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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受宽，兰州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地址：兰州市，邮编730020。 巩昌汪氏是蒙元时期的世代军功巨族，其与徽州汉族大姓汪氏通谱，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一件实例。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家谱及碑刻资料，考证了巩昌汪氏的族属系汪古，言其为汉人，系对文献误读、误释和改窜所致。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是在元代后期至明永乐间，但所述系谱颇多纰漏，殊不可信。 关键词：巩昌汪氏 微州汪氏 族属通谱 巩昌(今甘肃陇西)汪氏，自蒙古国汪世显始著，是陇右百数十年军功望族。巩昌汪氏族属，由于文献及碑铭记载的含混不一，在20世纪前期已被学者叹为“殊可怪也”，近年更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巩昌汪氏在蒙元史中地位甚巨，而徽州汪姓家族史又为社会史研究之重要课题。对此问题的辨析，对古代民族融合研究有典型意义。 一、辨巩昌汪氏为汪古族 《元史·汪世显传》早就明确地记载了巩昌汪氏的族属，称：“汪世显字仲明，巩昌盐川(今甘肃漳县境)人。系出旺古族。”汪古部历史经周清澍先生专题研究，其结论为学界所公认。汪古族，指“金元时期阴山以北部族。或译雍古、王孤、瓮古、旺古、汪骨、汪古惕。……汪古的基本成份是由操突厥语的各部人结合而成”。元人姚燧所撰《便宜副总帅汪公(忠臣)神道碑》，详言汪世显家族汪姓的由来，云：“公王姓，由大父彦忠，世汪骨族，故汪姓。”姚氏当是根据汪家人提供的行状资料，称汪世显之父姓王名彦忠，汪骨族人，因族名Onggur迻为汉字可有许多不同的写法，汪世显遂改王姓为汪姓。 20世纪上半期，学界对汪世显族属并无歧见。《新元史·汪世显传》完全采信姚燧所说，言：“本姓王，父彦忠，隶于汪古部，故改姓汪。”慕寿祺撰《甘宁青史略》卷12“汪世显降蒙古”条所加按语，亦直称其“系出旺古族”。王树民先生抗战中游陇，观看《陇西汪氏族谱》后，在日记中言：“《族谱》自称为唐越国公汪华之后，汪达即其子也，始居陇西云。以《元史》校之。汪氏之姓实为旺古族之简称，《族谱》所记，殆未足凭也。”巩昌汪氏家族碑铭，出土或存世者较多，张维撰《陇右金石录》收录了汪氏六通碑文，《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吴景山《元代汪世显家族碑志资料辑录》，公布了总共十六通碑的资料。吴文所录20世纪70年代由漳县汪氏家族墓地出土之十通元代碑志文，除汪惟易圹志明言“其先世掌汪骨族”外，皆未提及其族属事。可否说，在元代，巩昌汪氏的族属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在史书和《陇右金石录》所录传世元代家族碑志中又有汪世显家族为汉族的说法，从而引起学者的讨论。笔者仔细探究，以为当系误读、误释和改窜的结果。 《元史》卷15《世祖本纪十二》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六月，巩昌便宜都总帅汪惟和(汪世显之孙)言：“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元世祖忽必烈回答：“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显然汪惟和及元世祖都称巩昌汪氏为汉人，这岂不是巩昌汪氏为汉族的最可信的证据吗?否。元朝将境内各民族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二等色目，指跟随成吉思汗东征的西域三十一族；三等汉人，指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高丽等人，以及云南、四川等省各族人；四等南人，指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汪世显家族本为金朝属下之汪古族，自然属于第三等的汉人之列。