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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简述 解读这五通碑，可以发现许多不但今人不知、而且地方史志亦未见载的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对于研究徐州古代商业史、城建史、移民史、宗教史、风俗史等，都有重要价值。粗读一过，发现颇多，择其大端，胪列如下： 其一，徐州云龙山东麓山西会馆之建，始于清初，当不迟于康熙四年（1665）；此后，历经乾隆七年（1742）、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四十五年（1780）、道光三年（1823）、光绪十三年（1887）多次修复、扩增、重建，始有二十世纪之面目。 上为徐州山西会馆建馆史梗概，而实际情况则稍有曲折。据光绪十三年《重修山西会馆记》（即：碑五）载：徐州“商贾云屯，会馆林立，然徐之人以老会馆称者，则惟云龙山畔之山西会馆焉。始建于国朝康熙间，奉关圣帝君、金龙大王、火德星君、财福二神、相山显□王、灵官诸神像。” “碑五”揭示了如下历史事实：（1）徐州曾经“会馆林立”；（2）山西会馆于诸会馆中最大、最老，故名“老会馆”；（3）“老会馆”始建于康熙年间；（4）“老会馆”内供奉众多神灵。（5）“老会馆”乃山西同乡（山右诸君）捐资重修。 但“碑五”也留下了历史的“疑点”，此即“山西会馆”何以供奉“相山显□王、灵官诸神像”？据“碑一”《扩修相山祠记》载：“云龙山之东北，旧有相山神祠”，“香火之繁，祷祝之众，阅千百年莫知其始。”这就存在一种可能：作为“老会馆”的“山西会馆”，是否由原“山西会馆”与“相山神祠”合并而成呢？勘比“碑一”：《扩修相山祠记》、 “碑三”：《 创修五灵尊神碑记》，上述“可能”变成了“事实”。 《扩修相山祠记》载：康熙四年，晋商牛孟阳与其友徐某，对破败的相山神祠“力新之”。因赖山西人捐修，故“相山神祠”渐成山西人集聚之所而有了“会馆”功能。八十余年后，即到了乾隆七年，相山祠“渐至倾猗”，所以又有山西商人刘国忠、孙仁麟、李纯儒、景文炳等“约其友之贾于彭者凡二十余人”，并报经郡府领导批准，对相山祠“更拓而广焉”。除修复山门、大殿外，还“增南北楼各三楹、庑四楹，又南楼三楹、东楼七楹”。殿庑既广，功能益增，“晋之诸君子当岁时伏腊，集其同乡，觞酒相乐，以寄其故土之思□桑梓之好，而彭之民庶，复以时会集贸易”，其地亦由“颓败零落之墟，改而为熙攘繁盛之境”，“巍峩壮丽，为一郡之胜地”。这一时段，“相山祠”虽无“会馆”之名，却已有“会馆”之实。 康、乾间两次重修“相山祠”，无一不是山西商人的义举。而于此同时，山西商人亦在“相山祠”旁建起了“山西会馆”。佐证见“碑三”：《 创修五灵尊神碑记》。此记载：“徐州之南，出郊里许，有云龙山焉……龙脉蜿蜒，实为邑之胜地。西商来铜贸易者，即于山下修造会馆公所。”关于建造会馆的准确纪年，此碑未注。但它却记载了“重修会馆”的时段：“乾隆十九年（1754）公议捐资七十二千”，“（乾隆）三十六年，重修会馆”，“（乾隆）四十五年六月，起塑五圣尊神于龛，六阅月而其工告成”，“并于会馆之外相山庙，装塑神像金□及灵□法像，均于十二月初九日告竣”。 重修会馆、起塑五圣尊神而与装塑相山庙神像同步施工，这就证明“会馆之外相山庙”与会馆或仅一墙之隔。 此后的趋势肯定是“山西会馆”日益扩大，“相山庙” 日益缩小，故到了道光三年再一次重修山西会馆时，“相山庙”遂不再被提及。对此，“碑四”：《重修山西会馆碑记》还有一段若明若暗、言之成理的解释：“殿宇之设，所以安神灵也；会馆之修，所以敦桑梓也。桑梓敦而神灵之祀崇，神灵安而桑梓之谊愈笃，二者不相妨而实相须也。”“相须”的结果，是“相山祠”完全融入了“山西会馆”；“山西会馆”亦真正完成了它的“馆庙合一”。“馆”还是“会馆”；“庙”则是将“五灵尊神”── 关圣帝君、金龙大王、火德星君、财神、福神之“庙”与“相山神”、“灵官诸神”── 伏魔帝君、祝融、河伯及增福司神之“庙”合二为一、做到了十神共祀。关于“相山祠”融入“山西会馆”的时间，鉴于“碑四”即“道光碑”中已不再提及，所以判定当不迟于嘉庆年间（1796～1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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