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今年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开埠170年。 那么，开埠后的上海，究竟变化了一些什么？这些变化给今天的上海又带来怎样的启示录般的意义？ 开埠之际，西方大小冒险家们携带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势进入，一度，国人为之目瞪口呆，而固守一隅的上海道台们更无法维持住既有的文化面貌和生活方式。 有意思的是，基于移民为主体的上海从来与众不同，上海人在一阵目瞪口呆之后，迅速地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经时断时续的交汇、踌躇不定的融合，最后在时光陶冶下，演化成一种新生活方式，它们具体表征为西餐生活、跑马生活、舞厅生活以及旗袍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时时刻刻地显示出了海派文化的特点，也让上海人在中国与世界范围内变得如此的不同寻常！ 恰逢今年是上海开埠170周年，海派文化受到了整个时代的日益关注，而寻找海派文化如何形成的一条最主要的路径，便是海派生活方式。 在这之前，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海派生活，更不要说将这种生活通过持续的发酵而演化成一种生活方式了。 这个之前，我指的便是上海开埠，具体的日子当然是1843年11月17日，这里顺便说一下，今年，对上海来说，在历史天平上有着一个重要砝码：上海开埠170年。作为读者的你，可以认真对待之，也可以不屑一瞥之。 现在，让我先适当地回溯一下开埠前的上海，打量一下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上海曾经有过的基本样貌。 先说“上海”这词的来源。可以审慎地断定它最早来自于宋王朝，注意我的用语，是“审慎地断定”。其时，有一条“上海浦”（浦是小河的意思）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吴淞江（今日的称呼是苏州河）的支流。由于酒业发展，当地政府在上海浦一地设置了征收酒税的相关机构，机构称作上海务，正是这个机构，它让“上海”的叫法开始不胫而走。 如果我们取一个更为宏大的视角，那么，上海大致有两千多年比较清晰记载的历史。春秋时期，它是姬姓诸侯的封地，战国时期，又成为春申君的封邑，也在这时，开始建城，便是申城。三国时期，上海城址固定在佘山附近，更名为华亭，这是上海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到了伟大的唐王朝，一个中华历史上气象最为庄严的历史时期，上海也随之伟大起来，它正式设县，是为华亭县。一个更为关键的时空节点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292年，元朝朝廷批准上海镇为独立县，与华亭县可以平起平坐，这一年度，就是上海建城的纪念日，也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作为城镇的上海，它的历史至今已有721年。 不过，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美国的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这么认为：“至少在13世纪，上海还相当的微不足道，因为，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关于整个中国江南重要城镇的描述中没有提到上海。” 这个说法值得我们注意，马可．波罗有着足够的知名度，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来说，都是如此。这个成为元朝官僚机构中一员的意大利人，在他后来回到祖国所出版的游记中，对13世纪的中国有着一次极为精彩的描述，这间接地激发了欧洲对中国的向往，也间接地激发了大航路的诞生。但他的游记忽略了13世纪的上海，那只能说明其时的上海还相当的无足轻重。 随后是一系列行政机构的更迭与变化，从明代设置的松江府，分别管辖着华亭县与上海县，到雍正二年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上海县成了道台大人棋盘中的一枚棋子，一路行政机构沿革繁琐又复杂，却也是中国其时社会政体的说明。