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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代表人物、著作及基本思想 一般说来，任何军事思想的产生都是该社会政治、经济在军事领域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的激烈变革，封建制替了奴隶制；伴随武器的进步、战争方式的改革，以及封建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造就并产生下一大批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他们从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垂篇著录，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应运而生，繁盛了军事艺苑，出现了一个兵家荟萃，群星璀璨的兵法盛世。 一、主要军事人物及其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一大批战功显赫的名将，其中最著名的有孙武，吴起、孙膑、范蠡、司马穰苴、尉缭、赵武灵王等。真是名将如林，群星灿烂。在这众多的名将之中，有的留下了传世之作，有的尽管没有军事论著传世，但他们导演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同样为军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材料，作出了贡献。其中最璀灿夺目的军事明星当推大军事家孙武。 孙武（生卒年月不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是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也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杰出奠基入。他出身于齐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后因故浪亡江南，经伍子肯举荐而效力于吴王阖闾。《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名显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孙武在军事上的贡献非常突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治军有方。孙武带着他的兵法晋见吴王阖闾时，在宫中以美女编队演练阵法，反映出严格治军的思想。孙武把宫中女180人编为两队，用吴王宠爱的妃子二人为两队的队长，并令所有的人都拿着戟。下令说：“你们知道你们的心背和左右手吗大家回答说；“知道。”孙武说：“向前，就看所对方向；向左，左手方向；向右看右手方向：向后，就看背的方向”。大家答“是”。然后，孙武给她们规定动作，宣布纪律，并三令五申。开始训练击鼓发令向左。宫女们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孙武说：“规定不明确，约令不熟悉，这是将帅的罪过。”再次申明规定，击发令向左，宫女们又大笑。孙武说：“规定不明确，约令不熟悉那是将帅的罪过；既然已经再三反复说明了，仍然不执行命令，那就是下级的罪过了。”于是下令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看见要杀自己宠爱的妃子，大为惊骇。急忙传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善兵了，我离开这两个妃子连饭也吃不下，希望不要杀她们。”孙武说：“臣既然已经受命为将，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便杀了两个队长示众。用另两名为队长。重新击鼓发令，宫女们左右前后跪起，都合乎规定和要求，没有再敢出声的。孙武派人报告吴王说：“队伍已经训练整齐，王可以下来看看，任凭王想怎样用它，虽赴场蹈火也可以。”吴王说：“将军结束训练回馆舍去吧！我不愿下去看了。“孙武说：“王只是爱好兵法的词句，并不能实际使用它。”阖闾从此了解孙武会用兵，终于用他为将。 第二，战绩辉煌。在破楚入郢之战中，以疲敌误敌，乘隙远袭而驰名。当时吴国已摆脱依附于西边强楚的属国地位，开始楚国抗衡争霸。孙武首先采取扰楚、疲楚的方针，把吴国军队成三个部分，轮番袭扰楚国，“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使楚国队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吴国军队则从中得利。从周敬王九年（公元前511年）到十一年（公元前509年），吴军相继占领楚国的六（今安徽六安县境）、潜（安徽霍山县北）和居巢（今安徽六安县东北）等地。这样袭扰六年之后，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的夏季，孙武、伍子胥随同吴王以援救蔡国（今河南新蔡一带）为名。率领吴国军队，乘坐战车，沿淮水溯江而上，在蔡、唐两个小国军队的协助下，发起了对楚国的大举进攻。楚国令尹囊瓦率领的楚军不得不放弃对蔡国的围攻，集结到汉水设防。同时楚国左司马沈尹戌也率部到汉水增援。使楚国总兵力达到20万。面对楚军优势兵力的坚固防御，孙武突然改变了沿淮水进军的路线，亲自率领3万主力军舍船登陆，经豫章（今安徽西部淮河以南）地区，直插楚军纵深，转战在小别山、大别山一带，引诱楚军出击。楚军自恃兵多地热，决计分兵夹击，沈尹戎率军经方城（今河南方城县北）抄袭吴军背后，囊瓦率军渡过汉水直扑山区攻击吴军前锋，孙武见敌人上钩，立即集中全力，先打囊瓦的军队。在大别山一带三战三捷，迫使囊瓦退守柏举（今湖北麻城县境）。十一月十九日，在柏举决战中，孙武指挥吴军突入楚军营地，发起全面进攻，歼灭了囊瓦主力。随后又集中兵力在雍澨（今湖北京山县西）歼灭了回援的沈尹戌主力。乘敌人失去统帅、全面崩溃之机，孙武命令吴军勇猛追击，11天中行军700里，五战五胜，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占领了楚国的国都郢。楚昭王仓皇出逃。后来迁都到鄀（今湖北宜城县东南）。这次西破强楚的胜利，不愧是孙武辉煌的一战。 第三，兵法传世。孙武不仅有战功卓著的军事实践，而且有博大精深的军事理论。他所著的兵法13篇完整的流传下来，后人将其定名为《孙子兵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家圣典，也是世界上久享盛誉的一部军事名著。它全面总结了春秋时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分析、论述了许多作战原理，提出了军事上许多杰出的命题，揭示了认识和指导战争的普遍性规律，内容丰赡，认识精辟，不仅对当时的战争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还深远影响了后世乃至当今的军事思想。古往令来，中外的许多军事都把《孙子兵法》视为不朽的军事论著而加以研究，并把孙武看成是军事学的开山鼻祖而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吴起（？一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民（今山东省曹县西北人）。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出身于富有家庭，勤奋学习，后弃文习武，精通韬略。曾在鲁国做到将军，又在魏国为西河守（西河的军政长官，西河即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以后又到楚国，辅佐楚悼王变法，任楚令尹（宰相），悼王死后，遭到旧贵族的残酷杀害。 吴起是一代将才。久经沙场，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卓越军事指挥才能。公元前412年，鲁国遭到齐军进攻，吴起被任命将军。面对强敌，他采用避其锋芒的战术，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麻痹敌人。然后乘其懈怠，率领精锐之师，一举击溃齐军。以后，吴起离鲁去魏，任魏国将军。公元前409、408年。吴起两度率师讨秦，一连攻下五座城池，夺回西河地区。接着，又乘胜进军，灭中山国。因战功卓著，受命镇守西河。在以后的二十三年里，起“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使魏国的势力得到发展。先后“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吴起兵法·图国第一》）。在楚国担任令尹期间，吴起亦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辉煌的战绩。 吴起在担任楚国令尹间，还进行了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他的改革中心，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限制旧贵族的特权，裁减冗员，削减疏远公族的俸禄，用以建设军队，“要在强兵”。经过吴起变法。楚国日渐富强起来。但是，吴起变法，主张废除贵族特权，强令他们去垦荒，必然惹起贵族的忌恨，楚悼王一死，贵族们立即反扑，用箭射杀吴起。 吴起治军严谨，能和士卒同甘共苦，他善于用兵，和孙武称“孙吴”。他在魏国创建劲旅“武卒”，天下无敌。 吴起着有《吴起兵法》四十八篇，其书与《孙子兵法》并称，是一部很有影响的兵书，在战国时“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司马迁曾高度评价吴起的军事业绩，将其与孙武并列，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汉代，《吴起兵法》成为武将攻修的主要课程。宋朝元丰年间（1078－－1085年），被朝廷定为《武经七书》之一，是武科的主要教材。近代，粱启超评论说：“吴起为我国第一流名将。”吴起兵书也为世界军事界所重视。有英、日、法、俄等语的译本。 孙膑（生卒年月不详），战国中期齐国人，著名军事家。孙武后裔。约活动于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20年。相传他曾与庞涓同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孙膑谦虚好学，刻苦钻研，才智过人，精通《孙子兵法》。后来，庞涓为魏惠王将军。嫉贤妒能，自知才干不及孙膑。恐孙膑日后胜过自己，便设法诱骗孙膑至魏国，借故施以膑刑割去膝盖骨，故称孙膑。 孙膑被处以膑刑之后，并未消沉。当齐国的一位使臣来到魏国时，他偷偷前去游说，终于被这位使臣藏在车中带回齐国，得到齐将田忌的器重。在一次田忌跟齐威王和王族们赛马的时候，孙膑教田忌用下等马跟他们的上等马比赛，用上等马跟他们的中等马比赛，用中等马跟他们的下等马比赛，结果一负二胜赢得了齐王的干金赌注。田忌借此把孙胺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重用孙膑为军师。 孙膑在军事实践中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屡获胜利。其中最著名的是指挥齐军两次大破魏军。一次是公元前353年齐魏争雄的桂陵之战，孙膑在作战中，运用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原则，刨造了军事史上一个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法，打了一场有计划的截击战，使庞涓的军队一败涂地。这个战例千古流传成为军事上调动敌军就范于我的一种重要战法，被古往今来兵家所推崇并加以效法。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齐国援韩攻魏的马陵之战中，孙膑采用减灶示弱，诱敌深入之计，设伏围歼魏军，迫庞涓自杀，齐军两次大败魏军，致使魏国国势日趋衰落，齐国声威大震，为当时的强国之一，孙膑也由此名显天下。 孙膑不仅在作战指挥实践中创造了诸多军事史上的著名战法而为后世提供了典范，而且他还认真从事军事理论的研究。关于孙膑所著兵法之书，很早就有著录，《汉书·艺文志》云：“《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其后失传。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经过整理、注释、编纂为《孙髌兵法》。竹简共364枚，11000余字，分上、下两编，15篇。《孙胺兵法》继承了孙武等人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中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上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孙膑兵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为封建统一战争提供了有效的军事理论武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内容。