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实习律师必读
我大学毕业1999年3月就参加律师工作，2004年3月离开培养我的律师事务所，2006年初与现在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一起带领一个已经运作和磨合2年的团队组建新所至今。这就是我做律师的十年，简单而明快，紧张且深邃。在这十年中，我个人的执业理念、人生信条和发展规划发生了多次修正，我从一个追求业务能力、经济效益的律师逐渐转向注重自身内部文化修养、关注社会发展议题的法律工作者。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唯一的目标是学习做律师的本领。我感到非常幸福和幸运，每天跟着老师学习如何进行法律文书写作，如何思辨，如何诉讼，如何起草交易法律文本，老师教会了我做律师最基础的本领——法律文书写作能力。老师的培训方法几近私塾，我听写了近2年，把老师的每个字记录下来，整理到电脑之后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成文，老师再反复修改，一直到字、词、句。至今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对于专业孜孜不倦的追求。他说，法律文书必须像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对我以后的律师职业生涯意义重大。我现在的事务所，以避免错别字、语法错误和简练文字作为培训手段，对刚刚入行的年轻具有明显的帮助。而且，我们事务所的大多资深律师写作风格相近，赢得了客户对于事务所的信任。事务所整体维护客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由此具备。
执业当初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异常艰苦的。刚开始工作的前2年我没有充足的经济能力租房子，只能借住在朋友处，甚至偶尔向事务所借钱度日。当时，我给自己设定了月入5000元的目标。我对自己说，如果每月能挣到5000元，我就会觉得满意。但是我对外夸下海口，我一定能够在3年内买房子。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或者联系，当时还不知道房价会飞涨。不过，那时我经常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当前目标和远期目标。
物质生活虽然不丰富，但是因为不断的达到小的经济目标，我很满足。更幸运的是，我的精神世界异常快乐。我“青浦一期”的同学经常会给我打电话，向我请教他们在办案子中的法律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已单飞了，可以自己承接律师业务，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看律师业务资料、看司法解释、看办案指南、看案例选。我当时却在津津乐道于阅读、写作，因此他们一定能在律师事务所找到我，并和我讨论他们的案例。因此，我在律师界交接了很多的朋友。
这段时间，除了律师综合能力的提高以外，我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的渴求也不断增加，我不断尝试发起或参与讨论一些重大的法律议题。我在网络、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超过200篇。当时中文的网页很少，我同时担任6家网络媒体的专栏作家，有些网站还提供稿费。网络媒体涉及天极chinabyte网、千龙新闻网、赛迪网、中青在线，报纸包括检察日报、中国法制报、北京青年报等。我的文章被诸多网络转载，我的观点收到了来自全国的反馈。一个电话线，连接着全中国。我老师讲的这句话“忙时作业，闲时作文”一直指引着我，我现将这句口头禅传承给现在我们团队的每一位。2005年，我以自己写的小文章为素材，结合我在上海电视大学讲授“网络法律问题研究”专业课程的体会出版了《网络法》专著。非常幸运的是，我每天都有很多的案件处理，每天都需要写很多的文字，或者是诉讼法律文书，或者是非诉讼法律文书，或者是文章。每天享受着工作的愉悦，每月的工资不断上涨，很快我的第一个当前目标和远期目标在3年内都实现了。
很显然，事务所提供案源、业务培训并发放不断增长的工资，让我快乐的度过了我刚参加工作的前5年。我又给自己设定了新的目标，无非是再买房子、买车，创收上新台阶等经济指标。但是实现新的目标仅仅着眼于个人的执业本领显然不够了，我寻求更大的发展平台和发展空间。我很感谢现在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他像一个投资人，给我充分的空间发挥我的团队管理能力，允许我尝试不同的办法甚至于现在看起来是错误的方法，并帮助和指导我建立一个企业化、流水线式运作的律师业务平台，这个平台成了我现在律师事务所最有价值的存在。与此同时，我从他身上学习到的业务开拓能力，让我在我自己创业之后很快实现了自己设定的经济目标。
收入增加了但困惑也一并增多，尤其在无法维护更多客户的时候，快乐随之减少，即便我抢走了别人的客户。我不再愿意设定经济目标，我开始思考一些文化的话题。起初我认为自己写了很多文字，发表了很多文章，应该是有文化了。自从我独立执业，我慢慢开始认识自己的内在文化的不足，认识到做一个好的法律工作者，文化素养具有重大的意义。
2007年，我受西班牙西中基金会的邀请参加了第二届Chinese Future Leaders项目访问西班牙，半个月的旅行我们拜访了西班牙的主要跨国企业，并在这段时间与中国的同行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在与西班牙企业家的沟通当中，我注意到除了语言的不流利之外，这些企业家传达的对于文化、艺术、修养、社会的理解深深震动了我，我感觉自己像刚进贾府的刘姥姥，看到了一种新的人格的魅力以及企业的文化图景。回想自己，大学之前一直崇尚个人能力，因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考试是不需要团队的，否则就是了。复旦大学的一年数学、四年法律教育，有一点法理的概念，知道一些“综合素质”的理念，但仅限于法律和数学两个学科，对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甚至于历史、哲学没有任何概念。从事律师工作之后，我们经常面临着很多的诱惑和困惑。从个体的角度，我们如何对待我们非常容易获得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我们是否会承诺或者给予回扣来获得案源，我们是否会嫉妒哪些很容易获得案源的律师？如何给自己设定创收的目标、专业的方向？