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Hollywood·名人录|凯特·布兰切特

凯特·布兰切特
天生的”女王“

编者按：

凯特·布兰切特，一个被全世界的粉丝称为“女王”的女人。气质高贵眼神锐利的她，简简单单的站着，就能释放出某种让人忍不住仰视的气场。有人说她是个“天生的女权主义者”，也有人说她只是骨子里带着叛逆。她在《蓝色茉莉》中的魅力直到现在还在发酵。而当“女王”变成“后妈”，3月13日上映的《灰姑娘》中，布兰切特的表演令人不寒而栗，却仍旧让人移不开眼球。让人不禁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过去，培养出了今天这朵经霜更艳的蓝色茉莉？

光鲜红毯与舞台银幕光环背后，这位“在职母亲”愈加强烈地表达自己对于好莱坞内外女性受到的差别对待的不满。

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佩戴着据说价值1800万美元的肖邦饰品，身着缀满施华洛世奇的阿玛尼高级定制礼服，凯特·布兰切特举手投足间透射出好莱坞偶像光芒，提着裙摆走上领奖台接受人生中第二座奥斯卡奖杯。从上届影帝丹尼尔戴刘易斯手中接过小金人时，她说“戴刘易斯的颁奖使这项荣誉更具分量”、“简直要激动得要命。”这是在接受公认的全球娱乐界最高荣誉时一个澳洲女演员对一个英国男演员用着美国腔调所讲的话。

标准的奥斯卡式流程并不是她发言的全部内容。面对全场观众的起立致敬，布兰切特没有假惺惺谦虚，扭捏自贬，挤眉弄眼，更没有大呼“感谢上帝”。而是以贝蒂戴维斯式直截了当完成了脱稿发言。作为已步入四十岁的一线演员，她特别提到，朱迪丹奇，也是她今年的竞争对手之一，今天未能到场，是因为她在印度拍摄电影，接着对她电影业“仍然愚蠢地坚持认为，女性中心题材电影只是小众玩意。” 进行批判。“不是这样的，”她对正在激动鼓掌的观众们说，“有人去看，而且，事实上它们能挣到钱。地球是圆的，各位。”

昔日奥斯卡也经历过政治性的时刻。想一想马龙白兰度和美国原住民，西恩潘和艾滋病，迈克尔摩尔和伊拉克战争。但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个演员曾站在恐怕是地球上最大的舞台上——单单在美国当晚在电视机前就有4.3亿观众——不仅仅为女性，并且是为更年长的女性在当今电影业中求得一个更好的境遇。

在过去的一年里，她本人不止一次强烈批判女性待遇不公的现象，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各行各业未能做到对女性同工同酬，过分关注女性的母亲身份而男性却从未被质疑。在这里，她以最有效而极直接的方式，大胆的指出主流好莱坞不能或根本不愿制作女性电影。

这意味着女性角色的缩减。好莱坞唯一懂得如何去制作的一类电影，如她之后告诉我的，是用三亿美元公关出的三亿美元的票房大作。最难筹资的电影，是三百万到七百万的电影，也就是你拍一部“女性为中心的电影”需要筹集到的经费。好莱坞不知道如何宣传这类电影。

这部电影的成功证明了布兰切特女性电影同样具备效益性与观赏性的观点。

这也算是对她个人成就的认可。《蓝色茉莉》是布兰切特在六年前淡出聚光灯携家人重返开启她演艺道路的澳大利亚后首次作为主演参演的电影。

由一块Hunter’s Hill地区典型的砂岩修建而成的一栋现代化宅邸，屋内陈设着大量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现代艺术品。在我们开始这次长达两个小时的不间断的（除中间几次猫猫狗狗的来讨好主人外）对话前，布兰切特正在指挥放好刚送到的食品杂货。明晚会有九个小朋友来她家过夜是家里堆积成山的薯片零食最完美的解释。

特看起来不能更放松了。她觉得有精心打扮没有必要，一条牛仔裤、一件衬衣和一件开衫；没穿鞋，没化妆，没戴首饰，除了无名指上的一枚装饰性戒指就足够了。这位接受过数以千计的采访的女人落落大方，十分有耐心。

2008年年初，她与丈夫，剧作家安德鲁厄普顿，接受了悉尼戏剧公司（STC）联合艺术总监与联席首席执行官（co-CEO）的职务。

“从未有过戏剧出身的电影演员像她那样对戏剧行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纽约客》杂志的剧评家约翰拉尔这样评价道。