竹简《孙膑兵法》出土后，随即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 范蠡（生卒年月不详），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军事谋略家、政治家。 为了联越抗吴，减轻吴国对楚国的压力，楚国派范蠡出使越国，因范蠡很有才能，受到越王勾践的重用，一直留在越国。 范蠡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军事谋略人才。勾践灭吴以弱剩强。范蠡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主张抓住战机，不打无把握之仗；善于吸取敌我双方的历史教训，不让敌人死灰复燃，留有后患，他强调强盛时应戒骄，衰弱时要图治，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谋士。 公元前494年，越国在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被吴国打败，勾践后悔不听范蠡之言，因此向范蠡请教。范蠡提出了暂时屈辱求和的政策，先求和，然后再谋求兴国。 勾践战败后的第七年，勾践见吴国百姓困苦，想出兵报仇，范蠡认为时机不到。又过一年，吴王夫差听信谗言，赐剑让大臣伍子胥自尽。勾践看到时机已到，而范蠡却说：“人事至矣，天未应也”。让勾践耐心等待。公元前482年，夫差想称霸中原。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夫差带走了吴国的三万精兵，只留太子友率领老弱兵卒一万人驻守都城姑苏。范蠡认为攻吴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和勾践一起率领越军分两路进兵；直袭姑苏。吴军大败。夫差向越求和，勾践估计自己力量不足以灭吴，答应了求和。 公元前478年，勾践又进攻吴国。这次越国经过l0年恢复，国力强盛。所以此次交战，越军在笠泽（水名，今苏州南）歼灭了吴军主力，并围困姑苏达三年之久。之后吴师自溃，夫差退守苏台（今苏州姑苏山上），派人求和。勾践不忍心杀夫差，想答应求和。范蠡劝阻说：“过去吴国不灭亡越国。因此今天会失败，这个教训刚过去不久。现在君王不当机立断，大概已经忘了退守会稽山一事吧？”勾践听后未敢答应求和。以后又有几次吴使求和，勾践几次动摇，都被范蠡劝阻，最后一次，范蠡直接辞退了吴使者，并没有报告越王就率兵进攻姑苏，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封范蠡为上将军。范蠡认为越王勾践可以共患难，但不可以共处乐。因此请求辞去，越王不许，范蠡坚持出走不返。后改姓经商。 司马穰苴（生卒年月不详），春秋时齐国大夫。因任司马之官，所以称司马穰苴，是春秋末期军事家。 司马穰苴通兵法，善于用兵。在他率兵抵御燕、晋入侵时，杀监军，震三军，一扫齐军过去的麻痹风气，军容大振，战斗力大大提高。作战中，他关心部队，亲自安排部队的食宿，亲自慰问有病的士卒。他又将自己的食品拿出来与士卒分享。和大家同甘共苦。这样，将士们都愿意为他效力，就连那些生病的士卒也纷纷要求参加战斗，杀敌立功。晋、燕之军感到齐军锐不可当，不战而退。于是穰苴率军乘胜猛追，收复下被占的全部国土，胜利返师。齐景公拜穰苴为大司马，掌管全国军事。 《司马法》原是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的古司马兵法。也把穰苴的兵法附在里面，所以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因此，《司马法》中也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这本书成书于战国中期，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制度和战争经验，论述了古代的战争准备、战争指导、战场指挥、兵种部署、兵器配备，天时地利的选择、间谍的使用、军人心理以及治军等问题。它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尉缭（生卒年月不详），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入秦游说，被秦王政（即后的秦始皇）任命为国尉，所以称尉缭。是战国后期军事家。 他帮助秦王出谋划策，主张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打乱了六国的部署，从而统一了中国。 《尉绦子》是尉缭的著作。《尉燎子》现存24篇，万余字，内容涉及战争观、冶军、用谋、具体战术等方面，论述颇精辟，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也很有价值。 赵武灵王（？——前295年），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尤其以改革军事，提高和加强国防力量，使赵国一度成为军事强国而著称，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享有较高的地位。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此时适逢战国中期诸侯各国逐鹿中原，进行剧烈的兼并战争之际。当时赵国虽经赵武王先辈的苦心经营。国力不小，但与其他诸国相比，仍属弱国。所以屡遭强国欺凌，败于秦、齐等强国的兵马之下。在北方、东方的大部边界又与胡人部族相邻。当时胡人身着短衣、长裤、腰束皮带，脚蹬皮靴，善于骑马射箭，且行止灵活。进退神速。这对赵国边境地区造成巨大的危害。在这严峻现实面前，这位年轻而又有远大抱负的君主深深地感到，要使赵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被其他强国所吞并，并日益强盛起来，就不能因循守旧，照老样子下去。为此。赵武灵王决心对传统的服装，笨重的盔甲进行改革。 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开始向胡人学习，实行“胡服骑射”，即改穿胡人式的服装，采用骑兵作战的方式。他力排干扰，率先改装，使全国很快统一起来。在全面改穿胡服之后，他又招集一大批骑射之士，并亲自指挥，以此取代了传统的车兵而成为赵军主力。 改革之后，赵国很快改变了原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以后，不但打败了过去时常骚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还向北方开拓了上千里疆域。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时，赵国已跃为“七雄”中的强国之一了。 另外，赵武灵王的改革，在服装上成了汉民族服装款式的一部分，并被长期沿用下来。骑兵也很快得到发展，成为后来封建国家军队中的一个重要兵种。这是赵武灵王对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重大贡献。 二、代表著作及其基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学术十分活跃，不但军事家谈兵，政治家、外交家、各种流派的思想家也都研究军事。所以，大量的军事著作应运而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得一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不论182家。还是后定的35家，春秋战国时代占大多数。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新兴地主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孙子》就产生在这个时期。其他影响较大的兵书还有《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鶡冠子》、《六韬》、《卫鞅兵法》等，其中有些兵法早已失传，只有存目。被宋朝列为《武经七书》的七部兵学经典著作，就有五部产生在这个时期，即《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六韬》、《司马法》。除了兵家专门的军事论著外，在儒、墨、道、法、阴阳、杂等各学派的论著中。也含有大量军事问题的论述，有些篇章则是军事专论。儒家代表著作《论语》《孟子》、《苟子》无一不论及军事，现存《墨子》五十三篇至少有十四篇是军事论著；道家的《老子》）、《经法》、《文子》也有军事专论，其中《老子》全篇贯穿军事辩证法思想，早在唐代就有人把它看成兵书；法家的《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积极鼓励农战，系统地记载了他们的军事理论观点；杂家的《吕氏春秋》《国语》，《战国策》等，也有军事论述。总之，各种史传中记载军事活动的内容十分丰富，“史传浩穰，兵事居半”。所有这些，成了我国军事学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兵书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仅就其中最有影响的几部作一简要介绍： （一）《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十三篇，共约6000余字，文字通畅达练，内容博大精深，探理细微，词约义丰，结构严谨，逻辑缜密，为历代兵家奉为宗师。明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遣孙子。”一语道出了《孙子兵法》在两千年封建社会军事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孙子兵法》十三篇阐明了作者对待战争的基本看法，详述了任将“治兵”思想，战略战术原则等。全书充溢着兵家唯物辨证法思想。综合起来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战争的基本看法 《孙子》对战争的基本看法是广泛的，也是十分深刻的。它是《孙子》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归纳起来有五点： （1）兵者，国之大事。孙武开宗明义，首先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这里的“兵”是指战争，“察”是指考察研究。孙武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利害出发，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认真研究。因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在战争问题上，孙武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逢世于干戈扰攘的春秋时期，自幼又洗礼于卿大夫门庭，陶冶了武士家风，耳濡目染，腹饱战戎之事。他目睹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争现实，使他对战争问题逐渐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春秋初、中期，人们尚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作为“国之大事”之首，次之才是战争。然而到了春秋末年，孙武一反前说，把战争列为“国之大事”，抛弃了崇尚鬼神一类的祭祀，不能不说这是历史上一大进步，是对人类进一步认识战争本质的一大贡献。尤其他睿智地把战争同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升华到理论上去认识，是在人类军事史、战争史和军事思想上开启战争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第一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手段的第一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5页）。孙武也正是在久远深厚的战争实践基础上成为总结出战争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集大成者。 （2）“道”是战争制胜的首要因素。战争制胜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但是，在宏观战争诸因素中，必有一方面因素是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孙武在论到战争制胜时，举出五个条件：“道、天、地、将、法”。什么是“道”？孙武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作为直接全面反映春秋时期思想观念的《左传》对“道”的解释是：忠信于民，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中，修正而亲兄弟之国，君食不二味，上下同劳逸，帅出有名，民无怨谤之言，此为有道之君。显然孙武的“道”是指政治而言。“天”讲的是“天时”；“地”指的是“地利”；“将”指的将帅；“法”指的是法规制度。