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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夜幕阴沉，空气潮湿，在安徽舒城至桐城公路大关、小关一段两侧的群山上，一群身着各色长袍短褂、旧军装，手持梭镖大刀、老式汉阳造的队伍在匆匆部署着，这支队伍就是从豫南竹沟走出来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也被称为“老八团”。自从竹沟走出后，老八团在武器装备极其落后、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情况下，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老八团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又是如何打胜了对日作战中的第一仗呢？本期档案揭秘特别节目——铭记，李涵为您讲述：新四军老八团西出伏牛第一仗。 竹沟镇，位于河南省和湖北省交界的桐柏山区的腹地，是坐落在确山、信阳、桐柏、泌阳交汇处的一个千余人口的山村小镇，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几不管的地带，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此外，由于当时竹沟劣绅压榨严重，土匪猖獗，因此广大群众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 1936年5月，诞生不到半年的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由7人发展到30多人。但这支幼小的人民武装，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共鄂豫边省委决定将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以原来的3个班为基础，分为3个小分队，每队10人左右，跳到外线，开展武装斗争。省委书记仝中玉亲自带领一支小分队，经泌阳、唐河，于6月初转入新野。 这支小分队到新野后，新野党组织与其密切配合，中共新野中心区委成员阎文甫、韩俊昌、张志发及党员赵富林、何殿元等始终参加小分队的活动。白天他们分散到群众家里帮助群众劳动，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游击队的宗旨，夜间集中起来开展武装斗争。在斗争策略上，采取昼伏夜出，以“推磨”的游击战术经常流动。短短的三个月内，在新野开展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期间，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进行了10多次武装斗争，除掉“坏货”10人，缴获长短枪5支，子弹一批，使游击小分队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在新野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形成不少进步青年积极参加红军游击队的局面。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中共鄂豫边省委创建的一支革命武装。这支英雄的部队在国民党疯狂“围剿”的险恶环境里，经历了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顽强地生存下来。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由于蒋介石实行“北和南剿”的政策，继续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中共鄂豫边省委根据中央“猛烈扩大游击队，争取合法存在”和朱德总司令关于“猛烈扩大游击队，扩大到国民党不能消灭你们时，他们就会同你们谈判”的指示，将游击队改称为抗日自卫团，公开打出抗日大旗，消灭顽固土匪，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扩大武装。至1937年农历9月，游击队武装已由抗战爆发时的五六十人发展到600多人，并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 然而，国民党顽固势力不能容忍这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存在，通过各种手段妄图消灭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在鄂豫边省委的领导下，独立团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和灵活的斗争，多次粉碎国民党顽固势力瓦解和消灭独立团的企图，他们不但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经国共两党谈判，1938年1月，独立团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新四军（简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得到了合法地位。同年3月，这支部队已发展到1300多人，成为当时新四军中最大的一个团，3月底奉命开赴敌后抗日前线。
改编后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由周骏鸣任团长。1938年2月下旬，八路军总部的彭雪枫同志，结束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工作，奉党中央之命以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身份到竹沟主持全面工作。 彭雪枫到达竹沟后，十分重视抗日武装的发展与巩固。他首先帮助周俊鸣整编了八团。同时对一些绿林好汉及地方武装采取改编的方法，使之成为抗日的队伍。 当时豫南土匪很多，每股10多人到数百人不等。群众对他们非常痛恨，称之为“杆子”。其中有两股较大的“杆子”，一个叫安永祥，一个叫段可祥，各有七八百人，二三百条枪，当地称他们为“安团”、“段团”，里面也有一些裹胁进来的群众。 安可祥，家住安棚，家境贫寒，是个穷光蛋，但为人讲义气，在当地称得上土光棍，有一定号召力。他对地主老财有着深刻的仇恨，曾率人攻打高家寨。段永祥同安可祥的关系非常密切，虽为两股人马，但经常相约从事。八团的干部张国廷先找到段永祥，向他说明共产党希望他抗日救国，段永祥表示可以找安可祥共同商量，而且愿意帮助做安可祥的工作。根据安可祥讲义气的特点，张国廷同安、段二人拜了把子，换了帖，结为弟兄，很快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在此基础上，张国廷等人又相机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共产党为穷人求解放的英勇斗争，使安、段深感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的，是可以信赖的。段永祥是个有文化的人，他从当时唐河一带人民抗日情绪不断高涨的形势中，从八团同志的言谈中，很快地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救国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只有抗日救国，才不会当亡国奴。因此，他不但拥护党的主张，而且还从中说合，鼓动安可祥接受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 可是，改编后由于部队财政困难，发不出粮饷，“杆子”中的有些人恶习难改，常在驻地抢劫、骚扰群众。为了彻底将这两股“杆子”真正改造为人民的军队，遂决定将其整编。在竹沟要整编七八百个绿林武装，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足智多谋的彭雪枫，制定了智取的方案。他以开“联欢会”的名义，请段团来竹沟集中，而后乘机解决。