那么上海的文化又是怎样一个基本样貌？ 我们可以从马家浜文化（浙江嘉兴）说起。 马家浜文化又称为太湖流域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距今6000年。先民们以磨制石器、种植谷物、饲养动物、制作陶器以及渔猎生活作为该文化的主要内容，在上海青浦崧泽、金山查山这两个地方发掘的遗址里，都有与这个文化对应的印迹。 随后是崧泽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的菘泽文化（青浦崧泽村），应该处于母系社会末期，墓葬中的陶器已经进入手制阶段，黑衣陶器是陶器制作中的一次突破。考古挖掘发现了一个三口灰陶器，三只口可以同时出水，不仅制作工艺十分精湛，专家们还推测三只口的功能是用来插入管子，而陶器装的则是米酒，也因此，酒文化于此肇始。这个时期，先民的精神世界比以前有了大扩展，审美意识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 再以后便是良渚文化（浙江良渚）。距今4000年左右，太湖流域进入了父系社会，有农业，有犁耕，考古发现的石犁、石镰、石斧等等物件都充分地证明了这点。在陶器上，有了种种装饰，先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精神有了更大发展，与此同时产生了最早的文字，这是我们的先人迈向文明的一个重要象征。良渚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产生了大量的玉器，从地域上说，上海马桥、亭林和福泉山都处在良渚文化的笼罩中。 再以后，便是灿烂辉煌的吴越文化了。不用详尽阐释吴越文化的特质和它的呈现，只需说上这么一句，气象万千的吴越文化亦可以称作水文化，有“柔软、细腻、流动”的水性特点，作为吴越文化的子文化，上海文化传承着吴越文化的亲水特征。以当年上海老城厢的布局为例。整个前城市形态是布局合理的水乡都会，老城依水而建，四周宽阔的城濠和外河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城墙中开有六处城门，其中有三处是水门。城内河巷相依、纵横有序，很典型地呈现着江南前城市形态。完全可以这么说，水成了上海前城市形态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它呈现的不只是“自然景观”，而是文化景观。 倘若历史永远停留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永远停留在西方大殖民历史之前，那么，吴越文化的子文化上海文化也将永远地保留它纯正的品质、清澈的模样，直到时空深处。但历史没有假如，也不存在假如。代表着工业文明的西方诸国与代表着农业文明的中国在18世纪末不期而遇，并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与对抗，这是中国、中国上海始料不及的。引用罗兹．墨菲的话来说，“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 接着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的，伴随着南京城头上飘扬的白旗，西方人，更正确点说是英国人来到了上海，他们给分巡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以及上海原住民带来了许许多多意料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既有建立一座现代化城市必要的规章制度以及种种硬件，也有西方人视若珍宝、为之骄傲的文化，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文化与这生活方式，是借助于一个浩大空间的，那就是上海租界，时间上，也有一个必然的维度，我是将它们看作100年，从开埠的1843年到租界在理论上归还中国的1943年。 （壹） 左叉右刀：上海上流阶层的风尚 现在，我就要说到西方文化对上海市民最直接影响的第一个领域，那就是西餐。 我有必要先说一下西餐的历史。 15世纪中叶，也就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节点，西餐以意大利为中心地发展了起来，并在城市生活中不断产生着它独特的影响力。