孙武把道、天、将，法称为五事，并在此“五事”基础上权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土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兵法·计篇，》）（曹操注为“七计”）以探求战争胜负可能性。但是应该指出，孙武提出的“五事”，“七计”，却始终以“道”贯之，把“道”放在首位，这就自然而然地触及到战争带根本性的问题，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后来乃至更不加“掩饰”，明白无疑地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孙子兵法形篇》）。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修明政治，建立起与政治相适应的法制，这是关系到胜负的根本原则。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商鞅也有同样的观点，商鞅指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叛）其上，则兵弱矣”（《汉书·艺文志·商君书》）。孟子说的就更为直接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衅（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孙武能够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发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且政治尤为战争制胜之本，这种高明的见解，超出了同时代的人。尽管他尚不能从理论上彻底揭示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不会认识到战争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但他已经直观地看到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这一重要的思想发现，具有普遍性意义，历百代而不衰。 （3）举师十万，日赞千金。孙武在论述“道”是制胜首要因素的同时，还特别对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做了充分的肯定和通俗的说明。他在《作战》篇中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转捷的战车）千驷，革车（重车，泛指辎重车）千乘，带甲（穿戴盔甲的士卒，这里指军队）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武把“十万之师”的一次军事行动的费用算得清清楚楚，需要“日费千金”这就形象生动地阐明进行战争必须具备充足的物质条件，否则，“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兵法·军争》）。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而且是经济的竞赛。经济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孙武从经济入手研究并论述战争，是他认识战争问题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留心于历史上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公元前635年冬，晋文公攻打小国原国，晋军只带“三日之粮”，结果攻打“十日而原不下”，粮食殆尽，晋文公只得“命去之”。撤军。公元前594年，楚军围宋，宋城中粮食断绝，“易子而食，折骸以爨”，最后宋国还是降楚。足见经济势力直接并最终影响着战争的胜负。孙武在政治上是一种“王霸”思想。在军事上要建立一支“霸王之兵”。因此，他主张军事进攻，积极进取。但是如何解决战争与经济上的矛盾呢？孙武认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孙子兵法·作战》）。意思是说，善于用兵的人，劳役不一再怔集，粮秣不多次运输，武器装备从国内取用，粮食在敌国解决，这样，军队的食用就可以充足了，孙武反映了当时战争与经济的特点，而且匠心独运的加以总结并进行运用。先于孙武的春秋初期和中期，有人已经指出：“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造成财力枯竭。正由于这样，曾有人做过因粮于敌的尝试。春秋初年，“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左传·鲁隐公三年》）。孙武很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他认为“取敌之利”，将是对本国财力的充实，也是对战争耗损的补偿。利于己必然损于彼，我勇彼虚，这也是孙武从战争中利用经济力量的消长以求战争制胜的办法。当然，再高明的“智将”也不可能每战都能做到“因粮于敌”，“取敌之利”的。孙武强调指导战争必须着眼经济，并不是完全寄托于敌方的施予，而是要根据双方地域的广、狭、物庶的众寡，投以筹算比较而取胜。他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兵法·形》）。指导战争必须紧紧抓住“度”、“量”、“数”、“称”、“胜”这五个环节，即根据土地幅员的大小，来判断物质资源的多少，进而推算出所能动员和保持兵力的众寡，再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中，预见战争的胜负。这里孙武把土地面积的大小和所能提供的物产资源的多少，作为兵源众寡，军事实力强弱的基础，其立足点仍然是经济。 战争离不开经济并依赖于经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尤其现代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更大。因此，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始终是战略指导的重大课题。孙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认识到经济对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并且能提出解决战争中经济来源的办法及符合冷兵器时代战争的经济特点，不仅是对当时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一大贡献，而且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武认为，对于战争，“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主张“必以全争于天下”，“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兵法·谋攻》用兵打仗务求以全胜的谋略争胜于天下，既免于长期顿兵于外，而胜利可以圆满地获得。那么怎样去“全胜”呢？“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指导战争的上策是以谋略制敌，其次是采取外交手段胜敌，再次是武力败敌，不得已才去攻打敌人的城邑。孙武把“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作为战争中进攻的整体来看待，使各方面的斗争密切配合，政治上揭露敌人，外交上孤立敌人。他认为这样同样能收到异曲同工之妙。 春秋，是大国争霸，战争频繁，强凌弱，众暴寡的时代，诸侯列国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因此，“伐谋”、“伐交”显得尤其重要，常常可以达到所谓“不越樽俎之间，折冲千里之外”的效果，使一场即欲爆发的战争消融了。公元前630年秋九月，晋、秦合军围郑、事急，郑大夫烛之武夜缒城而下见秦穆公，陈说利害，经烛之武一席外文辞令，说得秦穆公大悦。“与郑人盟”（《左传·鲁僖公三千年》），使郑国危若累卵的形势，化险为夷。春秋时的郑国地处中原，夹于大国之间，秦、晋，楚争霸必驰兵践境，而且由于斗争的需要，诸大国都想拉拢郑国，于是，郑朝秦暮楚。郑为了免于大国的残害，常常采用政治上的谋略和外交手段，使自己左右逢源而幸存，因而历史造成了郑国是最具有政治谋略和外交策略斗争传统的国家。由此可见，“伐谋”、“伐交”的作用，是巨大的。我国古代一些有见识有作为的军事家也都非常重视“伐谋”、“伐交”的运用。如春秋时的大军事家管仲认为。争霸天下“必先定谋虑”，“智谋胜之”。否则“失谋而败，国之危也”（《管于·问》）。孙武不提倡攻城，实际上是不单凭武力在战术上争胜，而主张在战略上取胜，于是才把“伐谋”、“伐交”提到战略的高度，“不战而屈入之兵”。这不仅利于民也益于国。即免去“百姓之费”、“公家之费”；同时，不必入兵他国之境，无虑螳螂扑蝉，黄雀在后，“诸侯乘其弊”之忧。反而，“兵不顿而利可全”。孙武把政治谋略，外交手段和军事斗争融为一体，而且视战略赢胜重于战术、战斗争胜，以此“全胜”天下的思想，体现他高屋建瓴的卓识和深邃的见地，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战术家。 （5）先胜而后战。孙武的全部思想。总的来说，反映为战略进攻体系，不管是“伐谋”，还是“伐交”，都是采取攻势。但是，孙武在攻势的前提下，落实到具体战争上，又反映一种“慎战”思战思想，强调战争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先胜而后求战”，反对“先战而求胜”。孙武认为，对于战争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与日俱烈的争霸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孙武的这种备战思想符合春秋时代特点。春秋伊始，古老的“结日定地”的战争方式一去不复返了。宋襄公恪守古训而招致泓水之战的惨败。楚国子木道出了真谛：“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因此，基于这种情况下，孙武指出：“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九变》）。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不要幻想敌人不会进攻，而要凭借自己造成敌人无法攻破的力量。孙武提出备战重要的要旨，一是“心备”，即思想上有准备；二是“力备”，即物质上要有准备。这就是后来廓衍到墨子的“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猝）”，以及“厍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墨子·七患》）。因此，孙武从战争实践中得出结论：“以虞待不虞者胜”（《孙子兵法＊谋攻》）。 “以虞待不虞者胜”，包括两个方面，进攻方面“不备不虞，不可以为师”（《左传·鲁隐公五年》），这已是历史的经验。进攻他人有备，是为了组织强大的武装力量，有力地打击敌人。使“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孙子兵法·九地》）。防御方面，防止他人进攻时有备，是为了免于遭到敌方的破坏和泯灭，借以保存实力，待机图举，后发制敌，伸张自己的意志，励强发展。 孙武的备战思想，牵涉的面很广，从道、天、地、将、法，到“日费干金”的物资储备，方方面面都是围绕战争做好准备，使主有道，将有能，兵众强，士卒练，建立起一支“霸王之兵”以成霸王之业。不可否认，孙武的备战思想多是从进攻的角度谈备战，不是从防卫的角度论备战，这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与他的为将身份相关。但是，孙武这种备战思想却启迪了后代，从中得到了不少的教益，为历代兵家所效法。 2、重将治兵思想 春秋时期，战争日渐频繁、规模与日俱增，因此，“将”和军队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孙武的任将治兵思想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是《孙子兵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主要思想是： （1）将者国之辅。孙武认为，“将”，上贯彻国君的“道”（即政治意图），下“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军队全靠“将”的治理，治理的好，就可以实现“道”的宗旨，治理的不好，就达不到“道”的目的。所以说，“将”的作用不可低估。正因为如此，“将”必须具“智、信、仁、勇、严等五个方面的素质。所谓“智”，睿智多谋，“信”，赏罚有信，“仁”，爱抚士卒，“勇”，勇敢果断，“严”，明法审令。因此，将帅一定要具有丰富的知识结构。良好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这样才能在“军事”实践中。