段团到竹沟集中后，为使其不至生疑，彭雪枫给段团划分了宿营地，叫他们派出设营组设营，让他们安心，之后彭雪枫亲自请段团长吃饭，段永祥是个彪形大汉，腰间插着两支张着机头的二十响驳壳枪，随身带着一帮身带短枪的保镖。彭雪枫神情自若的把段团长请到里屋坐席，举杯时使了个眼色，机智勇猛的警卫员程朝先，立即扑上去抱住了他的双枪，控制住了段永祥，与此同时，外屋的手枪班也一下子解决了段永祥保镖的武装。在这个时候，段团全体官兵已经集合到竹沟东面操场上准备吃饭，在上第一个菜时，只听一声令下，冲锋枪排的战士们封住大门，顺利解决了段团官兵，然后又派人骑上段团带来的二十多匹马，到段团设营地解除了该部人员的武装。在这之后，八团将愿意留下来抗日的人员充实到二营，另组建了三营。 此后，安可祥也接受了改编，在四望山接受党的指示，但后来在扩军时被当地反动派逮捕杀害。 收编安、段，大大壮大了新四军老八团的力量，这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收编土匪武装的工作。 1938年3月28日，老八团在信阳邢集召开抗日誓师动员大会，随后在团长周俊鸣、政委林凯同志率领下，开赴皖东抗日前线。当时八团只有一千一百多人，全团没有一挺机关枪，枪支情况也是乱七八糟，有老式汉阳造、鸟枪、土枪等，还有一半战士干脆就没有枪，扛的梭镖大刀，子弹很少，多数子弹都在口袋里装着，没有什么子弹带，有子弹带很多也是空的。为了让人看不出子弹带是空的，他们就想了个办法，把子弹带里全都装上高粱秆子，这样一来，从外面看上去就像是满满的子弹一般。由于物资条件非常贫乏，只有一半的军装，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只军队只有一半人穿着军装，另外一半人穿着长袍短褂，看上去很是怪异。 别看八团部队很新，要子弹没子弹，要枪械没枪械，要服装没服装，可是这支部队的领导干部配置却很强。营以上的干部除了团长周骏鸣外，都是从中央派来的，团参谋长和几个营长都是在红军中当过大团团长的，有着丰富的领兵打仗经验，其他政治处、参谋处，除了中央派来的干部外还有新参加的一批爱国青年学生，所以部队的政治工作非常强，纪律非常好，抗日的精神非常旺盛。 由于部队是刚成立的，就往前线开赴，部队缺乏训练，他们就一面行军一面训练，不但开展了以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大技术为主的军事训练，而且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开始正规化建设，进行以抗日战争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以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健全党的组织，把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调配干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经过整训，尽管物质条件仍是极端困难，而部队的士气则很高。3月8日，在开完誓师大会后，部队由邢集镇出发，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抗日前线。 部队在行军途中边走边宣传，每行军到一地立即展开宣传活动，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侵略中国，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1938年5月徐州陷落后，日本政府计划大规模入侵汉口及攻占武汉，以消灭国民革命军主力，因而频繁调动兵力向武汉外围集结。5月下旬的一天，八团获悉有上万日军要从皖东开赴武汉，途径舒桐公路，八团正好驻扎在桐城地区。打还是不打？这成为八团争议的一个焦点，部队中有些同志认为日本鬼子自“七七”事变后，长驱直入占领了华北、华东、中原，如入无人之境，日军是经过长期训练，有飞机大炮的掩护，并且与八团在力量对比相差数十倍，装备又极端悬殊，怎么可能打得赢呢？ 但是，周骏鸣团长和大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部队装备好，确患有“恐日症”，我们有必要打一仗来鼓舞部队的士气，鼓舞百姓的士气。定下了要打这一仗，可是应该如何打呢？八团这支年轻的部队，别说是和日军交战了，就是正经八百的战斗都没有打过。这一仗打胜了，可以很好的鼓舞士气，如果打败了，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周骏鸣团长和团里的其他骨干可以说是压力极大。 经过反复勘察和研究，团长周骏鸣和团里的参谋长、几位营长决定选择好有利地形，扬长避短，打日寇个措手不及。于是他们勘测地形后，决定在舒桐公路的大关、小关一带伏击敌人。大小关一带地势险要，公路两边是大山，树林茂密，便于隐藏，而且公路在群山之间，敌人的重武器无法发挥。 想好如何打了，接下来就是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弹药的短缺。在全团弹药奇缺的情况下，这一仗如何打？总不能用高粱秆子吧，周骏鸣团长决定派六连埋伏在公路上一座桥梁旁边，其他部队隐藏在附近的山上，战斗打响后六连冲上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其他部队都在附近的山上作掩护牵制敌人。 在朱绍清营长亲自指挥下，六连连长吕笑吾同志带着六连，埋伏在一座公路桥西边的两侧，这是日军侵犯安庆必经的桥梁，头天夜里布置好，第二天一早，日军的大队人马就来了，在敌人登上大桥，快到桥西头时，只听营长一声令下，说：“打”。王文山排长带领全排战士直冲上大桥，高喊：抓活的！抓活的！手持一丈多长的红缨枪，直冲敌阵，这时埋伏在两侧的战士们步枪手榴弹齐发，短兵相接，展开激战。这样一来，日本鬼子措手不及，不知奇兵从天降，所有的大炮、机枪等都失去了作用，打的鬼子人仰马翻，鬼哭狼嚎，弃尸满桥，回头逃跑，退到大桥东边。鬼子的指挥官手拿指挥刀，大叫部队散开，占领大桥东边抵抗。只见鬼子在后面用机枪、大炮一齐向我阵地打来，这时我所有的掩护部队也齐向敌人开火。鬼子弄不清我军有多少人马，更不知我们是什么军队，只是乱放枪炮。只听他们在喊：“马胡子、马胡子”（土匪）乱叫一阵。就是在这混乱中，八团的六连顺利完成任务，在其他部队的掩护下撤出了战场。打死鬼子一、二十人，缴获日本大盖子步枪三支。在战斗中，排长王文山同志英勇牺牲，另外还有六、七个战士光荣负伤。 这是八团出征后第一次打鬼子，王文山同志是八团在抗日战争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英雄。这次战斗狠狠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鬼话，提高了八团全体指挥员打鬼子的信心，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开辟了道路，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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