在一篇《西餐的引入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空间的开拓》的文章中，作者如此描述了当年西餐在西方生活中的一个盛大场景，“肉类在宴席上被大量消费，例1452年康斯坦茨一次议员的会餐上，100位先生总计消费掉牛肉、烤猪肉、肥母鸡、鸭子等多达190公斤，其他还有110个鸡蛋、300条鲤鱼和梭子鱼，以及140条小鱼”。到17与18世纪，西餐餐桌上的秩序基本成形，当时餐具摆放的位置已经确定，汤勺和餐巾的使用也已明确，1782年拉萨尔提出的礼仪手册用了整整一章叙述就餐时应该使用的东西：餐巾、盘子、刀、勺子、叉子、无脚杯，西方的近代礼仪规矩大致形成。 伟大的中华民族与同样伟大的西餐的第一次接触大致时间是在17世纪与18世纪的相交时期。 17世纪中叶，传教士们率先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上帝，也带来了西餐。历史就生动地记载了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以西餐来招待北京官员们的情景。此外，在中国南方，野心勃勃的西方商人在沿海地区寻求着贸易机会，他们自带本国食品和本国厨师，这可以算是西餐在中国土地上的试探之行。 1793年，英国派遣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为庆祝伟大的清王朝皇帝陛下80大寿。马嘎尔尼爵士率领一干人员来到中国后，在不列颠帝国的军舰“狮子号”上与一个姓乔的文官和一个姓王的文官共进了西餐，历史记载了“两位官员十分灵巧地学用刀叉进餐，他们很喜欢喝英国酒：刺柏子酒、朗姆酒、樱桃白兰地酒”，我们可以将这个看作是中国之舌对西餐的第一次触摸。 对上海来说，它从一个十分普通的中国江南城镇最后进化成一个无出其右的通商大埠，这与开埠后摩肩接踵来到上海的西方商人、军人以及传教士密切相关，他们到达之后在上海开设的饭店以及饭店中所经营的西餐，可以看作是西餐业在中国上海的正式登台亮相。专家研究后如此说道，1852年，俄国作家冈察洛夫随巴拉达号三桅战舰来沪，记述在当时外国人开设的洋行里按照英国方式摆满菜肴的餐桌上，早餐是“一大块热气腾腾的煎牛里脊”，或“火腿煎蛋”，还有“小灌肠、炸羊肉”，午餐除了汤之外，有煮羊肉、煎羊肉、煮牛肉、煎牛肉、煮鸡肉、煎鸡肉，再就是鹅肉、火腿、青菜，这还只是第一道菜。第二道菜是野禽和馅饼。晚餐的特点是没有汤，但有加辣小灌肠。 读者完全有必要记住上海的礼查饭店，它是上海西餐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始作俑者之一。1846年，正是上海作为清帝国窗口之一向西方很不情愿地打开后的第3年，由Richards建造的上海乃至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先是出现在了李家厂区域，11年后，也就是1857年，饭店老板将饭店移址于外白渡桥东侧。1907年，饭店重建，随后的维多利亚巴洛克风格立面便一直展现在上海的视线中，在曾经或生机盎然或消沉不堪的岁月中，礼查饭店风头十足、一时无二，它成为上海滩中西要人、名媛淑女、工商巨子们的经停之地，在它的大堂、它的孔雀厅以及美不胜收的中厅，日日夜夜地上演着纸醉金迷的人间戏剧，至于西餐的独特芳香在这个空间的经久萦绕更是不在话下了。 到了光绪年间,西餐已经被上海最为前卫的一部分人所接受，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尝试开出西餐厅，基于中华文明的从来傲慢，他们自己也将这些空间叫作“番菜馆”，具体的形式则以咖啡厅、面包房为主，从海派文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层面来说，自此，上海有了自己而不是西方的西餐业。 据清末史料记载，最早出现在上海也可以说是出现在中国的由华人开出的西餐厅叫作“一品香”，地点是老上海最为繁华也最为糜烂的福州路，随后，叫作“海天春”、“一家春”、“江南春”、“万长春”的西餐厅在上海相继开业。 据统计，当时女工每月的最低收入只有一元五角，租界中担任巡捕的是月薪十元，钱庄跑街的月薪六元，而若上“一品香”吃一顿大餐，所需大洋为一元，更有一些西餐馆每客上等的为四元，中等的也要三元，即使富裕阶层对西餐也只能偶尔为之。 辛亥革命后，上海人与西方人的交往日益频密，租界亦成为西餐的大本营，在租界的饭店里，其时日日云集着洋人、买办、军政要员和豪门贵族，交际享乐的场所，经此情势的刺激，西餐业便生气勃勃地发展了起来。及至30年代，吃西餐已成为中国上流阶级的风尚，在上海，有钱人家都有专门的西餐厨师，而前往国际饭店吃西餐，更是最时髦的社交方式之一。