在持续了数小时的发布会上，他们让董事会看到布兰切特的名气与夫妻二人的艺术眼光带来扭转公司的命运的效应：乔治阿玛尼作为公司赞助人提供的丰厚赞助，国际巨星菲利普西摩尔霍夫曼将导演厄普顿的一部戏剧。

然而，“当地媒体对这些承诺与计划似乎并不感兴趣，”拉尔也写道。他们的确如此。这也把他们先前所做的宣告置于了窘境。

在墨尔本长大的布兰切特进入墨尔本大学学习后发现表演才是她真正想做的事情，随后转投在悉尼的国立戏剧艺术学校（NIDA）。1992年毕业后她就参演了STC制作的卡瑞尔丘吉尔作品《顶尖女郎》。

一年以后，凭借在大卫马梅的《奥利安娜》（大学生受性骚扰的故事）中的表演获得了悉尼剧评人最佳女主角奖。在《奥利安娜》中，她与杰弗里拉什对戏。同年，凭《卡夫卡起舞》中的表演拿到了该奖的最佳新人奖。

刚从NIDA毕业时，“能在剧院找到份工作、打打零工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事”，她对我说，“这本身已是不小的成果了。”

十五年之后，在前任STC艺术总监，令人尊敬的演员罗宾耐文的建议下，公司开始由布兰切特和厄普顿运营。

“STC的这份邀请在我们的意料之外，根本没想到。所以我们回来了。”他告诉我，“这个机会正和我们意。各方面已就绪，我们对剧院经济具备健康客观地认识，是时候大施拳脚了。”

这份职务给了布兰切特一个重返舞台的机会。在执掌澳大利亚最杰出的剧院期间，她出演了《欲望号街车》、《玫瑰战争》、《大与小》和《万尼亚舅舅》。布兰切特和厄普顿向STC董事会承诺将巡演主要剧目。2011年《大与小》的美国巡演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在这之后《欲望号街车》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巡演也大获成功。

“我这辈子不可能看到比这更好的表演了。”约翰拉尔在2009年12月看过布兰切特扮演的布兰奇杜波依斯后写道。

凭借在对伊丽莎白的演绎杀入演艺界一线后的十年里，许多人已经忘记了她的戏剧出身。有人压根不知道这回事。“布兰切特深层次的戏剧背景的确让人惊讶，”她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BAM）出演了STC制作的《海达高布乐》后，《纽约》杂志曾说“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以为她只是一个影星。”

当时从NIDA毕业后，布兰切特自己对进入电影行业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她告诉我，这只是一出“荒唐”的想法。

然而，她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来自顶级导演的片约不断，收获了一系列的提名，并且凭借2004年在《飞行者》中对凯瑟琳赫本的演绎拿下一座奥斯卡奖，这次扮演对她的生涯来说算是一次不小的冒险。在有更多拍片机会的英国居住了十年后，她回到澳大利亚；STC的合同也规定她一年总共不能超过三个月在外；2008年四月，她又迎来了第三个儿子。这意味着她必须减少电影作品的拍摄。

如果凯特布兰切特不是天生的女权主义者，那么五年的STC联合主管生涯将改变这一说法。工作起步艰难，媒体，包括STC内部媒体，以及掌握权钱的人都视她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她知道，她的名气具有双刃效应。

它可以是一种吸引力。一位同事透露，当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乐观时，布兰切特愿意用她的名气拉赞助。然而最后，让她大失所望的是，自己仍不被当回事。

“起初我在思考，我的提议遭到反对是因为人们对我演员身份的偏见导致的？”“还是，这是一种传代下来的偏见？”

毕竟，她是在与大她几十岁的老男人们打交道。

“或者只是因为我是市值320万美元的艺术组织的co-CEO让自己显得无足轻重吗？” 结论是“我的性别、我的年龄以及我的职业。”

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布兰切特非常积极的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悉尼的大大小小的许多活动中，奔走于各个组织与筹资者间，拿出大把的时间和用她的名人效应帮助募集资金，提高人们对她的呼吁的关注度。然而，令人咋舌的是，努力之后，依然没有人给与她应有的尊重，至少没被认真对待。

更让她沮丧的是，即便是在女性经营的公司那里，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与安娜贝尔克莱伯（ABC频道）、伊丽莎白布罗德里克（性别歧视委员），萨姆莫斯廷（女商人）这样的女性共同出席活动时，她们接受的是“行业领袖”所提出的各种“精辟”的问题，而她的一个又一个“无聊问题”。