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即孙武讲的“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兵法·九变》）对于复杂、易变、矛盾的战争情况做到灵活的处置，这为“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提供了有利条件，（《孙子兵法·九变》）；周密地计算敌我力量的对比，“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孙子兵法·地形》），“胜乃不殆”。 但是，通常情况下，知识结构的正常发挥，军事素质及作战经验的正确运用与实践，往往与“将”的修养有着直接不可分割的关系。孙武警告说，“将”有五种性格上的弱点应十分注意，即“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悔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必死”，就是有勇寡谋，只知死拼，容易中计，就可能被敌诱杀；“必生”，临阵畏怯，贪生怕死。最容易于殆失战机，就可能被敌俘虏；“忿速”，刚怒偏急，一触即跳，就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廉洁”，高傲自恃，过于自尊，就可能被污辱而失去理智，“爱民”，对百姓无微不救，无远不援，就可能疲于奔命由烦劳而陷于被动。孙武把这五条称作“五危”。这“五危”如不克服，必然会带来“覆军杀将”的后果，则将“国必弱”而不可“辅”。因此，必须高度警惕，“不可不察也”。 （2）君命有所不受。孙武认为，将应不受任何权势的束缚，要善于临机制变，因敌、因地、因情而变化。所以，他指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作为将帅，指挥军队就在于机断处置，下达号令，如果凡事都要请示国君就丧失了机会和威严。春秋初期的长勺之战，齐师伐鲁，双方阵毕，鲁庄公两次下达进攻命令，都被曹刿阻止，而按曹刿命令的行动，把齐军打得大败。可以设想，曹刿接受“君命”胜负难测，相反，他君命不受而大获全胜。“君命有所不受”，允许将帅临机决断将会给战争的胜利带来稗益，因为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作为一个将帅来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善于识变、应变，制变。反之一个有这些能力的将帅，若受君命所制，也是同样得不到发挥的，最终难免失败。泓水之战就是这样，宋襄公几次阻止大司马公孙固的意见，干预公孙固的指挥，结果遭到惨败。孙武提出“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是从战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里得出来的，这是孙武任将思想的重大贡献。 （3）利用分数治众冶寡。孙武强调“将”的作用，更注意到士卒的作用（即军队的作用）。他认为，要充分发挥士卒的作用，就要加强对士卒的治理。这种治理，孙武称为“治兵”。他说“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致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孙子兵法·谋攻》）。一个既不了解军队情况又不懂得管理治兵办法的统帅，将会使士卒产生迷惑和疑虑，这就等于扰乱自己的军队面导致敌人的胜利。因此，孙武认为要建立一支胜利之师，“霸王之兵”，首先要加强对军队的整治。整治先从组织编制开始。孙武指出了组织编制的方法，他说，“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孙子兵法·势》）。什么为“分数”？明李贽注释说：“分，谓偏裨卒伍之分；数，谓十百千万之数，各有统制，而大将总其纲领”（《孙子参同》卷三）。依李贽之说，“分”，系指军队部分（相当今天基层编制）；“数”，乃指其军队整体。孙武用一个“分数”之法。把几十万人的军队组织严密。层层节制，条理井然，“携手若使—人”（《孙子兵法·九地》）。又象常山（即北岳恒山）“率然”之蛇一样，首尾一贯，“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孙子兵法。九地》）。作战中，做到“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兵法·军争》）。孙武这种把数学上的运筹术引向军事领域，利用“分数”之法，平素严谨治军，战时，逐级协同，专一致敌的方法。不能不说是孙武当时治军的一大成就。 （4）采取严爱赏罚治兵。孙武主张在“治兵”上要采取严爱相兼，赏罚并重的方法，他认为严爱、赏罚就是从心理上修治。所以他说：“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孙子兵法·九地》）。强调将帅要象对待“婴儿”“爱子”那样关心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豀；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不言而喻，孙武的这种思想，就是为了使士卒与国君、将帅患难与共。但是，孙武提出的“爱”，并不是溺爱。孙武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孙子兵法·地形》）。意思说，对士卒如果过分的厚爱而不使用，一味溺爱而不令使，庄严而不惩治，那就如同骄子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为了防止这种“骄子”的出现，孙武提出在“爱”的前提下，要从严“以教其民”，“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孙子兵法·行军》），用政治道义去教育士卒，用军纪法规去统一步调。孙武认为，“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孙子兵法·九地》）。就是说，想用系住马匹，埋起车轮的办法来稳定军队，那是靠不住的。要使三军齐心奋勇若一，全在于教育有方，治兵得法。但这只是治兵的一种手段。要使士卒自觉地“可与之生”，“可与之死”；就离不开赏罚。他在《作战》篇中清楚地指明；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相反，对于畏敌怯懦者，要根据情节施以处罚，“罚”要合“度”，“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孙子兵法·行军》）。这与《管子》“教其心以赏罚之诚”、“赏罚明，则勇士劝”是一个道理。孙武这种从“心理”，即“人情之理”入手，教育开路，严格管束，赏罚监护，一整套“治兵”方法，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从而建立了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霸王之兵”。 3、战略战术思想 《孙子》的另一基本思想是他揭示出了一些弥足重视的作战指导原则。具有十分丰富的战略战术思想，举其要者约有七个方面： （1）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孙武战略战术思想的精华，是一条指导战争的普遍原则。它着重指出了解决战争胜负的中心环节和基本内容，以及“知”与“战”的辩证关系，把“知”和“战”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指导战争的科学思维方法和手段，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知彼知己”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前提，“知”是指导战争核心，由“知”方可以“战”，由“知”才能预知“战”的方法。所以，孙武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孙子兵法。用间》）。“先知”的主要对象，先是“彼”，后是“己”，再同“己”作一比较，“知吾卒之可以击”（《孙子兵法·地形》）或不可以击，“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孙子兵法＊谋攻》）。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战争，权衡战争胜负；“知彼”“知己”缺一不可。“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可见“知彼知己”的重要。如果将帅不能做到“知彼知已”，他将是“非人之将也，非主国君之佐也”。若是国君不能做到“知彼知己”，他将是“非人之将也”。都是不仁之至也。为此，孙武强调务必要“知彼”，乃至要不惜“爵禄百金”，想尽一切办法和手段，包括任用技艺高超，知谋超群的“间谍”，去侦察敌情，刺探情报，将对所获的情况“校之以计”，力求得出对敌情判断的正确结论。孙武认为“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兵法·用间》）。他把“知彼知己”作为预知战争胜负、制定战争策略的重要依据。事实也是如此。军事活动的舞台是建立在敌我双方客观条件之上的，只有对敌我双方以及与战争有关的各方面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知彼知己”方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孙子兵法·地形》，才能取得战争的自由和主动，行动起来目的清楚，方向明确，有的放矢，“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孙子兵法。虚实》）。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武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它经受了长期战争实践的检验，至今仍是科学的真理。 （2）兵贵胜，不贵久。这是孙武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之一。他在《作战》篇中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又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这里孙武把“胜”建立在“速”的基础上。实现“速”的手段，就是“乘人之不及”，“攻击所不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敌于迷朦之中。孙武从“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手段之利”（《孙子兵居·作战》）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出发，着重阐述在进攻作战中速战速决的战略主张。反对作战中的旷日持久，认为战争持久将会带来经济上更大的负担，军事形势的不利，政治形势的危险。他从反面提出了三条依据： 第一，战争持久，造成国家财力消耗。孙武认为，驰军远征，“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会造成“国用不足”，“财力殚尽，中原内虚于家”（《孙于兵法·作战》）。特别是战线越长，运输就越困难，而且对生产也是极大的破坏，“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孙子兵法·用间》）如同《管子》所说；“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国有饥色，所斋之物，耗于道路，农夫耕牛，惧失南亩，则百姓贫矣。”（《管子·兵法》）因此，在作战指导上，必须力求速胜，以减少战争对经济的破坏。 第二，战争持久，对军事形势不利。孙武说，长期暴师于外，“久则钝兵挫锐”。孙武这一思想是总结春秋时期的作战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先于孙武的楚国人子疆（强）最早提出这个观点：“将垫隘，隘乃禽（擒）也”，（《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战争旷久，不仅要耗失大量武器装备。粮食给养，而且必然带来重伤亡，将造成师老兵疲，难免要遭到失败。特别是兵处坚城之下，“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孙子兵法＊谋攻》），将更陷于被动的地位。 第三，战争持久，将带来政治形势的危险。春秋之世，诸侯争雄，列国兼并，尔虞我诈，兵戈扰攘，邦无定交。如果战争延久。势必兵扬于外，国空于内，“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子兵法·作战》）。所以，孙武告诫人们，一定要警惕“诸侯之难”，并提出在战略进攻中，力求速战速决。 一般说来，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在战役和战斗方面，无不要求速决，战争持久总是要带来更多的不利。