又由于列宁领导的革命成功，这让不被革命政权所容忍的前沙俄贵族纷纷逃入中国，在哈尔滨、天津、上海等等中国大城市里，他们无可奈何地放低了身段，一一开出俄式餐馆维生，自此，俄式西餐在北方城市大肆流行，当然，南方的上海也深得其益。 西餐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潮，那时，优雅的霞飞路仅零点三公里，便有数以十计的西餐馆，分别叫作东华、复兴、兰村、宝大、天鹅阁等等，其时，当年开在塘沽路上的德大牛肉庄，早已变身作德大西餐馆，先在外滩后在南京路上一枝独秀，至于四马路上的“四马路大菜”，作为最初的西餐，也早已经演化得不成当年模样了。1935年，意籍犹太人路易．罗威在法租界霞飞路与亚尔培路口（今陕西南路）开设罗威饭店，这饭店便是"红房子"西菜馆的前身。由于经营得法，西餐又特别可口，这"红房子"在上海的名声立时便升腾了起来，上海的上流阶级与中产阶级都以在"红房子"中一品美妙的西餐而感觉良好，其中一代名家张爱玲，也相当地热爱着"红房子"西餐，她时常点的一份西餐菜单为：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据说，芥末牛排是张小姐的最爱。 1941年，"红房子"诞生之后的六年，马尔斯咖啡馆应运而生，它便是革命后的东海咖啡馆。 多少年后，上海市民还清晰地记得令他们心醉的俄式西餐"罗宋大餐"，那红茶、面包、猪排以及由红肠、土豆、番茄、卷心菜、碎牛肉组成的罗宋大汤，有让他们忘不了的鲜美浓稠。他们也记得"红房子"中的"老三样"：菲力牛排蘑菇沙司、乡下浓汤加铁排鱼；记得"德大"中的名菜"葡国鸡"、"里脊牛排"，尤其"葡国鸡"，那将咖喱洋葱土豆做得极浓稠、装在罐样容器里的鸡块，想想也让人垂涎欲滴啊！ （贰） 翩然起舞：趋于时髦的海派生活 清王朝与西方列强有过多次战争，战争结束的其中一个结果便是中国大地向西方列强开放了租界之地，精确算来共有48个。但48个租界，上海租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其中之一便是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海派文化。为何只有在上海租界而不是武汉租界、天津租界产生海派文化，原因当然多种多样，这里暂且不表。我想说的是，让产生在上海的海派文化变得格外的引人注目、格外的风格独特，便是它的“趋时性”构成的，这样我们就要说到上海的舞厅生活。 1850年11月，历史记载，在英租界里，上海有了第一次交际舞会，但具体地点与参加舞会的人员都不清楚。 1863年，英国与美国两家将各自的租界合并，公共租界中的英国总会里有了上海最早的舞厅，这个时候还不能忘了礼查饭店，在这两个西方空间，流传于欧洲公共舞厅的舞蹈———英国的快步舞、布鲁斯舞，美国的狐步舞、波斯顿华尔兹舞———正被西方人逐一演绎。 与跑马一样，最初这又是西方人玩得封闭且高高在上的小圈子游戏，拒华人于千里之外的游戏。对上海市民来说，他们只能在一边观看，并将西方人跳的交际舞称之为“跳戏”。 不过，与跑马生活不同的是，这一次中西融合来得较早，融合的空间叫张园。 今日，我们早就无法窥见张园的一砖一瓦，随着时代变迁它已烟消云散。而当年，张园落成在而今的南京西路之南、石门一路之西、威海路以北的这片区域。 先是和记洋行大班格农，在1872年至1878年之间，租得此处20余亩土地，辟成了一个供自己修身养性的私家花园。若干年后，中国无锡商人张叔和，自格农手中购得此园，起名“张氏味莼园”，简称为张园。那园子，张叔和的原意是给母亲大人颐养天年所用，却无意之间让它成为了晚清末期上海滩最大的市民共享空间，被誉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公共空间”。 张叔和对张园可谓用心良苦。在他力主下，有过多次的扩建和修缮，张园的规模也从格农时的20余亩上升到后来的61亩。1893年，张叔和又斥巨资建造起当年上海滩最高的一个建筑，取名为“安垲弟”（ArcadiaHall），意世外桃源。那时，凡到上海者，必来此处登高，眺望上海逐渐繁荣昌盛起来的那派胜景，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在“安垲弟”里发生，那便是落成了上海第一家营业性舞厅。晚清的富商、才子和市民们一一介入其间，他们在“安垲弟”中兴奋异常地体验着“蓬嚓嚓”的全新感受。 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有数十家商业舞厅，它们中较为著名的是大中华、巴黎、桃花宫、远东、爵禄、月宫、凤凰、大东、东亚、新新、嫦娥等，全都集中在租界里，又全都集中在西藏路、北四川路以及南京东路这一带。