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小说评论派”代表人物冯其庸主持搞的“新校本”《红楼梦》，竟是如程高本那样的阉割、篡改本（上）

    （一）“新红学”的代表人物周汝昌曾多次提出重新校勘《红楼梦》，但有关部门却将此任务交由“小说评论派”代表人物冯其庸全权负责

    周汝昌是位著名红学家，早在1953年因出版《红楼梦新证》而成为“新红学”代表人物之一，1954年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开始后，1968年周汝昌被关入“牛棚”，1969年秋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0年8月底，周总理办公室特电湖北军区司令部，调周汝昌回京。周汝昌1970年9月5日回北京后，向上打了一个报告。其内容是：

    ……请求给我一些条件，以期完成（《红楼梦 》）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1]

    此事后来被搁置。

    其后，同事戴鸿森从干校回京后，与周汝昌谈起了《红楼梦》版本问题。周汝昌回忆道：

    一日，他（戴鸿森）对我说：“他原先以为《红楼梦》不就是《红楼梦》（按：指坊间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还要搞什么版本？！”这时他偶然看了影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惊，对我说：“原来俗本子这么坏，与真本这么不同，一直被它骗了！”我见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语言”，乘机与他商量：“我们应出一部好本子了。”

    他很同意，且很积极，马上要与社科院文研所联系，要他们校注一本新本。当时社方临时领导人也点头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汇校的事情。

    文研所很高兴，很快由邓绍基等二人持函，到社办理手续。

    但此事垂成之际，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后激烈反对所邀之人，不容关系当时杜维沫新回社担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须向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诉详风波内情，表示十分为难：“约请了人家，又要变挂食言，这多么尴尬！”

    此事又成了泡影。[2]

    后来周汝昌又写信“上书”中央，希望重校《红楼梦》。他这样叙述道：

    ……遂又决心二次上书——这次就是正面陈述流行本子之伪劣，建议从速整校出一部近真的好版本。

    文化大革命时期，整天抓“革命”，哪可能顾及校注《红楼梦》之事？但事情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1974年开展全国性评《红楼梦》运动，但到年底便停止了。刚成立没有几个月的各市的评“红”小组就都要解散，回原单位。而原单位也是闲呆着没事干。恰在这时，周汝昌的“上书”转到国务院文化小组（代理文化部工作）那里。经研究认为此事可行。于是就由袁水拍负责筹办。首要的是选定校注小组的负责人。此事是由周汝昌提议的，按一般做法，理应征求周汝昌意见，他对组织校勘小组还有哪些建议，校注小组由哪些人组成较为适宜等等。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讲的是“政治”上可靠。哪些人政治上最可靠呢？自然是在评“红”运动中的表现，得到“四人帮”垂青者，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的写作小组负责人冯其庸。袁水拍与冯其庸谈后，冯其庸乐不可支，于是便拟将来由他组织人马。此时已是1975年秋。

    一日周汝昌“接到通知，要开校理《红楼梦》版本的会议”。

    回忆其时已入秋季，地点在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到会后，见所召与会者人数不少。……[3]

    这次会议由袁水拍主持，副主持为李希凡。周汝昌回忆道：

    袁讲话，宣布开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其庸）为组长[4]，周（汝昌）、吴（世昌、恩裕）等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5]

    对于此事周汝昌还写了这样一段：

    为了说话负责，以昭信实，特为请询了当日开会在座、后任此新校本的责任编辑的王恩宇老同仁，他热情地提供了所忆细节，与我记忆完全符合。他连我女儿在场一事都记得……[6]

    周汝昌非常强调自己的回忆才是可靠的，一是周汝昌的女儿周丽苓作了记录，记录尚在，二是有其他人可以作证。

    重新校勘《红楼梦》的提出者是周汝昌——“新红学”代表人物，而领导与组织校勘小组的任务却交给“小说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冯其庸去做。

    从“小说评论派”的历史已可说明：“小说评论派”如果搞点随意的，没有是非的评论，还是可以的。新中国成立以前，“小说评论”也曾出现一些评论大家，如王国维、鲁迅、李辰冬、王昆仑等。但是“小说评论”形成“派”以后，假若交给他们带点学术性的任务，可以料定必砸锅无疑。因为“小说评论派”的基础是“假语村言”，评论“假”的事物，当然形成不了是非观念。现在将探讨涉及“背面”“真事隐”的问题，交由“小说评论派”去做，它哪里有分出真与假，是与非的本事？你就是反复告诫它：较早的，曹雪芹在世时就已形成的本子为“真”，被后人校订的版本属“假”。它绝对拒绝接受这种正确意见的，因为它同“真”与“是”格格不入。确定真、假、是、非属于“学”、“学术”，“小说评论派”是与研究小说背面的新、旧“红学”（属于“学”、“学术”）完全是两股道行驶的车。现在非让它走充满危险的荆棘之路，必定走一次翻一次车无疑。

不幸的是有关单位将校订“新版本”的任务交给“小说评论派”，真是选错了对象，其结果只会成为后人的笑柄，给学术带来危害。

    （二）重新校勘曹雪芹著作的目的，是以一部带脂砚斋批语的版本，代替阉割、篡改本——“程高本”

     1、1975年时有两套曹雪芹著作版本系统：程高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版本系统和带脂砚斋批语，最多只有八十回的《石头记》抄本系统

    到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会提出重新校勘《红楼梦》呢？这是由于当时已形成两套《红楼梦》版本系统。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刷印程甲本《红楼梦》，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刷印程乙本《红楼梦》。长时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的《红楼梦》主要是这两个本子。20世纪50年代，选定程乙本《红楼梦》，在此基础上稍作校订后，添加注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本成为20世纪50—70年代在国内流行之本。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除流行于世的程高本《红楼梦》外，已发现数部曹雪芹著作手抄本，计有：