在春秋时期，军事上的战略、战役和战斗没有严格区分，从这个意义上孙武提出“兵资胜，不贵久”的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战争的持久和速决决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由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主观努力只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必须在具体情况下的持久或速决的依据，才能正确地指导战争。 （3）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即战争主动权问题。孙武认为，既要进行战争，就要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不败之地，重要的是争取主动。“致人”，即调动敌人，而“不致于人”，被敌人所左右。使敌受制于我，我成为“敌之司令”。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指导战争的中心问题。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有实际内容的，即首先创造条件不被敌人所胜，然后创造条件，捕捉战机战胜敌人。这就是《孙子》指出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先胜而后求战”，尽量造成一个在力量分配上“我专为一，敌分为十”的优势，在总的兵力对比“以镒称铢”的客观基础上，在时机的运用上，做到“后人发，先人至”，先处战地而待敌；对于有利的地形。必“我先居之”。总之，以我之治待敌之乱，以我之静待敌之哗，以我之逸待敌之劳，以我之饱待敌之饥。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只是为争取实现“致人而不致人”的一个方面，“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孙子兵法·虚实》）。就是说还要努力促使敌人犯错误。如：“运用示形”以迷惑敌人；采用“诡道”以欺骗敌人；“攻其所必救”以调动敌人；使敌人“无所不备”以分散其兵力。凡此种种，就能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化敌主动为被动的形势。孙武“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既强调“致人”，又强调要“不致于人”。战争中只有“致人而不致于人”才能掌握主动。 战争中的主动权，即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失去了这种自由权，军队就有被打败和消灭的危险。所以，孙武“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实为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 （4）出奇制胜。这是兵家作战的一条重要原则。孙武说，“战势不过奇正”（《孙子兵法·势》）。无论攻、防、追、退，从作战指挥上说不外乎“奇”、“正”两种形势。只有正确、巧妙地处理奇兵和正兵的辩证关系，才能做到出奇制胜 什么是奇正？孙武在《势篇》里说明了三种情况，其一，“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这是从总的用兵讲，掌握奇正，可立于不败之地。其二，“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这是从兵力使用，战法上讲的，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出奇制胜的战法变化无穷。三。“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孙子兵法·势》），这是从作战形势、阵势及其变化上讲的。 根据孙武对奇正的论述以及各家兵书注释，综合奇正的含义，主要是，在作战原则、战法上，一般原则为正，特殊处置为奇；常法为正，变法为奇；约战为正，不宣而战为奇。在兵力部署上主力为正，别部为奇，主要方向为正。配合、次要方向为奇。作战方式上；静、守为正，动、攻为奇：正面作战为正，侧翼、后方作战为奇；正面突击为正，迂回、包围为奇；明战为正，暗袭为奇。作战行动上；先出为正，后出为奇；前进为正，后退为奇。阵势布设上；主阵为正，辅阵为奇；本阵为正（指方、圆、曲、直、锐等阵），阵形变换为奇。如此等等。 奇正运用，基础在“正”，妙在运“奇”，二者相反相成，若“有正无奇，整不列，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恃，难以控制也”（《阵纪》卷二（奇正虚实））。奇正之法，贵在掌握奇正变化，而奇正变化的目的，在于造成一种“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叫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势”，即指军事力量形成并得以有效发挥的态势；“节”能使力量运用恰如其分、有速度、有节奏地得以运用，“势如纩弩，节如发机”（《孙子兵法·势》）奇正的变化就在于此，使知人猝不及防，给敌人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打击，出奇制胜。 （5）避实而击虚，这是孙武的一条重要的用兵原则。就是要避开敌人的坚实之处，攻击其虚弱之点。孙武说：“兵之所加，如以碫（坚石）投卵者，虚实是也”（《孙子兵法·虚实》）。孙武用“碫”“卵”二字，把“实”、“虚”形象的表现出来。虚实是客观存在的，用兵之要，是能够明察虚实。虚实用于军事上，系指构成军队，也即构成军事力量等各方面素质，包括兵力的数量、质量、物资保障，以及战争准备等各方面因素，如孙武在兵法中所说的怯、弱、乱、饥、劳、寡、惰归、无备等都是“虚”；勇、强、治、饱、逸、众、锐气、有备等都是“实”。“避实而击虚”，首先在于识虚实之情，只有弄清虚、实。才能真正正确的指导军队的作战行动，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受其害。 怎样去察敌虚实？孙武指出；“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通过“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等四种手段，弄清敌人的“得失”、“动静”，“死生”、“有余不足”等情况，也就判明了敌人的虚实。 明察虚实，只是对敌情虚实的了解和掌握，要想做到“避实而击虚”，那就要善于转换虚实，变己虚为实，变敌实为虚，造成己实敌虚的有利态势。如孙武说：“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不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孙子兵法·虚实》）。敌人处于坚实之地，依托高垒深沟，我采取“攻其所必救”，调敌离巢而战；当我虚敌实，不利于我同敌交战时，我便“乖其所之”，改变敌之去向，引向歧途，扑而不着。以此，诱敌产生错觉，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动，这样虚实的形势就会发生变化，达到了虚实转换的目的。 转换虚实，意在乘敌之虚。孙武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孙子兵法·虚实》）。这里的”不趋”、“不意”、“无人之地”、“不守”，都是指敌人的薄弱部位、虚处，攻其虚处，才能达到“攻而必取”、“守而必固”的目的。 “避实而击虚”，是“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兵法·九地》）。意思是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因此，孙武十分强调“勿邀正正之敌，勿击堂堂之阵”（《孙子兵法·军争》）。 “避实而击虚”，是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是战争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正确的认识虚实，巧妙地转换虚实，造成局部的相对优势，乘敌之虚，将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 （6）识众寡之用。兵力的众寡向来是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是指导战争运用谋略的核心。孙武认为“以十攻其一，”易胜“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易败。当然，兵力的众寡并非取胜的唯一条件，也如孙武所说：“兵非益多也”（《孙子兵法＊九地》）。“敌虽众，可使无斗”（《孙子兵法·虚实》）。关键在于“识众寡之用”，即根据敌我双方对比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才是“知胜之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多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即在我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则应采取“围”，“攻”、“分”的战法；在敌我均势的情况下，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胜利；在我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则应坚守待机。不可贸然轻举，否则，“小敌之坚，大敌之禽（擒）也”（《孙子兵法·谋攻》）。 孙武“识众寡之用”的基本原则是以众击寡。他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少而弱的意思）。即使说在总体上我军为寡，也要在局部上为众（集中兵力），造成“以十击一”，“以众击寡”的形势，最后战胜敌人。 战争情况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识众寡之用”，还必须因敌、因情、因地而制胜。这样才能恰到好处，发挥效益。落到精微处。历史上以寡胜众的战例很多，所以孙武说：“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孙子兵法·虚实》）。每次战胜。都不是重复老一套，而是因敌因情的发展而变化无穷，一句话，“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孙子兵法·九地》）。孙武又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地形在战争中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所以，他把判断和利用地形看成是“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从而确立了“兵因地制胜”（《孙子兵法·地形》）的原则。事实也是如此，不管“用众”、“用寡”，一切军事行动，都离不开一定的地形，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确定不同的作战方针，也是“识众寡之用”以赢得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条件。 总之，在战争中只有临敌应变，因地制宜，才能灵活地战胜敌人。 （二）《吴子兵法》 《吴子兵法》六篇，论军论政兼而有之，阐明了吴起的文德与武备兼重的战略思想，“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以及吴起对孙武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主要内容分别论述如下： 1、“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安国之道 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吴起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思想。 “文德”，具有它特定的含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吴起认为“文德”的基础和核心，“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达到“四和”——和于国，和于军，和军阵，和于战。否则，如果万民不教，百姓不亲，出现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其后果则将是其国不治，其军不兴，富国强兵自然但是一句空话。因此，吴起指出：“先和而造大事。”这就清楚地看到，“内修文德”的内核体现了一个“和”字。 如何去修文德”，吴起指出，必须要用“道、义、礼、仁”“四德”引导和鞭策万民。就是要用“道”去引导，用“义”去激励，用“礼”去约束，用“仁”去爱抚。即“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内修文德”，是吴起为魏文侯“图国”以治所筹划的施政纲领。然而在他提出“内修文德”的同时，又提出了“外治武备”把政治与军事二者结合起来。吴起强调即不要“恃众好勇”，轻率用兵好战，又不要“修德”而“废武”忘战。他提出了一十忘战必危，好战必亡的慎战思想。这是吴起的一大贡献，在他之前无任何人提及。 