从社会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老百姓群访事件，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国家不断出台的法律法规，如何理解社会的不公平，司法不公正现象，如何评价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的确如此，“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我无法取悦所有的客户，因此我被迫要放弃很多客户，而需要把自己的客户集中在我熟悉的领域。我无法在每一个法律领域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因此我被迫要拒绝很多案件的委托，或者我被迫去参与组建一个综合性的公司化运作的律师行。在法律领域，我开始不断限制自己的可能，努力成为一名专业律师。与此同时，我学习心理学，并考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我认为，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当事人的情绪问题。律师稳定了当事人情绪之后，才能帮助当事人作出正确的评估和选择，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的效果就好了，效率提高了。在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团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帮助团队成长，让每个人感觉到fairness、value，喜欢我们的律师事务所。我好像找到了一些所谓“文化”的踪影。
2008年，我有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我生活在美国，观察这里的社区，了解这些的文化。我在哈佛法学院听课，不仅听版权法、网络法律师实务，还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刚开始和其他访问学者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很难相互沟通，即便是与来自法学院校的访问学者，更何况文史哲专业的学者了。我在Berkman Center forInternet & Society工作，这是哈佛法学院下属的研究机构。在Berkman通过学习和交流，我开始了解实证的研究方法并观察他们如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和实践。学术研究不单单为了学术研究，这里的教授绝大部分有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验，他们与现实社会有紧密的联系，在课堂上讲授的都是最新的社会话题。我发现律师执业、法律适用、立法原理、社会因素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并一直在发生互动关系。原来学术和实务并不是割裂的，我从文化当中找到了律师执业的源动力，并尝试超越法律的范畴思考法律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在不断的增强，我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做一名简单的经济上成功的律师，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中去，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我开始主动地投入到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工作中去。非常有幸，在第八届律师协会，我担任了电子商务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培训委员会、规则和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参与对上海律师的培训、制定上海律协的规则并代表上海律协提供各种立法建议。律协的平台让我有机会了解和推动中国的法律建设，我希望自己在熟悉的专业领域，通过跨文化的、多元性的学习和思考对急需完善的中国当代法律制度作出一点自己的贡献。
我们的事务所正在面临再次发展，我们事务所的制度建设正在完善，我们的合伙制特别是合伙开拓市场、合伙办案、合伙人分配制度逐步明晰。我们无法从现有的法律条文中找到法律根据，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美国律师事务所的模式。我现在想到的办法是观察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制度并比较分析中美文化之差异，最终来形成我们自己的合伙制度。我的网络律师业务，不仅仅包括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诉讼、网络名誉权的“警告-—移除”、电子商务合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侵犯著作权罪等现有的法律业务，还可以扩展到网络言论自由以及管制、网络与民主、网络版权交易、Fair use等。律师赋予了文化的内涵，他就能够在律师执业活动中有更多的张力。律师不会完全不尊重法律，也不会掉书袋子。律师事务所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她会成长成为“思想库”。律师事务所不会闹出合伙的“丑闻”，也不会成为社会上有组织的“恶”。律师业赋予了文化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的国家法治现代化，有助于提高律师的社会参与、社会地位、社会作用。
我坚信一个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的律师、一个不断追求文化素养的律师、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才是21世纪中国需要的好律师。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我要为做一名有文化、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而一直努力下去。[法客帝国(Empirelawyers)出品] （商建刚 2008年10月21日于哈佛大学）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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