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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史记》怎样论述舜帝的葬所

 文化龙乡 2015-07-10

11、《史记》怎样论述舜帝的葬所

 

《史记》作者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伟大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史诗型文学名著,一向被学者列为最能代表历史文化的要籍。

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与山西运城永济仅隔一条黄河),其一生大抵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他之所以能成就《史记》,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家世和家庭使然。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谈是个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谙悉历史,在学术上也很有报负,早有修著一部史书的打,但未能如愿。后身患重病。弥留之际,司马谈握住儿子的手,哭泣着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父志,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来。三年以后,司马迁继任父职,当即开始搜集材料,作写作史书的准备。司马迁曾参加过订历,有历法方面的知识;平时关注社会的经济活动,留心人类的宗教行为;在政治上,见解独到;语言上训练有素;且有父亲留下的和国家文史馆的大量资料。

二是青壮年时代的漫游。司马迁不但博览群书,掌握了大量历史文献,而且在青壮年时代大的漫游就有三次。第一次漫游时在汉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借漫游之际,饱览名山大川,访问遗闻旧事,了解风土人情,考察社会状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足迹所至,遍及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必须指出的是,在湖南境内,司马迁把考察重点放在了汉元鼎六年所建的零陵郡境内的九嶷山。舜帝是司马迁最为崇拜的帝王,在《尚书》与《山海经》以及《五帝德》、《世本》等史籍中,司马迁知道了舜帝崩葬于九嶷山。但是,治学严谨的他不愿意人云亦云,他相信“眼见为实”,因此从长沙溯湘江而上,到了湘水与潇水的源头九嶷山。在九嶷山玉岩,司马迁亲眼得见了气势宏阔的舜帝陵庙,亲眼得见了民间祭祀不断,昼夜红烛高照香火缭绕的情景。同时,司马迁走访官方民间,与当地长老们交谈,对祭祀舜帝的历史都作了调查。他把调查到的生动的传说故事、民间的歌谣俚语、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历年祭舜的盛况,抚慰感化三苗的情景,一一作了详细记载。第二次,司马迁出仕为郎中时奉命出使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区,长途跋涉中,收集了大量资料;第三次,其父随汉武帝东巡病于洛阳。司马迁从西南回朝,赶到洛阳见过重病的父亲,赶到山东复命。随汉武帝先东巡海上,而后封禅泰山,复至东海,沿海北上,经碣石山,至九原郡,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回到甘泉。这次出巡,司马迁对北部、东部作了实地考察。

三是遭李陵之祸。汉将李陵出击匈奴被俘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是出于不得已而坦诚直言,惨受腐刑,从此怀抱孤愤,尚友古人,奋笔疾书。

公元前104年,离司马迁第一次漫游已经22年。他开始将积累下来的资料整理为书。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性完成的一部以人事为中心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从而确立了高踞正史的首席地位。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共计五十二万余字的巨著。《史记》的写作意图如司马迁所概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过著作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社会思想。

司马迁是个治学严谨求实的史学家,他以孔子作《春秋》期许,继承了古代良史“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精神,还历史本来面目。为了反映五帝时期的历史真实,司马迁在全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追根索踪,不放过任何有关五帝的资料。所幸后来在汉代石室金匮中发现了远古时候留下的谱牒和碟记。谱牒和碟记,是历代统治者的大事记,真实可靠,不容置疑。《五帝本纪》的写作,司马迁经过了近二十余年的考证,去伪存真,严谨判断,而后落笔结论。对于司马迁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历史,他也绝不含糊,即使汉高祖刘邦,也如实地记载了他好逸恶劳,贪酒好色等无赖习气;而在《封禅书》里,他就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行为;《平淮书》则对汉武帝黩武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则揭露汉武帝所宠幸的权贵们的骄奢跋扈和贪婪无耻。

《史记》完全有资格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作为历史著作,它最为尊重历史事实,所以汉代的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父子以及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称它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清代赵翼在其《廿二史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至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鲁迅则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对虞舜的有关记载,既是取材于《尚书》、《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等史书,又经过了实地考察验证。司马迁撰史时“疑者阙之”,正如他在《货殖列传》中所说:“神农以前吾不知矣。”因此,他就不写五帝以前关于燧人、伏羲、神农三皇时代的事。在《五帝本纪》中,他对黄帝的葬地记载得很简单,对颛顼、帝喾、尧帝的葬地没有记述,而对舜帝的崩葬之地及其崩葬在九嶷山的原因记述得十分详尽,界定得十分清楚,犹如石板上钉钉,毫不含糊,其原因就在于对于舜帝他亲自考察的结果与手里的史籍一一吻合。因而其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结论无懈可击,历经数千年来盖无异议。稍有不谐之音也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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