在一次董事会多元化讨论会上，一位男性参与者的态度不能再居高临下。 “别忘了我从事的可是被人随便扔橘子的行业，我脸皮很厚，像一个大女孩一样。”“但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他：‘我想提醒你的是，因为你对我说话的这种方式以及言词，这次论坛会必须开下去。”

今年一月，在参加演员工会奖颁奖典礼（她以《蓝色茉莉》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时，布兰切特成为了第一位挺身抵制女性红毯商业化的女星。“红毯变得越来越不严肃了。”

在她“周游毯外”的六年里，如她所说，一切都已经变了。红毯现在已经完全陷入了营销模式，而不再是明礼服和首饰真的价值——有多少人能买得起这些？——但是，它们廉价的山寨货会迅速出现在互联网上。

“在红毯上，别人360度无死角的给你拍照，自己就像只被耍的猴子。”布兰切特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似的。“你站在那回答记者们的问题，他们拿着相机对你拍来拍去。你绝对不会教育你的小孩做同样的事。”

她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举动：屈膝至摄像师的高度，直勾勾的盯着镜头说：“你们也是这样拍男人的吗？” “他们对我的举动很生气，”她说，“但这也很令我恼火因为我意识到男士们不会受到这种‘待遇’因为他们穿的东西没法卖。这都成了卖东西的……”

令人不悦的事实是，作为一个电影明星，你依然抵制不了性别歧视和“厌女症”。茱莉亚吉拉德成为澳洲澳洲第一任女总理，也许，事与愿违地恰恰助长了这样的情绪。（去年年底在英国电视节目上她表示对吉拉德“作为一个女人”被大众接受的方式让她感到十分震惊。）

最值得关注的是，如何来处理外界与她对自己的看法之间的鸿沟，也就是她光彩形象与真实生活之间的空白；如何平衡让我们为之名气、美貌与才华所倾倒的完美形象与人妻人母，一位有着光辉的成就却仍要面对与常人同样的坎坷的工作女性所产生的心理落差。

这样的鸿沟的确存在。 “无论是演员抑，会计或老师，当你是一个在职家长时，这中间总会存在着矛盾，”她对我说，“你没法像以前一样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因为你无时无刻不在权衡它与它对你家庭的影响。”

对她而言，演电影的机会无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搬回澳大利亚更加深了这其中的困难，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需要到洛杉矶或者纽约呆上一段时间，或是要在巴黎拍戏，我都得问是否和孩子们上学冲突。”她说。“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周全所有事。”

在女性不平等待遇“仍然如此盛行”的今天，她为此现象做出了更多的发声。看得出来，她对此也是越发的不满。在五月中旬戛纳的一次发布会上，她说如今“母亲角色”与“变老”仍是女演员们接受采访时主要的问题，对此她感到很“惊讶”。而男性从来不会被问到“两者兼得”的问题。

这周早些时候，简坎皮恩，仍然是戛纳58年历史上唯一一位赢得金棕榈奖的女导演，谴责了电影业“固有的性别歧视”。她是今年的评审团主席。因此她终于有权利宣布参选的作品中有百分之九十三出自男性之手。

“不好意思，先生们，”坎皮恩说，“男人们将独享这个行业的果实。”

“我们仍住在一个同工不同酬的世界里，”布兰切特在戛纳对媒体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事到如今仍是这样。” 她还强调：“我并不是仅指我们这一行，而是各行各业。”

在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其中就包括薪酬的问题。

拍摄《蓝色茉莉》的过程中，布兰切特每周能拿到700美元。伍迪艾伦这一点可是出了名的——用演员工会所要求的最低的薪酬标准招来成群的一线巨星。

说到与其他导演合作，布兰切特说女性的片酬绝对不会超过男性。卡梅隆迪亚兹是当今好莱坞收入最高的演员之一，她告诉我，一部片子她也不过能拿到一百万美元。布兰切特说近些年演员的收入大幅缩水，很大程度上由于鲁伯特默多克的二十世纪福克斯挤压。对于很多明星来说，想要赚大钱，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入制片人的行列来获得分成。她说，关于她的资产的报道和出现在各种“财富榜”上的数据根本就是弥天大谎。

但是，她更在乎的，是机会，而不仅仅是金钱。这也是她获奖感言的关键所在。

1998年《伊丽莎白》中的出色表演是凯特布兰切特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不过，在这个角色之后，送到她那里的剧本“基本上就是同样的波澜起伏、不同的服装而已”，她说，“然后，我就在想，我去，你们给我定型定的挺快嘛。”