所以汪惟和自称“汉人”及世祖称之为“汉人”，皆无其为汉族的意思，不可误读。查《元史》，元世祖曾三次下诏禁私人持有武器。第一次在中统四年(1263)正月“申禁民家兵器”；第二次在至元十六年二月“禁诸奥鲁及汉人持弓矢，其出征所持兵仗，还即输之官库”；第三次在至元二十六年四月“禁江南民挟弓矢，犯者籍而为兵”。三次所禁对象并不一致，第一次是禁所有居民持有兵器；第二次是禁奥鲁(蒙古、色目军户)及汉人平时持有弓矢，令其出征时到官府领取，用过交回；第三次是专禁原南宋人民持有弓矢。汪惟和与元世祖关于禁汉人兵器的对话，应是对第二次禁令的回应和铨释。但《元史》本纪中却将其系于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条，显然有误。 元世祖时学者王鹗撰《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有言：“汪本姬姓。宋末金初，世掌盐川之一隅汪骨族，因氏焉。”明程敏政解释道，汪世显家族本自徽州汪氏之支裔，“唐季没于李氏，号日汪古族，犹日汪氏旧家云尔。西人方言，或误称汪为旺古，碑文以为汪骨云。”程氏所说极为牵强。首先，汪古族并非仅有巩昌汪氏这一支，若强以巩昌汪古族人为唐汪华之后，其他的汪古族人又是否与汪华有关呢?恐程氏就难以自圆其说了。其次，徽州汪氏的宗谱流传有序，在唐初以前就撰修过三次：第一次为三十一世汪文和撰于东汉建安间．第二次是三十五世汪旭撰于东晋咸康二年(336)，第三次是四十四世汪华撰于隋唐之际。唐贞观间“诏索天下谱，(汪华)因上《汪氏大宗谱》”。这里所说并非空穴来风，史载：“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修《氏族志》一百卷成，上之。先是，山东士人，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礼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夫谙练族姓者，普索天下谱谍(牒)，约诸史传，考其真伪，以为《氏族志》。太宗谓日‘……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颁于天下。”汪氏本于姬姓，郡望颍川，自此当为学人共知。王鹗在金时已是状元，人蒙古为忽必烈所赏识，即位后授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为当朝第一文士。巩昌汪氏家人向其求索碑文，他在据行状撰文称其为“汪骨族，因氏焉”，在碑末铭文中，又特意言明“西州著姓，因官氏汪”，强调汪世显家族之姓源于汪骨族酋豪之官，同时又说明天下汪氏“本姬姓”的常识。两个汪氏，一来自官(汪古族酋长)，一来自始祖之名(“以王父名别姓汪氏”)，以相区别。他在文中如此讲明此汪非彼汪，我们怎能误释，据以得出此汪即彼汪的结论呢? 杨奂撰《汪义武公(世显)神道碑》，碑文中有“公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颍川”句。该碑今已不存。我们无法校证其文。光绪《甘肃通志》撰写时，该书作者曾亲见该碑，说碑“高二丈余，广五尺余，厚尺余，额趺俱完好。为陇西义武王世显神道碑，便宜都总府帅参议巩昌奥鲁都总领门下潘珍书，后面碑文颇多剥落，杨文宪公撰。”按，汪世显死于1243年，死时无封号及谥号。忽必烈继位后始行谥法，“中统三年，论功追封(汪世显)陇西公，谥义武。延佑占七年，加封陇右王”。中统三年为1262年，延佑七年为1320年。而杨奂死于1255年，他撰碑文当在1243年至1255年问，当时汪世显尚无“义武”谥号，故碑额称“义武公”应是中统三年以后所立并镌额。查考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中的《总帅汪义武王》传，其全文引录杨氏所撰神道碑文，其中直言“公系出汪骨族”，并无“南京徽州”云云句。