设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隔壁巴黎饭店内的黑猫舞厅，更以它的锦幔天花板、迷离的墙壁以及抹了油般的跳舞地板，让上海冶客们激赏不已，其中那个在黑猫舞厅中花枝乱颤的红舞女王吉，更是被小报文人称之为“乱世佳人”，只恨不能一睹芳泽。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上海舞厅已有百家之多，相比同时代的天津五家舞厅、武汉三家舞厅、香港七家舞厅，上海的遥遥领先是不言而喻的。其中，从南京路到延安路这一段的西藏路，便有高峰、远东、爵禄、逍遥、大新、锅台、米高梅、维也纳等8家舞厅，这段西藏路又被叫作“舞场路”。 海派文化全然登场，尽管交际舞来自西方，但这种纯西方化娱乐在上海却被“追逐摩登、追逐流行”的上海趋时一族欣然接受，不过舞场冶游的成本却着实不小。 一流舞厅，譬如丽都、维也纳的，一元一本舞票，每本中只有三张舞票，每张舞票可邀舞女伴舞一次，一本就是三次，如要继续相邀，便须再购一本；二流舞厅亦是一元一本舞票，不过一本中有五张舞票，可邀舞女伴舞五次；三流舞厅则是一本七伴，不入流的更有一本十伴或一本15伴的。问题在于前来跳舞的冶客，与舞女即使只是稍微有点面熟陌生，伴舞时决计不好意思只撕一张舞票给她，不是多给一张，便是一本全给。至于想入非非者，譬如拥着黑猫舞厅中的“乱世佳人”翩然起舞，一本舞票又算什么，开香槟、吃茶点是题中之意，一个夜晚下来，钞票便一江春水向东流。 趋时的上海沉浸在了温柔乡中，静安寺路附近上，“四大舞厅”便隆重登场。 关于“四大舞厅”究竟是哪“四大”，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排列。 “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丽都”为一说；“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新仙林”再一说；“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爱尔令”为又一说，说法种种，不一而足，但由此可作一个定论：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有着“四大舞厅”，“四大舞厅”中的百乐门、大都会与仙乐斯的地位恐怕无人可以撼动。 百乐门建成于1933年，由上海商人顾联承投资银两70万。设计师是很少有人知晓的杨锡缪。在这个号称“远东第一乐府”的地方，它的弹簧地板成了一个神奇的传说。其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年在百乐门伴舞的舞女，月收入竟然高达三千银元至六千银元，超过当年境况相当可以的“铁饭碗”职员十倍以上。 排在百乐门之后的，是广东商人江耀章在戈登路（今江宁路近南京西路口）的大都会舞厅。建成年代为百乐门之后一年，1934年。设计师不详。尽管不详，但其时的红男绿女，却是万分熟悉它的建筑特色：八角形的外形，舞厅正中有一个罗马式的穹顶，顶下，则是圆形舞池。放眼看去，整个舞厅都是画栋雕梁，古色古香得如同清王朝中的一个后宫。大都会的诸多硬件也让人称道，诸如停车场、热水汀、冷气、灯光音响设备，以及舞厅休息室。 排名第三的仙乐斯舞宫，让它产生的第一推动力乃是人类的不满、愤懑和狂妄的情绪。具体说来，是因了上海滩其时的大亨维克多．沙逊当年前往百乐门跳舞而招致冷遇，这让他产生了要造一家同等规模的舞厅与其一决高下。1935年，依照美国纽约“仙乐斯舞官”的全部样式，上海的仙乐斯舞宫同比例地安置在了静安寺路444号，1936年年底前已然建成，沙逊大人先是将它用作招待宾客，后来才用作公共娱乐空间。 最后一个则是新仙林，当然也可以是丽都，也可能是爱尔令。 新仙林与大都会正好相向而座。 曾经上海滩著名文人之一的孙树芬先生回忆当年他前往新仙林跳舞的情景如此说道，“新仙林由于屋前有一大片花园，占地面积比另外那三家都大，厅内的舞池和座位也比那三家更多”，他的言下之意，上海滩的四大舞厅，新仙林甚至可以排上头名，“尤其是在夏季，新仙林还会在室外拉起彩灯开夜公园，既能纳凉喝冷饮，又能跳舞听音乐，所费也不算奢侈，这样自然来者更多”。 到20世纪30年代，在租界上海，“跳舞”蔚然成风地成为上海滩趋时、摩登男女最为热衷的生活。有人为此感慨：“今年上海人的跳舞热，已达沸点，跳舞场之设立，亦如雨后之春笋，滋茁不已。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 “不能跳舞，即不是上海人”，当一种生活演化成生活方式，它的魅力可想而知。 