不过，“有一个扮演长岛家庭妇女、与约翰库萨克和比利鲍勃松顿对戏的小角色，然后我接下了它”。这是英国导演迈克内威尔的《空中塞车》（1999），他之后在2005年导演了《哈利波特和火焰杯》，而这之前有他的代表作《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布兰切特接下了这个小角色，倒也并非是想让人们大跌眼镜，只是“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得来，因为从来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她在如此之多的电影中做了之前从未做过的事。在托德海因斯的《我不在那儿》（2007）中扮演鲍勃迪伦算是一个。或者她最近在托德海因斯根据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的小说《盐的代价》改编的电影中中所扮演的卡罗尔，一个与售货女孩发生恋情的五十年代的纽约已婚女人。（也正是布兰切特在另一部海史密斯小说的改编作品《天才雷普利》中的表演吸引了伍迪艾伦并使他选她来演《蓝色茉莉》。）

然而，真正让她事业腾飞的，是来自马丁斯科塞斯的一通电话。

“和他通话时，我连膝盖都在出汗，”她告诉我，“挂电话之后，我都绝望了。然后安德鲁问我‘他说什么了？’我又嗫嗫嚅嚅告诉他‘他让我去演凯瑟琳赫本，我不得不答应下来，因为你当然不能对斯科塞斯说‘不’，但我想，这下可全完了。对于我的表演事业而言，去演凯瑟琳赫本这样如此受人尊敬的标志性人物，这不就是自杀吗！”

恰恰相反的是，这个角色带给了布兰切特第一座奥斯卡奖。这个说“对自己从来都不满意”的女人——对于她的表演而言——十分赞同马莎格雷厄姆“艺术家从来都不会满足”的观点，她说也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不安分”促使她坚持下来，以对凯瑟琳赫本的精彩演绎让观众为之惊叹。从那以后，她对任何事都手到擒来。

而在此之后，也正如现在这样，尽管好莱坞可以拿出金像以表彰卓越的表演，却无法为这些才华横溢的演员们拿出足够的引人入胜的剧本。因此，布兰切特也另谋出路。她回到澳大利亚，拍摄了《小鱼》。她又拍了一些欧洲电影和独立电影：2006年的《巴别塔》、《丑闻笔记》和《德国好人》，2007年的《伊丽莎白：黄金年代》，2008年的《返老还童》和《我不在那儿》。也有一些其他的角色出现在《夺宝奇兵》、《罗宾汉》、《霍比特人》、《汉娜》中。这些是任职于STC期间拍摄的。看看她的影人资料，你不仅会意识到她演了多少，而是她演了如此之多这样渺小的角色。

这就是在职家长的策略。为了配合好STC的日程与孩子们的假期，她选择了一些客串角色，保证自己还玩得转。

布兰切特已经演过至少47部电影。她获得了如此之多的提名：六次奥斯卡奖（赢了2次），六次英国学院奖（3次），十次评论家选择奖（3次），八次金球奖（3次），13次演员工会奖（3次）——而这些也不过是其中规格比较高的一些。

她全部的提名名单能印十一张纸。还有十五项舞台表演的提名，包括两次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海伦海斯奖，并且最终都收入了囊中。

谢加凯普尔，《伊丽莎白》的导演，认为布兰切特是“半透明且永恒的”存在。也正是这样的特质，与她出色的演技一并让世界为之瞩目。不仅仅是电影界，还有时尚与化妆品行业。

“我还能去做的电影之外的东西着实让我惊讶。”布兰切特说。

也正是“这些电影之外的东西”让布兰切特如此独特而迷人，自成一格，独一无二的。我们真的无法再地球上找出另一个有她这样的经历的人。

惊艳了时尚杂志封面的电影明星数不胜数——事实上，她们代替了模特。也有影星成为了设计师们的缪斯，我们能想到的就有伊莎贝拉罗塞里尼、奥黛丽赫本、伊莎贝拉布罗与凯瑟琳德纳芙。也有影星踏上了时装舞台，如伊丽莎白泰勒、杰西卡兰格、米歇尔威廉姆斯。但是，我们很难再想出另一个像凯特布兰切特一样多奖在手、有着持续巅峰的电影事业与时尚、舞台地位兼得的人。唯一一个勉强能与之匹敌的大概只有劳伦白考尔了。