苏天爵是一位非常严谨的文献学家，其保存元代文献的功勋无人能右，他不可能在著录当朝重臣先辈的碑文时，故意删改某些要害的文字。再查杨奂《还山遗稿》卷上《总帅汪义武王世显神道碑》，亦言：“公系出汪骨族。”。而无“南京徽州”句。因此可以肯定，杨奂原撰碑文根本就没有“系出南京徽州”句。“南京徽州歙郡之颍川”一句，在历代行政区划史上也有极大破绽。金朝疆域不及江南。元时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省、路、府、州、县制。歙为县，非为郡。《元史·地理志五》言：“徽州路……县五：歙县，休宁，祈门，黟县，绩溪。”另，所谓“南京”，北宋曾以今河南商丘为南京，辽朝曾以今北京市为南京，金朝曾先后以今辽宁辽阳和河南开封为南京。蒙元之南京，仍指开封，辖地都在江北，在江南的徽州路歙县归江浙行省管辖。《元史·地理志二》载：“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汴梁路。唐置汴州总管府。石晋为开封府。宋为东京，建都于此。金改南京，宣宗南迁，都焉。金亡，归附。旧领归德府，延、许、裕、唐、陈、毫、邓、汝、颍、徐、邳、嵩、宿、申、郑、钧、睢、蔡、息、卢氏行襄樊二十州。至元八年，令归德自为一府，割毫、徐、邳、宿四州隶之；升申州为南阳府，割裕、唐、汝、邓、嵩、卢氏行襄樊隶之。九年，废延州，以所领延津、阳武二县属南京路，统蔡、息、郑、钧、许、陈、睢、颍八州，开封、祥符倚郭，而属邑十有五。……二十五年，改南京路为汴梁路。二十八年，以濒河而南、大江以北，其地冲要，又新人版图，置省南京以控治之。”到了明朝洪武、永乐时，才以今江苏、安徽地置南京(南直隶)，下辖有徽州府歙县。《明史·地理志一》载：“应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日南京。十一年日京师。永乐元年仍日南京。”“徽州府。太祖丁酉年七月日兴安府。吴元年日徽州府。领县六……歙。”另徽州在今安徽，为汪华后裔聚居地；颍川在今河南，为汪氏始祖封地，唐以该地为汪氏郡望。歙县辖境绝无颍川一名。若杨奂真如其本传所说“博览强记，作文务去陈言，以蹈袭古人为耻。朝廷诸老，皆折行辈与之交。关中虽号多士，名未有出奂右者”，不应如此缺乏基本的地理和姓氏常识。故《陇右金石录》所录之杨奂撰碑文中“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颍川”11字，可能是明代一位缺乏地理文化常识的巩昌汪氏族人磨补的文字，不足为凭。 还有，因徽州汪华墓庙屡屡“显灵”，在宋元明清被朝廷多次加封，其中元代有：“元泰定三年，特改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至正元年，颁降宣命明定江西神兵默助，敕封汪公圣主洞源大帝。”倘若当时朝中承认巩昌汪氏为汪华之后，不应在颁诏时不对巩昌汪氏亦加荣宠或对其“始迁祖”汪达加以封赠。总而言之，元朝文献和墓志文皆以陇西汪氏为汪古部人，无庸置疑。 二、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 从明代开始，巩昌汪氏才不再提汪古族事，而径称为徽州汪华之后。据存有清道光间续修巩昌《汪氏族谱》过录本的汪楷说：“明朝永乐年间，世显七世孙汪福、汪寿兄弟创修陇西《汪氏族谱》，为此将江南《汪氏族谱》所载周秦汉魏晋隋唐初世系逮移过来，同巩昌汪氏的金元世系拼接，并正式分成‘南汪’与‘西汪’两大地域流派，共同以鲁成公次子姬汪为受姓始祖，以越国公汪达为陇上汪氏的‘始迁祖’。”漳县出土碑志中最早声言巩昌汪氏为徽州汪华后裔的，是明正德二年(1507)范镛所撰之《明昭勇将军巩昌指挥使司指挥汪钊墓志》，志文云：“公讳钊，字克明，其先徽州府歙县人。始祖有日华者，当隋之季，豪杰争雄，尝鞠义旅，保辑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以待宁晏。逮唐受禅，知天命有属，则奉籍以归，得封越国公，卒进越王。子达袭爵，移镇陕西巩昌，遂家于盐川，即今漳县是也。历宋暨金，相传为汪古部都总管。迨元口至公八世祖世显，以武功拜巩昌便宜都总帅，卒赠太师、上柱国，谥义武，追封陇右王。”