与跑马生活一样，舞厅生活亦是海派文化的一种说明，而且是更深广、更正面的说明。“趋时性”成为这种生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时新、时髦、时尚，它们皆是上海摩登男女追逐、追求、追赶的东西，这种文化心理，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上海人，只不过时代不同，“趋时者”进入了“后海派文化时代”而已。 疯狂跑马：充满了功利目的的海派生活 实用性，也可以说是实用主义在开埠后便盛行于整个上海租界，而且，某种意义上，一直影响着今日上海。究其原因，租界本就“无中生有”，在这方空间，来的西人多半是赤手空拳但野心勃勃的冒险家；来的华人绝大多数是逃难或移民至此的一无所有者，理论上，大家全都一无家世背景、二无人脉血脉、三无文化传承，若要混出一个局面，若要像个人模人样，一靠头子活络，二靠抓住机会，三靠穷追不舍。也因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便成为了意识形态，“没有过程、只论结果”成为所有人的行为模式。 跑马生活，有的是大开大阖的结局，在“赌对了鸡犬升天、赌输了倾家荡产”的过程中，最为充分地表达了上海市民的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 跑马生活最初为西方人所垄断，与上海市民全然无关，因此也就毫无海派文化的丁点气息。 说到发端，又要追溯至开埠初的那些岁月。 那时，对西方大小冒险家来说，在上海度过的日日夜夜着实煎熬。分巡苏松太兵备道道台大人毫无疑问地吩咐着清丁们将上海老城的大门紧紧关上，紧关目的是不让那些脸上长毛、面目可憎、动机不清的西方男女进入城里，以免扰乱视听，以防不测事件发生。 冒险家们只能转悠在李家厂这一带。史料说，他们在烂泥地里拔进拔出的靴子时常会踢到腐烂了的棺木上。唯一能够让他们产生点乐趣的便是骑马运动。有事没事地，他们总要在李家厂的烂泥地上热血沸腾地骑上一阵，有时，便沿着“四分地之南”的那条小径由东而西地驰骋而去，时间一久，小径变作“派克弄”，“派克弄”则最终演化成南京路。 热衷骑马的西方人中，有麟瑞洋行的大班霍格，以及他的伙伴：吉勃、兰雷、派金和韦勃。到1846年，这些热爱骑马的西方冒险家已经聚拢在一起倡议着成立“上海跑马总会”。 接着，上海便有先后三个跑马场出现这一不争事实。 1851年到1854年，霍格们将第一个跑马场设在了今日南京路与河南路这一带，跑马场不大，81亩土地面积，总共比赛了七次，比赛没有后来赌博这档子事情，纯粹表现着马儿的骁勇、骑者的英武。胜者的奖金是一瓶香槟，后来赌马时的香槟券便出于此。 1854年到1861年，霍格们转换了地方，在今日南京路与浙江中路这一带开出了第二个跑马场，跑马场明显地大了许多，有170亩的土地面积，跑马总会的正式成员也有25人。 1861年之后，霍格领导的“跑马总会”向上海道台提出征用泥城浜以西地段开设上海历史上的第三个跑马场，上海道台不得不答应了下来。 那年某日，霍格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泥城浜以西地域。当时，那里还只是上海县西北部的一片水网地带，人口稀少，茅屋数栋，一个村落也就数十人而已，村民以捕鱼种植世代为生，在《上海县志》卷首的《乡保区图》上，这里被叫作高昌乡二十五保。霍格快马加鞭，沿着自己心仪的地方随意地转了一圈，又在马蹄翻飞之处，吩咐下人纷纷竖起了一根根木桩，最后，那圈围的土地有466亩，为这466亩土地，霍格每亩仅付银子30两，西方冒险家们的趾高气扬与强横霸道由此可见一斑。 这块被圈围起来的地方便成了上海滩第三个跑马场，在上海市民口中又被叫作“跑马厅”。 从1863年到1919年，赛马定在春秋两季进行，春季为4月下旬至5月上旬，秋季为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要到1920年以后，才在每次赛马大会前增加几天预赛，有时，也会在周末和节日里举行赛马。 跑马场上的“春秋赛会”，自19世纪60年代后，被当作上海滩的一个“盛大节日”。每逢盛会召开之际，租界上海便停止许多商业活动达一星期之久。参加“春秋大会”的西方男人头戴高筒礼帽、身穿高档西装马夹，西方女子则将双手裹在黑色的长袖手套中，全都气度不凡、仪态万方地出现在跑马场的看台上。 历史也记载了上海道台被前呼后拥着前来观看跑马的这个情景。 其时已有赌博，跑马比赛的内涵正被悄悄置换，审美开始退至一边，而功利渐成跑马主流。一瓶香槟显然无法满足西方男人的胃口，他们的赌注下得很大，开始尝试要在赌注上改变自己的命运。