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牧文化是一种狼性文化，它从杀掠为生的生存方式中产生出来，这种狼性文化的历史无比悠久，可能与人类的历史相当，乃是自然规律在人科动物中的体现。 自然界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同一科属、同一物种，十分繁盛之后，其内部便会进化出一种以残害同类为生的族类。例如蜜蜂世界中，有一种专事杀掠的黄蜂，俗称“九里弹”，这种蜂不事酿蜜，却非常凶猛，它们四处袭击，杀死能酿蜜的同类，吃掉他们所酿的蜜，并以此为生。只要有蜜蜂群集的地方，“九里弹”便出现了，蜂农为此头痛不已。在鸟类世界里有专以禽鸟为食的凶猛鹰隼。在蛇类王国里，眼睛王蛇专以各种蛇类为食，如此等等，都是无比漫长的自然历史中生物进化的产物，在一种自然规律的作用下产生出来的生命现象。 “匈奴”就是人类社会的“九里弹”，这种古籍称之为“戎”的族类，确是以杀掠和奴役同类为生。有言曰：“存在的即合理的”，即使我们还没有能力去理解匈奴从怎样一种自然法则中产生出来，但也不妨我们去先予肯定其存的价值和理由，我们确可以把匈奴现象看作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一种表现。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主食不同，人类以什么为主食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南方的定居农耕民族以植物类食物为主食，北方的游牧民族以肉类为主食，两大人群食物结构不同，不仅与生存方式相关，也可能是环境气候决定的，属于自然选择的结果。 南方汉民族先民世居温暖潮湿的环境中，那里植物生长速度快，适宜种植，由于气温较高，他们无法以肉类为主食，人的消化机能无法承受，他们只能以植物为主食，选择以农耕为生。 北方游牧民族以狩猎为生，也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们自古活动在高纬度地区，气温低而干燥，夏日短暂，冬季漫长，植物生长缓慢，人类生存在那里需要更多的热量，如果以植物为主食就难以维系人体对热量的需求，他们必需以肉类为主食。《魏书》记载，在北方游牧民族中甚至“有不食粒者”，即从不吃谷类食物，只吃肉酪。 游牧民族还不喜欢把肉煮得太烂，喜欢吃半生不熟的肉类。他们还有喝鲜血、吃生肉的习惯，“噬毛饮血”从来没有在游牧民族中消失过。 崇尚勇武是游牧文化的特征，这种文化存在已经无比久远了，从上万年前的贺兰山岩画之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种生命的狂野和涨力。游牧民族总是在杀死敌人掳得妇女和财物中赢来快感，他们以血腥杀戮为人生之美事。匈奴一见战事就兴奋，对于奔赴战场他们是人人奋勇，个个雀跃，从不把出征打仗视为畏途，不理解这一点其实是没有真正理解游牧文化。 波斯人写成的蒙古帝国历史《世界征服史》有这样的话： “（蒙古人）视战斗之日为新婚之夜，把枪尖看成美女的亲吻。” 这是游牧文化的生动写照。《元史》记载，成吉思汗曾畅谈什么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成吉思汗说：“让敌人恐惧流泪，把敌人的美妻揽在自己怀中才是人生最快乐的事”，他的话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游牧文化的特征。 明人《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八旗兵听闻出兵作战， “人人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 “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为抢掠财物故也。” 又曰：“胡人（指满洲人）以面颈带搬（伤疤）者为荣，以不得损躯国事，死于牖下为耻。” 古代阿尔泰游民族还有以人头盖骨做酒杯的习俗，对这种令人震惊的习俗中外史书都有明确记载。人的头盖骨在所有的动物骨头中也算是最坚硬的骨头了，制成饮器经久耐用，又便于携带，是理想的制杯材料。这种人头盖骨做成的饮器在史前考古中就不断被发现，可见其历史之久远。史书记载，匈奴喜欢把敌方首领头颅做成酒杯，还包上金银后还要上漆，用这样的酒杯饮酒是一种荣耀。 《魏书》： “（北魏皇帝）肃宗初，弥俄突（高车可汗名）与蠕蠕主醜奴（他以“狼”为名）战败被擒，醜奴系其两脚于驽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 可见这种古老习俗在游牧民族中传承不衰。笔者还从蒙古说唱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得知其“工艺流程”，草原英勇格萨尔把七个为奴工匠的头颅砍下，放进大锅中煮熟，然后锯开，包镶金银，盛七种美酒，祭过“乌麻”（蒙古语“圣祖”）之后，把酒杯献给了契丹皇帝。原来头颅要先煮过！煮熟后骨头更坚硬光滑，便于加工，这种古老“工艺”就这样被游牧民族代代相传着。 人头饮器作为一种标识，确可以在考古挖掘中用于指认民族背景，从而把这个历史遗存与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联系起来考察。 且不可把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视为“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特别不能忍受的是“和平”的折磨。草原民族永远盼望着一个“巴特鲁”（蒙古语“勇士”的读音），把他们组织起来，把战火烧到草原之外。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成吉思汗的出现，游牧社会内部会处于一种无休止的互相残杀之中，最终变成一盘散沙而衰弱不堪。他们特别需要一个能不断发现战争机会，能不断增加他们财富和奴婢的可汗。 成吉思汗临死之时对其子孙这样嘱咐： “吾儿，父殆至寿终矣！赖长生天之助力，吾已为汝等建立如此大帝国，自国之中央达于四方边极之地皆有一年行程，设若汝等欲得其不致分解，则必同心御敌，一意为汝等友朋增加富贵。” 成吉思汗不识任何文字，他从未上过学读过书，却掌握了最为精深的政治哲学，他向子孙传授的是基于人性、明白易懂的人文精髓，就是不断增他们的“富贵”，此乃游牧帝国扩张的内在动力。帝国的稳固有赖于持续不断的征服，倘若停歇其内部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倾轧，最后导致分裂。