吴起的“外治武备”同“内修文德”一样。是有实际内容的，他不是着眼于兵器的制造和装备上，而首先注意的是掌握兵器和装备使用的人。因此，他提出要“简募良才”，“聚卒练锐”，建立一支精锐部队。并且举例说，从前齐桓公简募勇士五万，称霸诸侯；晋文公募良材四万作前锋部队，遂愿霸主之志；秦穆公聚锐卒三万作为冲锋陷阵部队，而制服邻敌。所以，“简募良材”“聚卒练锐”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要真正实现“简募良才、聚卒练锐”，吴起认为还要有一个严格的募选标准和制度。他引用楚庄王的话说：“世不绝圣，回不乏贤”。要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自然可以“良材”毕至。“练锐”云集。加以“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则士可戮力为国效命，“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定然武备大治。 吴起强调“外治武备”，有着深邃的战略意义，包括战略攻、守寓武备于其间。他说：“外治武备”，“内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内可以决围”就是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守”，“守”既是“戒”，“戒”就是备敌，一旦敌人犯境围城，依靠严整的武备去击溃它，以保卫国家的安全。因此，他说：“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当时魏是“四战之国”，秦居于西，楚傍于南，东临于齐，赵冲于北，燕绝其后，如果没有坚实的“武备”，在群雄环列，翦弱吞小的封建兼并战争中，是难以幸存的。所以，“武备”对于地处要冲的魏国来说尤为重要。“外入可以屠城”，这是战略和战术上的攻。“攻”是战国时期政治反映在军事上的特点，战国时期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伟大历史变革时代，吴起在主张“内修文德，外冶武备”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厉兵以时争于天下”（《说苑斟补。指武》）。这大概是吴起“以兵机见魏文侯”（《吴子兵法·图国》）最终的奥密和契机所在吧。也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目的所在。 2，“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起认为，军队“不在众寡”，“以治为胜”。何以为“治”呢？吴起解释说：“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意思是说，所谓兵得而治，驻扎时守纪律，行动时很威武，进攻时敌人不可挡，撤退时敌追不及；前进后退有秩序，左右移动听指挥，队伍虽被隔断，却阵势不乱，队形虽被冲散，但能恢复行列；将帅士卒同安共危，和衷共济不分散；能用于作战而不知疲惫。这样的军队不论投入哪里战斗，任何敌人却不能抵挡。这叫做“父子之兵”。可见，吴起“以治为胜”的建军方向和标准，是建立一支“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父子之兵”，建立这样的军队，需要什么措施呢？吴起主张“明法审令”，“赏罚”治军。他说：“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吴子兵法＊治兵》），这是治军的首要问题。吴起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吴子兵罚·冶兵》）。足见“明法审令”，实行赏罚，对治理军队的积极作用。 吴起提倡“明法审令”“赏罚”治军，同孙武一样，都是建立在爱兵基础上的。他强调对士卒“爱其命，惜其死”。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背）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毒疮）者，起为吮之。”吴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兵法·励士》）。《战国策·齐策》中这样评价吴起：“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 吴起治军思想，除了强调从精神上进行管束并调动士卒积极性外。还强调进行严格的训练。他认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兵法·治兵》）。所以他指出：“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是说。将士常常由于没有打仗的本领而战死，军队往往由于战法的不灵活而战败。因此，要想使军队所向披靡，“横行天下”（《吴于兵法·治兵》），没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是不行的，训练的方法主要有两点：“学战之战”和“教战之令”。 “学战之战”：“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训练内容及其要求；要求掌握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基本原则，同时灵活运用阵法变换：“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等到个种战斗队形变换都能掌握，即“每变皆习”时，才能授士卒兵器，出征打仗。 “教战之令”：“短者持矛鞭，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就是说，教练作战的方法规定，身材矮小的使用矛、戟。个头高大的使用弓、弩，身强力壮的扛军旗，作战勇敢的操金鼓，体质较弱的做杂役，多智多谋的当谋士。同乡里的编制在一起，彼此什伍相保。第一次击鼓检查整理兵器，第二次击鼓练习阵法，第三次击鼓迅速吃饭，第四次击鼓整顿军容。第五次击鼓排好队列。听到鼓声齐鸣，然后举令旗。军队开始行动。 “学战之法”、“教战之令”，综合起来就是讲，从士卒单兵训练到整体训练：从技术训练到组织训练，然后到编制编成，形成一整套的训练体系。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治军主要是将帅的事，自古有“良将”才有“精兵”，吴起十分强调将帅在治军和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论将》篇讲到。为将必须“总文武”，“兼刚柔”。将固然要“勇”，但徒勇不足恃。“乃数分之一”，只是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之一。他要求将帅治军、作战要做到“五慎”，掌握“四机”。 “五慎”，即理、备、果、戒、约。“理”，就是要求将帅治理人数众多同治理人数较少一样有条理，这叫“治众如治寡”；“备”，就是将帅要求军队一出动，就应如同见到敌人那样保持高度的戒备，这叫“出门如见敌”；“果”，就是指挥军队与敌作战不考虑个人安危，不动摇战斗决心，这叫“临敌不怀生”；“戒”。就是作战获胜后同战斗开始时一样始终警戒如—，这叫“虽克如始战”；“约”，就是下达命令简明扼要而不烦琐，这叫“法令省而不烦”。 “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气机”。是指士气。要求将帅适时地掌握全军上下士气的盛衰，这叫“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地机”，指利用地形，要求将帅指挥车队作战时，善于利用道路险阻、名山要塞等。十人防守，千人难攻的复杂地形，这叫“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莫过”；“事机”，指运用谋略，要求将帅善于派遣间谍离间敌人，施放精干分队骚扰并迷惑敌人，分散其兵力。使敌国君臣互相埋怨，三军上下相互责怪，这叫“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重，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力机”，指提高战斗力，要求将帅指挥军队做到战车坚固，战舰橹桨轻便，士卒熟练阵法，战马驰骋追逐，这叫“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阵，马闲弛逐”；吴起认为具备上述条件“乃可为将”，有这样的“良将”治军强，作战则必胜。 吴起的治军思想，对于促进当时魏国军队的强盛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战国前期，魏国盛极一时，“魏氏武卒”诸侯莫挡，吴起的勋劳很大。 3、“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 吴起在作战方法，主张在未战之前先“料敌”，就是先估量敌情，“审敌虚实”；情况既明，注重“应变”，机动灵活；“因形用权”，即根据战争及作战、战场形势的变化，适时采取不同的谋略和决策，形成一整套的作战指导原则。 魏国地临中原，处于“六国四守，势甚不便”的战略态势，吴起首先从六国形势出发。指出了六国战阵的不同特点：“夫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阵）散而自斗，楚陈（阵）整而不久，燕陈（陈）守而不走，三晋（韩、赵、魏，这里指韩、赵）陈（阵）治而不用。”这是由各国政治、民俗、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吴起进一步指出： 齐人秉性刚烈，其国殷富，君臣骄奢，傲视百姓，施政松弛，奉禄不均。军心不齐；兵力部署前重后轻，布阵庞大，而不坚固。破齐战法：必三分我军，两军猎其两翼，一军正面攻击，齐阵必破。 秦人秉性强悍，地势险要，政令严肃，赏罚有信，国人恃勇好斗，互不相让，所以陈散而各自为战。破秦战法：必先以利引诱，敌贪利而出阵，势必离将而自乱，我则乘乱而击，其将可获。 楚人秉性柔弱，地域广博，政令烦扰，百姓疲弊；虽军阵严整而不持久。破楚之法：必袭扰其驻地，先夺其心，速进速退，使敌疲惫劳顿，勿与争阵，楚军自然疲于奔命而败北。 燕人秉性诚朴、谨慎，好勇尚义，寡诈谋；能坚守阵势不善机动。破燕之法：必迅速接触以胁迫它，同时快速离去，袭击其军后方。使将帅狐疑，使士卒慌惧，然后令我车骑设伏于敌必经之路，敌将可虏。 三晋地处中原。其人秉性温和，政令平稳，民疲于战阵；虽习于战事，却轻视将帅，蔑视俸禄，因此士卒无斗志，阵虽齐整，无济于用。破三晋之法：采用人众阵坚压制它，敌来则拒，敌退则追，以倦怠其军。 对于敌情，吴起指出“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不占且避之者六”。 可战的八种情况是：对于时逢狂风严寒，昼夜兼程行军，砍木造筏渡河，士卒劳倦的敌军；对于盛夏酷暑，休息、行动没有节制，既饥又渴，尚要驱向远程行进的敌军；对于旷日持久暴师于外，粮食迨尽，士卒怨声载道，妖样（怪事）数起不迭，上不能制下的敌军；对于军需匮乏，柴草饲料耗竭，又逢霖雨，无处猎获，无处去所的敌军；对于兵力甚少，水土不服，地势不利，人马患病，四邻无援的敌军；对于道远日暮，士卒疲劳恐惧。饥囤交加，解甲休息的敌军；对于没有威信、无统御能力的将帅，而造成军心摇动。三军又数遭惊扰，又乏援军驰援的敌军；对于行阵未定，宿营未毕，有的还在爬坡涉险的敌军。上述八种情况的敌车“击之勿疑”。 不可战的六种情况是：对于土地广袤，人众富饶的敌军：对于上爱其下，惠施流布的敌军；对于有攻必赏，有罪必罚：赏刑适时的敌军；对于善于奖掖战功，任贤使能的敌军：对于兵多将广，装备精良的敌军；对于有邻国资助，大国支持的敌军，凡此六种情况“避之勿疑”。 对于“两军相望，不知其将”的情况，吴起认为，先派遣勇敢的下级将领，率轻兵锐卒试击敌军，只许佯败，不能取胜，从中观察敌人的动静虚实。如敌军一举一动，指挥很有条理，追击时佯为不及，对我散地上的财物假装看不见，“如此将者，为智将，勿与战矣”。若是敌军之中嘈杂喧哗，军旗摇曳烦乱，卒自由行动，手中兵器横七竖八，追击时唯恐不及，见到财恐抢不到，“此为愚将，虽众可获”（《吴于兵法·论将》）。 吴起最终指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意思是查明敌军强弱，攻击它的弱点。他指出“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敌军远来尚未列好阵势；正在吃饭未有戒备；慌乱奔走；疲劳过度；所处地形不利；殆失良机；旌旗靡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半渡；险道路狭；列阵数动：将帅脱离士卒；军心惶遽；等等些都应“选锐冲之，分兵续之”（《吴于兵法·料敌》）。吴起进一步指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不仅可以以众击寡，以强击弱，而且可以“以一击十”、“以半击倍”（《吴于兵法·料敌》），制敌以死命，奇取战争和战斗的胜利。 吴起“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战略到战术，从敌国到敌情，从敌军到敌将，无一不涉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在当时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即使今天也有着启迪和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孙膑兵法》 现存《孙膑兵法》，是由竹书整理而成，由于年代久远，发掘受损，竹简残缺不全。