明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收录《元史·汪世显传》，以按语说明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联系之始，言：“《汪氏谱》越国公第三子达，袭封上柱国越国公，征贺鲁龟兹高昌有功，世守巩昌。唐季没于李氏，号日汪古族，犹日汪氏旧家云尔。”查徽州汪氏家谱。汪达确有其人。《谱》载，汪华有九子。“达，字德远，世华(汪华本名，入唐避太宗讳，单名华)三子。唐左卫勋府参军，以征贺鲁龟兹高昌勋至上柱国，袭封越国公，终会州刺史。薨年五十七。配葛氏，合葬白渠府北二十里。子三：处哲、处惠、处澄。宋绍兴十年，以灵迹并著，敕建庙于歙县龙井山，额日忠助。乾道八年敕封忠应侯，庆元五年敕加忠应威助侯，嘉泰元年敕加忠应威助昭济侯，宝佑二年敕加忠应威助昭济协惠侯，三年敕加崇善公，景定五年敕加崇善衍佑公。”贺鲁全名阿史那贺鲁，为突厥叶护，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十二月以西域反叛，自称可汗，唐朝派兵讨伐。以《谱》文与《汪钊墓志》及有关文字对照，有三点可辨。其一，《谱》明言，汪达终官于“会州刺史”，唐朝时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无《墓志》所言“移镇巩昌”事，更无“家于盐川”事。其二，唐时既无陕西之名，亦无巩昌之名。今陕西、甘肃靖远、宁夏等地时辖关内道；今甘肃陇西，时为陇右道渭州。既然没有陕西巩昌之名，哪来“移镇陕西巩昌”之事?其三，若汪达真定居盐川，则死后应葬于斯地。然《谱》明言，汪达葬于白渠府北。查白渠为汉武帝时白公胜主持修成的关中灌溉渠，唐代仍在发挥作用，所以大历间有“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硙，以妨民溉田”。该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人栎阳，注渭中二百里”，在长安北。宋代学者胡伸所撰《唐越国汪公行状》言，汪华归唐后，“贞观二年授左卫白渠府统军”。则汪达所葬之白渠府，实其父唐初任职左卫白渠府总军之府第附近。汪达墓园清楚，不可能“遂家于盐川，即今漳县是也”。所以，巩昌汪氏所言汪达事与徽州汪氏谱并不相符，颇多牵强编造之迹，不可信。 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据说最早是通过元末汪泽民。《婺源大阪谱》载：“元至正中，礼部尚书(汪)泽民尝会(陇右汪义武)王之子孙袭总帅者于燕京，相与通谱。”查汪泽民于至正三年(1343)奉调京师，参与撰修《辽》、《金》、《宋》三史，至五年书成，后二月，以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回乡。若《婺源大阪谱》所说不误，陇西汪氏子孙会见汪泽民就在至正五年。其时，各地农民起义蜂起云涌，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权势人物多设法安排后路。在这种情况下，巩昌汪氏提出与徽州汪氏通谱，其目的岂不昭然若揭!况且，其时汪世显四世孙汪家奴正任从一品的枢密院知院，为顺帝近臣，权势炽热，汪泽民仅至三品的礼部尚书衔致仕，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巩昌汪氏提出通谱的要求，他能拒绝吗?不过，汪泽民是宁国宣城(今安徽宣城)人，而非徽州本籍，所以徽州汪氏谱或未据以改修。如明初《严陵汪氏家谱》，就不载巩昌汪氏事，宋濂的序称赞徽州汪氏历祖阀阅，亦不言巩昌汪世显之勋爵。 洪武二年(1369)，明将徐达奉命西征陕甘，其部将平羌将军冯胜兵临巩昌城东，汪世显五世孙、巩昌守将汪庸率众出降。明朝以汪庸为土官、世袭巩昌卫指挥同知，明太祖还“赐巩昌、建宁、定辽等卫指挥同知汪庸等五人织金袭衣”。巩昌汪氏在新政权下重又衣锦荣华。永乐时，汪庸长孙汪福撰《陇西汪氏宗谱》。已据所闻徽州汪华之子汪达事迹，歪曲其生平，以与巩昌汪氏事相系，称其为巩昌汪氏“始迁祖”。从此以后，巩昌汪氏就由属于少数族的汪古人变成汉族了。但当汪福之弟汪寿请求大学士杨荣为新撰该谱作序时，杨荣在《序》中虚与委蛇，一再赞叹汪世显及其后裔之勋功，却不及其与徽州汪氏为同宗事。