近二十年过去了，他依旧是时尚界的宠儿，连琼里弗斯都在“时尚警察”节目中称她为“完美”。

她受到的这种认可在《蓝色茉莉》拍摄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整个电影的服装预算只有区区三万，这显然供不起一个上东区社交名媛的衣橱，更不用说整个剧组了。光是贯穿电影始终的代表着贾思敏曾经的高贵生活与地位的柏金包就有三万五千美元。

而爱马仕同意借给他们一个。听说是要给布兰切特，卡尔·拉格斐送来了不是一件，而是两件特别定制的经典的香奈儿小外套。其他设计师们也纷纷送上了礼服、衬衫、开衫、裙子而鞋。大家对布兰切特的表演的热切程度似乎已经远远超过了剧本中对茉莉的的服装要求。

在谷歌图片上随便一搜你就能看到她数不清的时尚大片，《VOGUE》、《名利场》、《时尚芭莎》和各大时尚杂志的封面照。

她还是日本护肤品公司SK-II的品牌形象大使，最近又代言了乔治阿玛尼的新款香水Sì。现在布兰切特的脸正席卷着欧洲的广告牌宣传这款香水，可见这一领域也是对她的形象赞不绝口。

这个曾经“特别讨厌拍照”的女人，说她早年就像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一样，相信被拍照就是一种对灵魂的剥夺。而现在，她已成为了全世界照片最多的女人之一。

理查德阿维顿、欧文佩恩、布鲁斯韦伯与彼得林德伯格都曾为她拍过照。

她唯一没有实现的合作愿望只剩下马里奥特斯蒂诺。她现在是享受被摄影，而且认为这对她的其他工作也很重要：“我意识到这是我的职业的一部分。我需要让人们看懂这门艺术，而且我觉得这能让我在银幕上更好的表现自己。”

她没有闲下来一刻钟。在我们的正式对话与拍照中间间隔的十天里，她有五天是在欧洲。

她的第一站是威廉王子在温莎城堡众星云集的晚宴。她以一身让人美掉下巴的垂坠感的白色拉尔夫劳伦晚礼服现身，时尚圈将其评选为“三款最优雅着装之一”。布兰切特就坐于劳伦旁边（他们被邀至晚宴的原因就是他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一家癌症医院），对面是皇位继承人。

之后，她赶往戛纳参加她以配音角色出现的动画电影《驯龙高手2》的红毯，并参加《名利场》/乔治阿玛尼的party。这一次，她的阿玛尼礼服直接压艳了自己的在奥斯卡颁奖礼上的长裙。在这次戛纳的新闻发布会上，她以她反性别歧视的言论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在这次行程中，她度过了自己的四十五岁生日。

落地悉尼三十六小时以后，我们的摄影师出现了在她的家里。就在几天前声遍全球、光彩照人的布兰切特，此时此刻正在帮摄影师的助手搬放设备。

在她身边，你感觉不到“女神范”或“像弥漫着有毒香水一样的自恋与自我为中心”。没有居高临下距离感；没有装腔作势。没有无趣的“我是明星我用不着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的装傻。以上都如莱斯利贝纳特在2009年2月《名利场》中几乎不可思议的描述。“没有故作紧张的神经兮兮，没有为博人同情倾诉过往的创痛、心碎与不公，没有古怪的行为…没有任何事先准备的奇闻轶事。事实上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是家庭生活让凯特布兰切特如此的接地气。婚姻生活幸福。她与丈夫保持相互之间的沟通。她总是提到“就像我昨天晚上给安德鲁说的”或者“安德鲁说”。而为人父母也会出其不意的改变一切。她说自己十分幸运能够“拥有三个随机的、快乐的、十分快乐的意外”。她说自己的儿子们很“好笑”。他们给脾气暴躁的蓝斑东奇尼猫起名为“Warwick”（莎翁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大概就是个例子。（他们刚刚养的小猎犬被取名为“Carol”，也就是她最近的角色的名字。）

为人父母所带来的忙碌也改变了她工作的方式。“我尽可能的让我的工作变得‘合算’，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我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慢慢地将做好准备的时间与工作的快乐形成同心圆，直到你领会了角色或是电影的本质。”

她是非费心地思考该怎样抚养儿子们。

“这有关于‘尊重’，”她说，“尊重是双向的，其余的任何事情实质上也不过是这两者的衍生，比如说要直视对方的眼睛。”