余文计11000余字，分上、下两编，各15篇。综观全书，内容丰富，庞杂，然而却条理清楚地阐明了孙膑的战争观、治军、战略、战术思想，其主要内容是： l、“战胜而强立”和“乐兵者亡”的战争观 孙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从古至今，哪个不是采取战争的手段而达到国家的确立和政权的巩固？对此，任何人，任何办法也是办不到的。因此，他得出结论：“战胜而强立”。“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孙胶兵法·见威王》）。这和孙武的思想是一样的，但远比孙武说的更透剔、更明了、更率然，反映了时代特点，“以兵争天下”是战国的社会历史特征。 孙膑运用朴素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来解释战争。朦胧地看出军事斗争是完成政治斗争，建立政权的手段。他的“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思想是前无古人，独树一帜的。尤其是处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历史不偏不倚地赋予了战国“七雄”一个共同的使命，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去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实现封建统一。孙膑的思想，为封建兼并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孙膑主张用战争方式夺取胜利，但决不是“乐兵好战”。他反对那种不注意客现条件，而轻率用兵的行为，认为这样必然要遭到战争的失败和耻辱，他说“乐兵者亡，而胜利者辱。”他还说：“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因此，孙膑强调对战争要持慎重态度。迫不得已而战，要“事备而后动”（《孙膑兵法。见威王》），“用兵无备者伤”（《孙膑兵法·威王问》）。这里他强调两点，要“有委”、“有义”。有委，就是要有充分的物质、物资贮备。孙膑认为，只有“以万物之胜胜万物”，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孙膑兵法·奇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基础，仅靠人力和武器是无法奏效的，战争可以说是物质力量的竞赛。“有义”，就是要有进行战争的正当理由。“义”是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政治涵意，包含着不同的阶级内容。吴起认为“禁暴救乱曰义”。他是为魏武侯变法图强而治国治军的。孙膑是为齐戚王“强立”而献策的。他们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言而喻，孙膑所谓“有义”，乃属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范畴，政治标准。所以，孙膑说，兵力很少。战斗力很强，这是因为战争有正义性。最后孙膑向齐威王强调指出：“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 孙膑的“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以及所阐述的“乐兵者亡”，反映了孙膑战争观念的进步性。他深刻地阐明了在进行战争过程中，所应具备的经济，政治条件。同时指明并告诫一切指导战争的人们，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穷兵者亡”（《孙膑兵法·见威王》），寓以深刻的哲理。 2、“纂贤取良”和赏罚严明的治军思想 在孙膑看来，军队重要的是“德行”。因此，他说“德行者，兵之厚积也”。“德行”属于道德观念范畴，所谓军队的“德行”观念是指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作风。它包括“义”、“仁”、“德”、“信”等条件，具备了这些，就是有“德行”的军队，有“德行”的才能“忠王”“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孙膑兵法·纂卒》）孙膑所说的“忠王”是有直接的针对性的，就是要忠于象齐威王那样的国君。主张建立一支有“德行”的军队，使之成为齐国在进行封建统一的兼并战争中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孙膑治军把培养军队的政治素质放在首位。这是他的一大现，也是对后代军队建设的一大贡献。同时，他也没有忽视对军队成份的选择。选择的主要对象，一个是士卒，一个是将帅，他指出：“兵之胜在于纂（选）卒”，在于用“行篡（选）”的方法；按“材力”“勇力击斩敌者”的标准，招募士卒。荀子曾经赞赏这种作法，他说：“招近（廷）募选，隆势诈，尚功利”，这样的兵才能“制天下”（《荀子·议兵》）。孙膑采取“制卒以周（州）闾，授正以乡曲”（《孙膑兵法·官一》），即按地方行政系统编组和训练军队，使齐军迅速成为一支善于“技击”闻名战国的“强兵”。可以说没有孙膑的“行篡（选）”，便没有“齐之技击”，“齐的技击创始于孙膑”（《十批判书》第278页）。 孙膑在治军上更注意对将帅的选拔和任用。他主张“立官则以身宜”（《孙膑兵法·官一》）。对于将帅的擢用，要反复衡量，采取“权衡”的办法，进行“篡（选）贤取良”（《孙膑兵法＊行篡》）。在他的兵法中，专门有《将义》、《将德》、《将败》、《将失》等四篇论及将帅修养、条件及应克服的缺陷和过失。他指出，作为一个将帅，除了政治上“忠王”之外，还应具备义、仁、德、信等条件，克服那种妄自逞能、骄傲、贪图名位和财物；轻率、迟钝；，优柔寡断，缺乏勇气等二十种品德上的缺陷，以及克服对军队调理失当，命令反复无常、侥幸心理等三十二种将帅才能上的过失。在孙膑看来，将帅除应克服上述缺陷和过失外，还必须做到“上知天之理，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心，外知其敌之情，陈（阵）则知八陈（阵）之经”，这才算得上“王者之将”（国王的大将）。孙膑这样不别亲疏，注重贤能的任将思想，实在难能可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孙膑兵法·八阵》）。 孙膑和孙武、吴起在治军方面的一个共同的原则，都强调赏罚治军。他认为军队的勇敢在于赏罚严明，指出：“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孙膑兵法·将德》）。实施赏罚，能使军队建立起威信，激发战斗力。平时将帅对士卒赏罚得当，战时士卒能够跟从命令，“从令如留（流）”，英勇杀敌，进死为荣，“蹈白刃而不还踵”（《孙膑兵法·善者》）如何赏罚，孙膑说，要做到“不维其人”（不管是什么人），要执行坚决、及时。甚至要做到“赏不逾日，罚不还面”（《孙膑兵法·将德》），有功则赏，有罪即罚，刑无等级。这些都体现出了孙膑治军思想的严肃性和进步性。 3、“必攻不守”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 孙膑认为用兵最紧要的是“必攻不守”。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必攻不守”，不是狭义上的进攻和防守，而是指战略上采取攻势，反对战略上采取守势，要进取不要萎靡，要有为不要无为。体现在战略目的上。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主要方面，即把消灭敌人放在了第一位。作为战争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换言之，只有消灭敌国，才能最终实现统一。 当时实施“必攻不守”的战略，又牵涉到以弱击强的问题。因为齐威王初即位时国势较弱，孙膑针对这种情况指出，以寡胜众，以弱胜强，首先在于“料敌”、在于“料敌”之后“分人之兵”，“按人之兵”，“善翦断之”。并进一步指出：“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锱（铢）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孙膑兵法·客主人分》）。意思是说，能分人之兵，按人之兵，就象用锱称铢一样而有余力；相反，即使有数倍的兵力也是无济于事的。 孙膑“必攻不守”和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在战国中名噪一时，有着很深刻的影响。著名的法家和军事家商鞅，在其《商君书·兵守》篇中曾引以为例，说：负海之国，贵攻战。”“负海之国”指的就是齐国，也正是孙膑辅佐齐威王当政，“齐国大治”，号称富强，两次打败西面的魏国，“诸侯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楚人不敢为寇东取”，“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这不能不说与孙膑的战略思想有着直接关系。 4、“批亢捣虞虚”“攻其必救”的战术思想 孙膑的战术思想极为丰厚。既有不同兵力对比情况下的战术运用，又有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战术运用；既有攻城战术，又有布阵战术。然而，最有代表性，融各种战术特点于其间，为历代兵家所颂扬的，乃属“批亢捣虚”“攻其必救”的战术。 “批亢捣虚”、“攻其必救’主要体现在《擒庞涓》和《陈忌问垒》篇中。《擒庞涓》篇是记述桂陵之战；《陈忌问垒》是阐发马陵之战。这两次作战，系统地反映了孙膑战术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桂陵之战中，齐军面对魏军先发制人的行动，孙膑审视度势，通观全局，根据当时情况，提出：“夫解杂乱纷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就是说，解乱丝不能整团地抓住去拉，劝解打架的不要在相持很紧的地方去拉架，要避实就虚。掌握形势。赵国的围困即可解除。因此，孙膑主张南攻平陵，这样可以直接威胁到魏国旧都大梁，这为“攻其所必教”。 孙膑派兵攻打平陵。果然调动魏军，孙膑又顺势“分兵而从之。示之寡”，致使魏军无所顾忌，兼程追击，于是，孙膑又在桂陵设下埋伏，魏军一到，突然发起强攻，大败魏军，赢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孙膑“批亢捣虚”’“攻其必救”的战术创造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战例，谱写下瑰丽的篇章。 马陵之战也属这种战术形式。桂陵之战后十三年（公元前341年），“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复派田忌、孙膑救韩”。孙膑根据魏军“悍勇而轻齐”的特点，认为对于这种骄敌，最好的办法是“避而骄之，引而劳之”（《孙膑兵法·威王问》）。避其锋芒，使之更加骄傲，引诱调动，迫其陷入疲惫之中。于是。孙膑沿用故法，“直走大粱，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然后，孙膑采取“减灶”示弱的办法，使庞涓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齐军无力还击，故只率一部轻兵，卷甲趋舍倍道而行。孙膑在马陵设下伏兵。夜幕，庞涓赶至，即刻陷入“窘处隘塞死地”，一场鏖战，大败魏军，庞涓也死于此战。 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孙膑在战术上充分利用“批亢捣虚”、“攻其必救”的战法。大获全胜，贵在孙膑“料敌计险”，造成必战之势，调动敌人于运动之中。乘隙进行不意的攻势，其妙就在于此。 （四）《尉撩子》 《尉缭子》内容比较博杂，确如清代朱墉所说，“引古谈今，学问博恰”（《武经七书汇解》），但就其军事思想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尽人事”的“人和”思想 尉缭主张不要依仗天官时日，要“尽乎人事”，即发挥人的积极作用。他借用黄帝的话加以论证，黄帝说；“先神先鬼，先稽我智”。意思说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考查自己的智能。他的观点很清楚，即既不要引天官时日、阴阳以为助，又不要寄希望于鬼神，同时，又不能乞法于古人，求救于来世，要立足于现实和自己的基点上，因此，他申明说：“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尉缭子·治本》，）。“求己”就在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举贤任能”。国之治乱，军之胜负，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主观作用能否得到正确的发挥。“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尉缭子·制谈》）。齐桓公、吴起、孙武，他们本身都是贤能的雄杰之士，而且又能举贤任能、群策群力，使国之大治，兵之大治。