有意思的是，西方女人也介入其中，当然她们是十分优雅地赌着，赌的往往只是一把扇子、一顶无沿女帽或手中的一把长柄雨伞。 基于西方人在整个19世纪的意识形态，在上海，他们拒绝任何华人进入跑马场中，道台大人则又当别论。跑马生活只是属于西方人自己的小圈子游戏，如同租界初期时的“华洋分处”，华人只能在跑马场外不胜惊诧或热血沸腾地观看。 西方人加入跑马总会，也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首先要年满21岁，随后要由9至11人组成的投票委员会进行表决，且必须全票通过。倘若有一人反对，那就只能保留其申请资格，延至下次开会再作表决，倘有三人反对，便永远取消其入会资格。1908年跑马总会的正式会员已上升到了320人，还是清一色西方人。一直要到1927年，跑马总会方才容许华人成为它的名誉会员。 不过，与加入会员一事相比，华人进入跑马场的时间却要早得多。1909年，基于商业的内在逻辑，曾经高高在上的跑马总会改变了早先一系列“禁止华人入会、禁止华人入内观看比赛”的规定，容许华人购买进场的门票以及各种赌马彩票，不过，进入跑马场的华人是站在另外一个看台的，华人与西方人依然还不能摩肩接踵。 其时，跑马总会只负责组织赌马，本身并不供应马匹，参赛马匹均由马主私人豢养。各个赌摊的老板在向跑马总会交纳保证金后，在场内设摊开赌，其中或盈或亏全由摊主个人负责，跑马总会则稳坐钓鱼台地坐收红利。 为追求更多、更大的商业利润，跑马总会发行的彩票日渐增多，它们有香槟赛、金樽赛、大皮赛、新马赛、马夫赛、余兴赛、拍卖赛，其中，每个项目中都有独赢彩票，最后一天则发卖大香槟彩票，大香槟票的最大购买群体是华人。 刚才已经说了，所谓的香槟票，盖因霍格时代赛马后的胜者赢家并无彩金可获，只获一瓶香槟酒而已。当跑马赌博开始甚嚣尘上，彩票随之发行，其中一种便以香槟命名，命名中暗藏着纪念霍格时代的那层意思。 香槟票，每张售价10元，又设头彩、二彩、三彩等不同彩金，倘若中得头彩，可得十万银元，以后涨到了15万银元，巅峰时期，达到22万4千元。可以合理设想事实也一定如此，无论是西方冒险家或上海市民，他们眼睛出血、心里升火地来到跑马厅，每个人的内心都存了一个天大奢望：购买一张10元香槟彩票而一举夺得22万4千银元的超级大奖，从而彻底改变自己原本平淡无奇的人生。 正是通过跑马赌博，跑马总会大发横财。1889年前后，跑马总会的年收入才两万多两银子，到1920年，因了华人大量加入，跑马总会的年收入陡然升至400多万两银子，进入20世纪20至30年代，每次赛马，跑马总会都可以出售5元一张的门票数千张，还有发行的各种各样彩票，每天在这上面抽头达到数十万元。 有一个统计，1920年到1939年这19年间，仅香槟票、独赢票这两种彩票便为跑马总会带来一亿四千一百三十九万的收入。 关于当年“跑马厅”的种种盛况，沪上《申报》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自租界达马场之各路，但见往返者如鱼贯、如蚁阵，跑马之处则广场东北两边之路，人如堵墙，叠层拥积，约有万数之多。有匠工短衣窄袖者，有方褓圆领者以及绮罗子弟、苍白殳老。更有老妪少妇，咸接趾错履、延劲注目，以争一看。并有马车多辆，皆乘巾帼之类、脂粉之艳焉。” 到了这个程度，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跑马场这个特殊空间，因了华人介入，海派生活由此诞生，海派文化也悄然而起，尽管，如此的海派生活与海派文化有些上不了台面。介入跑马生活是为“一赌圆梦”而不是运动审美，而赌博从来都不可能作为正常社会的主流价值来追求，无论这是北洋政府的社会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但在那个年代，无以计数的中西男人还是前赴后继、不可阻挡地进入上海跑马厅，进入上海滩这个最大的共享空间，他们尝试用10块钱来改变自己的一生，有人为之倾家荡产，有人却梦想成真，譬如犹太人赛赐．马勒。他们之所以这么执着，一是缘于人性，二是基于海派文化的这一构成：实用性。英雄不问出处，成功就是唯一，只要能够获得“独赢”或“香槟”大奖，又管我用的是什么手段！21028502离线 畅叙幽情2 [角落] [飞语] 发表于：13-12-26 18:07 [只看该作者] 第3楼 （肆） 婀娜旗袍：表达摩登的海派生活 与跑马生活、舞厅生活与之前说到的西餐生活一样，旗袍生活极力彰显着20世纪30年代海派生活的种种特点：中西交融、洋为中用、时髦摩登、世界视野，但与前面说到的三种生活方式很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我们的本土产物。 