场行情摇摆，而能源集团在国内坐大。这是另一种“资源诅咒”。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极限。中国如何应对此轮油价下跌，意义远超能源领域，而关乎国有资本改革，关乎可持续发展，关乎生态文明建设。一揽子改革可借此发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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