无敌于天下。对于战争来说，更能充分体现“尽人事”的“人和”作用。“凡兵，有以道胜（政治取胜），有以威胜（军事威力取胜），有以力胜（靠战斗交锋取胜）”在军事行动过程中，不论采取哪一种取胜，而最终的实践者即从事于战争的是民（兵）。民（兵）之所以能战者，是气。“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所以说，善用兵者，“能夺人而有夺于人，”“不夺于人”是因为将帅能够统一大家的意志，众心归一。“众不二志”。众志成城，是“人和”的缘故。所以，战斗起来将帅使令，士卒死节，如一人之心，帅一人之身。因而尉缭说：“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尉缭的名言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尉缭子·战威》）。 尉缭“尽人事”的“人和”思想，是对唯心主义“天时”军事思想的有力批判，是唯物主义和求实精神的结合。这是尉缭重大的历史功绩。 2、“兵胜于朝廷”的治军治本思想 《尉缭子·兵谈第二》中指出，“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应”，“兵胜于朝廷”，就是说，兵战胜于外，是由于内部有准备，二者的有机统一，关键还在于朝廷政治决策的正确，才能取得胜利。什么是朝廷政治决策的正确？尉缭提出两条：一个能使“国富”，一个能使“国治”。这就反映出了治军在于治本。本治才有助于兵治的思想。 如何治军治本，尉缭提出：“农战”。“使天下非农无以得食。非战无以得爵”（《尉缭子·制淡》）。他认为，发展生产，使“野充粟多”，才能“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尉隙于·治本》）。他说：“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尉缭子·兵淡》）。朝廷能使国家既富且治，“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尉缭把农与战的关系和重要性作了一个形象的阐述，他说，土地是养活人民的，城池是用来守卫土地的，打仗是为保卫城池的。因此努力发展生产，人民就不饥困；注重城池的守备，就不会有失地危险；积极搞好战备，城池就不会被围困。足见农与战相辅而相成。但是，“农”是富国的基础，“战”的条件，只有“民众而（制）则国治”。要使“民众而制”，朝廷需要健全一系列制度，“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尉缭子·制谈》）。就是说，朝廷只要号令严明，法制缜密，就能使士卒勇往直前，明赏于前，施罚于后，这样出兵就能获利，进击就能立功。 尉缭同历代兵家一样，都主张以法治军，强调执法严明，他说：“赏如日月，信如四时，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尉缭子·制谈》）。在尉缭看来，严明赏罚，不仅可以使土卒用命，而且也是禁止奸诈邪恶的办法。他还主张“刑上究”，“赏下流”，“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如此赏罚才能真正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这样做，才能使军队整齐统一，士兵才能英勇作战，敢越高山，敢涉深水，敢攻坚阵，做到“天下其能当其战”（《尉缭子·制谈》）。 尉缭的治军思想，用他的话讲，需要掌握五个要素：：“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备用不便，则力不壮。刑赏不中，则众不畏”（《尉缭子·战威》但是，要做到这些，关键是首先应该由朝廷来实施，这就抓住了治军的根本。尉缭第一次把治军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 3、“权敌审将而后举兵”的“必胜”作战原则 尉缭在作战指导原则上，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尉缭子·攻权》）。“权敌”就是衡量敌人，摸清敌人的情况。这就作战之前，必须对敌人的情况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根据敌情适当地运用兵力，才能有的放矢，战则必胜。相反，如果贸然出兵，是没有一个不失败的。尉缭认为，能够查清敌情，然后因敌采取行动，是以实击虚战胜敌人的最好办法。但是，他又认为“权敌”通常是将帅的事情，他说“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阵）而胜者，将胜也”（《尉缭子·战威》）。因此，战争的胜负与将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尉缭认为必须“审将”，要重视将帅的选用。 选用将帅，首先是耍在个性修养上，有将者之风，要心胸廓达，不能一激就怒；品德要清廉，不能贪图钱财，尉缭认为将帅最重要的是无私无畏，赤心为国，“将受命之日，忘其家，旅军宿野忘其亲，援而鼓忘其身”。“将者死官”，出生入死，以身作则，劳逸与共，甘苦同之。在指挥意志上，“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尉缭子·兵谈》）。就是上不受天的影响。下不受地形的限制，中不受国君的掣肘。战争开始，将帅全权统帅大军，“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尉缭子·武仪》。 将帅除了个人修养外，还必须具备将才，要具备将才，需要具备十二事，诫十二事。应具备的十二事是：“威在于不变（在于不轻易改变决定）。惠在于因时（给人恩惠在于适时），机在于应事（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战在于治气（打仗在于激励士气），攻在于意表（进攻在于出敌意外），守在于外饰（防守在于隐蔽自己的力量），无过在于度（不犯错误在于掌握处理事物的分寸），无困在于豫备（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先有准备），慎在于畏小（谨慎在于警惕小事情上犯过失），智在于治大（智慧在于能治理大事），除害在于敢断（除奸害在于敢斩决坏人），得众在于下人（得人心在于谦虚待人）。”应诫备的十二事是：“悔在于任疑（后悔在于狐疑失机）。孽在于屠戮（罪孽在于肆意屠杀）。偏在于多私（办事不公正在于私心重）。不祥在于恶闻已过（不吉祥在于听到自己的过失）。不度在于竭民财（挥霍无度在于耗尽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明事理在于受人离间）。不实在于轻发（劳而无功在于轻举忘动）。固陋在于离贤（见识浅陋在于脱离贤能的人）。祸在于好利（惹祸在于贪图财利）。害在于亲小人（招害在于亲近坏人）。亡在于无所守（丧失土地在于没有认真防守）。危在于无号令（危险在于没有严明的号令）”（《尉缭子·十二陵第七》）。 （五）《司马法》 《司马法》的军事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1、“以战止战”的战争观 对于能够“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侵略的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它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这一观点从战争的目的出发去分析战争。已涉及了战争的性质，包含着朴素的辩证观点，具有进步的意义。它还指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一方面说明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才能用它讨伐暴虐，挽救危乱，反对统治者仗恃国势强盛而穷兵黩武；另一方面，又提醒人们和平是暂时的，必须居安思危，加强战备。 2、“以仁为本”的治军原则 《司马法》主张治军要“以仁为本”。所谓“仁”，就是治军要达到“力同而意和”，使军队内部力量一致，思想统一，相互团结。因此，《司马法》对将帅提出“虑多成，则人服”的要求，将帅谋划的事多数成功，那么就会受到部下的衷心拥护和服从。同时，将帅要“见敌静，见乱暇，见危难勿忘其众。”意思是将帅要临危不乱，沉着应变，在危难时刻不要忘记部下。将帅还应该“胜则与众分善”“若使不胜，取过在己”。他还指出：“凡胜，三军一人胜。”战争的胜利，是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奋斗得来的，一定要注意克服影响内部团结的消极因素。《司马法》还说：“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平时国内上下安定，战时军中执法公平，人们就会锐意进取，因此才有把握赢得战争的胜利。 3、“变嫌推疑”的战备思想 在战备上，《司马法》主张先行“五虑”，即“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它认为，顺应天时，多储备物资，取悦众心，利用地形，重视武器装备，这五件事是应及早谋划的。“凡战，有天，有财，有善。”就是说，所有的战争准备，要掌握自然及人为的变化情况，要有充足的物资，将士要有旺盛的斗志和高贵的士气。同时还要做到“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之动。”即要有深远的计谋，使物资器材发挥最大的效能，辩明是非来排除国人疑虑，让百姓养精蓄锐，以便贡献他们的智慧，从而使战争符合百姓的心愿。可见《司马法》已注意到人心向背的问题，并把它作为做好战争准备的一个重要条件。 （六）《六韬》 《六韬》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百家之长，其军事思想非常丰富： 1、战略思想 《六韬》继承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认为“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它又强调要实现这种“全胜”战略，必须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它认为，国家经济实力是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提出要大力发展“三宝”即“大农”、“大工”、“大商”。这样，在战争到来之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它注重政治上胜敌，强调要争取人心，取得举国上下乃至友军的支持，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指出唯有道者才可君临天下，施政唯有“爱民而已”，要使“万民富乐面无饥寒之色”，其实质是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无取民者，民利之”，最后达到“取民”的目的。并认为，用兵的目的在于“除民之害”，战胜而使“百姓欢悦”。认为，“上贤不下肖”是治国要道，提出了“赏罚必信”，“杀贵大，赏贵小”，的重要原则。 2、作战思想 《六韬》广泛论述了多种作战形式的作战原则，其篇幅之大，范围之广，分析之细，在先秦兵书中绝无仅有。强调将领要“知己知彼”，“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要“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战术。对不同的作战、不同的敌人、不同的地形，都要采取不同的战法。既论述了进攻，又论述了防御，并力主深入诸侯国的进攻战。既讲阵地战，又讲运动战，其中对运动战战术的阐述尤为出色。还对车、步，骑的协同作战和各自功能都作了具体论述。 3、军队建设思想 《六韬》非常重视将帅的选拔与修养，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攻退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还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具备勇、智、仁、信、忠等德行和“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的风范，要严格执行战场纪律，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办法，即所谓“八徴”。在训练方面，主张从单兵训练开始，一人教成十人，十人教成百人，乃至百而千，千而万，万而合成三军之众进行大操练，大演习，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当时军队指挥机构的情况和参谋人员的称谓职责，记述子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以及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它对于作为后备兵员的农民，则要求通过农事活动进行训练，培养战斗意志，以寓兵于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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