    民国元年（1912年）有正书局石版印刷的一部手抄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1927年胡适买到手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为甲戌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评定，简称“甲戌本”，为二评本，只有16回。

    此后，又发现手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评定，简称“庚辰本”，为四评本。之后又发现手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评定，简称“己卯本”，亦为四评本。

    这几部手抄本与流行于社会上的程高本《红楼梦》有许多不同：

    第一，这些手抄本的书名叫做《石头记》，而非《红楼梦》；

    第二，这些手抄本全书只有八十回，不像流行的《红楼梦》那样有百二十回；

    第三，这些手抄本各回都带有名为“脂砚斋”的批语。而程高本《红楼梦》正文中没有这些脂批。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曹雪芹著作已形成两套版本系统——一套是带有脂砚斋批语的最多只有八十回本的《石头记》手抄本系统（简称“脂评本”）；另一种则是1791年由程伟元、高鹗修订出版的，不带任何脂砚斋批语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版本系统。   

    2、政府决定重新校勘曹雪芹著作的目的是校勘出一套接近曹雪芹本意的版本，代替流行于社会上的“程高本”版本系统

    在出现两套完全不同的曹雪芹著作的版本系统后，人们便将这两种版本系统进行了比较，发现手抄本《石头记》系统，各方面都强于程高本《红楼梦》版本系统。当时尽管还没有认识到“程高本”是在乾隆指示下阉割、篡改之本，但有两种情况却是铁定的事实：

    第一，手抄本《石头记》均是曹雪芹在世时就已存在的本子，而程高本（1791、1792年）是在曹雪芹逝世（1764年2月1日）27、28年后才出现的本子。因而无疑手抄本《石头记》属原本、真本，程高本《红楼梦》是经过后人之手作了大量篡改而成的本子。

    第二，尽管脂砚斋是谁尚未定论，但有个事实不容忽视：在晚期的《石头记》本子中，脂砚斋批语（特别是正文中间的夹批，即双行小字批）已与正文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基于一些红学家认为脂评本系统优于程高本版本系统，以及上述两点事实，便提出依据脂本系统，重新校勘一部曹雪芹著作版本的建议，以便将来以新校本代替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程高本”版本系统。这样一部新校本，将是一部十分接近曹雪芹本意的版本。出版这部新的版本，必将大大促进我国对曹雪芹著作的研究。

    3、在筹备新校本的“校勘小组”的会议上三位老红学家提出以“脂评本”中的“庚辰本”作为底本进行校勘

    在成立校勘《红楼梦》新版本小组的筹备会议上，袁水拍宣布了顾问名单，共有三人：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其中第二、三项决定便是：

    （二）听顾问意见。我等三人（注：指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最多，较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7]

    当时文化小组（相当于文化部）决定设立几名“顾问”，是由于冯其庸在1974年评“红”之前，从未涉足过“红学”，对版本缺乏起码的常识。周汝昌曾回忆道：

    冯组长（注：指冯其庸）与我邻座，曾问我“甲辰本”是何种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诸本中是较晚的。[8]

    这件事说明冯其庸当时“红学”知识少得可怜。

    袁水拍尽管当时还不具备“小说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冯其庸定将把这项工作搞砸的“火眼金睛”，但却了解冯其庸不懂“红学”，于是便在校勘小组之上设立“顾问团”来制约他，以便在校勘当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时，冯其庸可求教三位顾问。

    但冯其庸所想的是如何由自己发号施令，怎可能容得下“顾问”？

    （三）冯其庸在校勘小组中，既完全排斥顾问团，又不听取小组成员的正确意见，遇到问题都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玩弄手腕

    1、排斥顾问团，自以为是，自己说了算

    筹备小组中虽然设立了“顾问团”，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冯其庸却完全排斥顾问，从来没有召开过“顾问”会议，也不让他们了解校注工作。甚至有一次校注人员找到周汝昌，希望他能将校勘小组争论激烈情况反映上级，周汝昌却表示：

    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9]

    周汝昌有“局外人”的感觉，是因冯其庸将“顾问”看成了“局外人”。

    2、在校勘小组的具体工作中，冯其庸独断专行

    关于冯其庸是怎样领导校勘小组工作的，周汝昌作过一点透露：

    ……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10]

    周雷在大学时，主攻中国文学，毕业后有红学专著及论文，文学功底较好，而冯其庸对于中国文学是半路出家，功底较差，却又冒充“权威”，一切都自己说了算，当然难以令人信服。后来类似周雷这样的人便陆续离开了校注小组。

    3、新校注本《红楼梦·前言》中所列顾问团名单，是为了表明此书为“权威版本”而玩弄的手腕

    前面已说明校勘小组的“顾问团”如同虚设，从来既不“顾”，更不“问”。然而当1982年冯其庸领导的《红楼梦》校注本出版后，人们发现在《前言》中却这样写道：

    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几位老红学家担任本书校注工作的顾问。[11]

    这是怎么回事？在筹备校勘小组时，宣布的顾问只有三人——吴世昌、吴恩裕和周汝昌，而实际上此“顾问团”已如同虚设，既不召开顾问会议，也不让他们了解校勘的具体情况，顾问们成了“局外人”，怎么到新校本出版时，“前言”中不仅恭恭敬敬地写明“几位老红学家担任本书校注工作的顾问”，而且“顾问团”突然“扩大”了，在原三名顾问基础上，又增添了吴组缃、启功等人？

    看来在“前言”中强调校勘小组的顾问团，不过是冯其庸玩弄的一个手腕，以这种虚假的事实向世人表明：这是一个“权威性”的版本。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