但这也有关于如何去做教育得法的父母。我问起她《纽约客》的拉尔曾写道的一件事：她把她的大儿子叫出屋来“谈谈”他的行为。

“几分钟以后，孩子委屈的争辩停了下来，布兰切特回来了。”拉尔写道。“她明确了她在家中的身份是母亲，而不是小伙伴。”

“我认为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不能只考虑孩子对你的‘喜爱’，”她对我说，“不过，当然，如果你孩子不喜欢你，你确实会很受伤，但你只有忍着的份。”

她还不知道在安德鲁“被弹射到STC另一边去”近一年里孩子们玩些什么。她说他们是“马戏团心态的无业游民”“永远不会安分下来”。夫妇两人最初的想法是让孩子们尽量远离他们的工作及其所带来的不稳定感，但是后来，布兰切特说，他们意识到剧院的后台对孩子们来说是个挺不错的地方。

“孩子们可以在在大厅里跟雨果维文和米切尔博特尔在大厅打球。他们都是很风趣善良的人，让孩子们跟他们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育。”

自从她和安德鲁意识到这点，布兰切特说，“我们可就不那么缩手缩脚了了。”

她希望她的孩子们也能得到她现在所拥有的幸福。

“这就是我会变得感情强烈的地方，”她说着，望向别处。“但是最终，因为我切身体会到了这怎样地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我只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个心灵相通的人。”

她望回我，眼睛有些湿润。“我真的希望他们会遇到真心爱他们的另一半，这是我全部所希望的。”

凯特布兰切特以她准备角色的认真而著称。她告诉查理罗斯，为了准备伊丽莎白的角色，她“沉浸于阅读档案”。（她甚至有一份伊丽莎白一世的信。）她不是那种“收集经验分类存放以供展示”的演员。她的生活十分具有“流动性”，她只投身于她有必要做的事情。

在她拍摄《蓝色茉莉》时，她“突然专注于轻微错乱、无助、被剥夺了特权的——在旧金山无家可归的状态，因为贾思敏最害怕她将在那里孤独终老”。这都是不由自主的想法，不过，布兰切特说，如果她再回到旧金山表演其他的角色，她的感受“又会莫名其妙的随之而变”。

她十分关心时事并积极投身其中。她担心人们“对气候变化无动于衷”，并认为这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水资源安全，实际上是危及我们的生存”。2010年，她与厄普顿募集私人资金在STC的屋顶安装了太阳能光伏板，供给公司70%的电力。

但是，在2011年因录制了推进联邦政府的碳税政策的广告收到抨击之后，她现在对以自己的名人身份参与政治事件是已变得尤为谨慎。News报业的激进人士拿“Carbon Cate”的外号来谴责她，布兰切特成为了保守政客与报纸首要攻击对象。

“有两架直升飞机在我的房顶上空盘旋，门外还有大片朝屋里喊我名字的人群。”

“我觉得我们不过是在说，‘如果你污染了环境，你就应该对此有所付出’。”她说。她很失望政府没有出面“解释清他们到底想做什么”，使得她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我认为作为一个演员，你需要十分小心，”她说，“很多情况下你恐怕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你比那些被视作有着更令人敬畏职业的人更容易受到轻慢的对待。”

还是表演更可靠些。她四月份在辛辛那提州结束了《卡罗尔》的拍摄，九月（按：其实是八月底）将把STC大获好评的让热内的《女仆》搬上纽约的舞台。这是她所说的要休息一年。

她想与一些世界上最杰出的剧院公司合作，如英国的Cheek by Jowl剧院或柏林的Schaubühne剧院。她想与斯科塞斯，吉姆贾木许或者史蒂芬索德伯格再次合作。她也十分乐意接下导演了受到狂热追捧的《老男孩》的韩国导演朴赞郁、导演了《动物王国》和今年的在戛纳《沙海漂流人》大获成功的澳大利亚导演大卫·米肖、安德里亚·阿诺德（《鱼缸》和《呼啸山庄（2011）》）的片约，或者有可能的话，佩德罗阿尔莫多瓦。这将多么令人兴奋。

凯特布兰切特是唯一一个拿下两座奥斯卡表演奖的澳洲人。当电视节目上当主持人指出这一点时，她说“你们可千万别忘了。” 我们可当然不会。提起朱迪丹奇时，她说：“这是什么样的生涯啊，我能想想就不错了。”

嗯，她当然可以去想，而且，看看她现在，她会做到的。

感谢@凯特布兰切特中文站 童鞋们的辛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