掳掠能满足人的欲望，但欲望会膨胀，满足膨胀的欲望依赖新的征服。 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决定了战争是他们的最爱，古老的游牧文化有一种内在机理，能把凶残好战的酋长推上可汗宝座，把柔弱仁慈的氏族首领无情抛弃。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中，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还演化出一些非夷所思的习俗，例如拓跋魏的“杀母立子”习俗： “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魏书·皇后列传》 意思是说，鲜卑拓跋自古就有这样的传统习俗，在立皇太子之前，要先把他的生母杀死。 人们容易理解“母以子贵”的道理，但难以理解“母以子死”原因。怎么会有这样一种习俗呢？这种看似野蛮的习俗，其实有其特殊的成因，或者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独特的生存方式相适应的缘故。 从小没有母爱的人，生性才会少些柔仁，多些残忍，才会更加勇武好战，其中有人类心理学依据。游牧部族首领如果没有勇武好战的个性，将给整个部族的生存发展带来灾难，他们将被征服、被肢解。并且游牧民族自古就是一夫多妻，妻妾大多从战败部族中掳掠而来，可汗的妻妾则是被征服部族的贵族美女，如果让他们成为活着的皇后，她们势必凭借其核心贵族身份，做出一些有利于那个战败部族的行为，这会对本部族的根本利益造成损害，把这个大隐患先予消除，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就这样北魏皇帝全都是没有母亲的孤儿出身，他们的母亲在他登基之前就已经被杀掉了。 这种看似野蛮的习俗，有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乃是北魏祖先特别英勇善战的原因之一。魏人早已称霸蒙古高原： “（魏先帝）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魏书·序记》 魏人这种“杀母立子”的传统可能已经非常久远，魏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说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的最小的儿子就是他们的远祖，或许黄帝就有这种习俗，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 “杀母立子”的行为在操作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意外，历史本来就是必然与偶然的结合，一些偶然事件甚至可以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北魏的实际开创者是拔跋珪，史称“太租”，霸业辉煌，但他竟暴死于杀母立子之时。太祖有儿子名“绍”很受器重，幼年就被封为“清河王”，其母名“贺兰”，极为美貌，原是有夫之妇，太祖袭杀其夫而夺之，或许是太祖有意立“绍”为贰储，将杀其母，不料意外出现了： 太祖幽之（清河王生母贺兰）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绍，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账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贼至！”太祖惊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魏书·太祖纪》。 拓跋珪竟被儿子深夜袭杀于寝宫，其时绍才16岁。事虽发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其年轻生母在临死之时哀求唯一的儿子救命，属于人之常情，而王子尚小，涉世未深，习性未成，出于人类天然的母子之情，杀父救母，其行为动机也不难理解。但“太祖”一时疏忽，杀妻不成反丢性命，死于英年三十九。《魏书》作者叹曰，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大江南北早就一统天下了，那里还有“南朝”存在的理由！对于“杀母立子”这样一些看似奇怪的习俗，只有把它放到更为广阔的人文背景之中，才能发现其历史内涵。 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拥有这样一种狼性文化，理解这种狼性文化的历史作用，正是我们理解华夏文明起源的一个切入点。 蒙古高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酷的战场，这里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圣地，这是一个不断产生“战神”的地方。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成吉思汗在这里崛起，有的已被历史记载下来，更多的没有被记载下来。在这个严酷环境中铸造出来的军队，便有了无与伦比的战斗力，从蒙古高原奔涌出来的游牧军队曾在欧亚大陆卷起无数次历史风暴，他们被西方人称之为“魔鬼”，蒙古高原就是一个“魔鬼训练营”！ 在考察中国文明史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自然现象与历史现象交相辉映的场景： 广阔太平洋的一部分，那片南中国海洋，在炙热的阳光下蒸腾着水气，水汽聚集高空，随着地球自转的牵引旋转起来，发展成为风暴，并向北移动而去，风暴横扫中国东南部，给那里带去大量雨水。这是中国东南部温暖湿润，河湖众多，草木繁盛的自然成因，应知地球上同此纬度的其他区域大多是沙漠干旱环境。 而蒙古高原上由阿尔泰游牧民族卷起的战争风暴则总是自北向南袭来，征服战争的风暴翻开一页页中国古代史，南方农耕民族被不断掳掠到黄土高原上成为耕奴的过程，就是华夏文明起源的真实情景，风暴过后，人们吃惊地发现，那里竟呈现出一片人类文明的血色曙光！徐江伟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737221574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