明弘治十五年(1502)汪舜民撰《徽州府志》卷7《人物一·勋贤》有《唐·汪华传》，其中云“子……达，以征贺鲁龟兹高昌功，袭上柱国越国公，镇巩昌”。疑其时徽州汪氏已有与巩昌汪氏联谱事。据明李东阳所撰《汪氏家乘序》，汪舜民为汪华第七子爽之后裔。而作者所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藏本《歙西塌田汪氏家谱》，则为汪华长子汪建后裔所撰谱，看来，明代以后，汪华长房之一支派始终不承认巩昌汪氏为其宗亲。嘉靖间刻汪廷俸等纂修的《[徽州]汪氏统宗谱》，其内容叙及，唐汪华“九子：建、璨、达、广、逊、逵、爽、俊、献及兄弟侄辈皆衣紫食禄为朝廷命官，自兹其族始大。后裔分迁苏、鲁、浙、闽、蜀、楚、粤、赣等省，遍布皖南城乡各地”。仍未言有迁陕之巩昌者。明嘉靖进士、徽州汪道昆，于晚年修成《汪氏十六族近属家谱》，序言日：“其后入朝，鄂太宰宗伊鄞、大宗伯镗咸在。巩宗人有泽宫之役，挟谱寻盟，相与并观。越国以往，皆合。《越谱》载王子达以征讨，袭越国公，仅及三世。《秦谱》谱其世次，世守陇西，爰及熙宁，始改袭总管。其以勋阀封王者，二尚公主者，若而人胙之，土田褪五等等。高皇帝法世及，不以流官，食采如初，改袭都指挥使，其秩二品，班曲阜同，世禄千年，文武之极也。……自吴太守许悌举郡中四胄，则首吾宗。唐举字内十姓，以国柱称吾宗。以河西显兹十六族，其百一耳。”对所谓《秦谱》内容及其为徽州以汪道昆为代表的汪氏所承认的缘由，记述得一清二楚，实乃因其显赫之阀阅。 三、余论
钱大昕言：“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有人或许会说，《元史》质量之劣学界共知，其有关汪世显为汪古族的说法，或许就是其粗疏陋劣的一条实例!《元史》总纂官宋濂是浙江金华人，后迁居浦江。他学问渊博，对徽州汪氏家族谱系亦颇熟悉。他曾阅读国子助教汪中提供的《严陵汪氏家谱》，该谱“子孙自汪以下咸述其字、名、官位、寿年、坟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铭、朝廷之命，为汪氏出者，咸无所遗。历秦汉以下，至于今七十有余世，灿然如目见而耳受。”宋濂为之撰序，盛赞“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华而大著。越公之后，以诗书起家，而显于宋，登政府列侍从者，不可胜数，其盛固异于他族矣。宜其谱之修非他族所能比也。”。在朱元璋严酷专制下，作为总纂官的宋濂，至少要将《元史》成稿阅读一过。倘若《元史》列传分修者，将本为汪华后裔的汪世显写成汪古部人，宋濂在终审时不会不据其所知予以纠正。可以肯定，明初的多种汪姓家谱并无汪世显为汪华之后的记载。《元史》撰稿者是依据元朝官私资料，经过分析研究才写下汪世显为“旺古族”的。清代汪姓族人汪辉祖著《元史本证》，对汪世显的族属并未表示疑问。看来，他也是认同《元史》此条记载的。 巩昌汪氏本为汪古部人，蒙元百数十年，以武功晋爵，权势倾天下。但在元末汉族反抗蜂起，其所依靠的蒙古皇室已如正在消融的冰山，难以为继，他们惧其权势丧失，遂勖力于攀附汉族著姓的徽州汪华一族，并找出汪华之子汪达曾随军到西域讨伐突厥叶护叛军的家谱资料，谬称汪达移镇巩昌，居家盐川，从而与徽州汪氏通谱。清康熙间，汪琬撰《(苏州汪氏)族谱后序》叹道：“吾仲捂九有言日：‘谱牒之废也，废于贫且贱者什之三，而废于富且贵者什之七。富者或耻其家之衰落，则扳援大族，而强附之。贵者或傲焉亡其先世之遗泽，而过虑族人之贫者觊觎其锱铢，则惟恐远之不速也。夫富者既强附人之宗，而贵者又思急远其宗，于是谱牒虽存，而实亡矣。’信哉斯言!凡为吾族者，不可不深长思也。”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联谱，不就是权势者强附人之宗的一个典型事例吗?不过，本为陇右的一支少数族自认是江南汉族的后裔，倒又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一件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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