20世纪30年代，租界上海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堪称黄金时代。仅以建筑为例，阿达迪可风格的建筑就拥有千幢之多，在世界范围内只排在了纽约之后。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西方的男女，那个时期对上海应有更多的尊重，无论工部局还是公董局，华人董事纷纷在位便是一个佐证。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一时，“大上海计划”是一个强硬展现，海派文化的大潮更是波澜壮阔，其中，便有着上海时装，时装中则有着海派旗袍。 刚才说了，与跑马、跳舞、吃西餐截然不同，因为旗袍产自我们本土，所以，这一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主体是中国，客体才是西方，尽管主客易位，但运动的方向和目的不变，在中西文化深度渗透和融合后，便诞生了时尚、摩登、前卫的旗袍，谓之海派旗袍，可以作这样一个断言：海派旗袍是海派文化最完美的呈现，在海派旗袍中，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创新，这也是海派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 还是要先说一点历史。 旗袍，原本称谓是旗人之袍，当清帝国将整个中国占领和征服后，他们服装之一的旗袍也随着征服者的马队一同来到中国各地。 旗人之袍又分男袍和女袍，我们这里单说旗女之袍。 历史记载，清初，旗女之袍还偏向瘦长、紧窄，小袖、素简，到清末，已变得宽大繁褥，裁制一律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平直，女性身体曲线毫不外露。这种毫无性感意味的旗女之袍，却十二分地吻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也对应了儒教关于礼教的种种宗旨。 辛亥革命的伟大风暴骤然而起，早已成为纸老虎的清帝国轰然倒塌，这让西式服装在中国广大地域的普及一扫政治障碍，也将传统礼教与风化观念抛在了一边。服装走向平民化，服装必须国际化，是个不争事实，旧式的旗女之袍显然完全不合时代潮流，新式旗袍便在动荡的乱世中探出了它的俏脸。 不过，旗女之袍的变革并非由旗人完成，这时的旗女，多半已经放弃袍服而着上了大褂与长裤；这个变革也不由北方文化重镇譬如北京来发起，这个时候，作为时装的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而移至上海。作为大时代中妇女寻求解放的一个重镇，上海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的浪潮，在商人、传教士和革命党人竞相创办的女学中，女学生们率先荡涤着服饰装扮上的陈规陋习，趋向简洁，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 历史记载，上海女学生是海派旗袍得以流行的始作俑者，因为她们前卫的装饰，引得其时社会名流也都纷纷要作女学生装扮。 从工艺上说，旗袍演变当然并非一蹴而就。 在上海，20年代的旗袍仍然还相当的宽大平直，与其时流行的“倒大袖”相呼应，旗袍的下摆也很宽大，袍身呈现“倒大”形状，不过，变化已经悄然到来，在旗袍的肩、胸乃至腰部，已显示出“合体合身”的趋势，只是才女张爱玲似乎还不满意，她如此描述当时的旗袍：“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到了30年代，旗袍在上海滩大热，从社交名媛到知识女性无不对其倾心倾情。 旗袍，开始远离旗女之袍的原初状态，称作“别裁派”的诞生，让旗袍的变革得以完成。譬如，旗袍的领子与袖口处采用西式处理，分别加上了荷叶领、西式翻领与荷时袖，也采用了左右开襟的双门襟。这些变化显示了其时人们的思想自由，不再亦步亦趋原有的程式。此外，旗袍与西式外套的搭配着法也是“别裁派”的一个主张。 30年代末，又出现了“改良旗袍”，它的特点是旗袍的裁法和结构更加西方化，胸省、腰省的使用让旗袍明显合身，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旗袍的肩部和腋下也十分合体。更有甚者，在旗袍上使用了较软的垫肩，新时代的“美人肩”表明新女性有着自己的审美追求，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削肩”之美加以无情抛弃。 裙摆的位置从来都是女装流行的重要特征，摆线也因此被称为最重要的风格线。在30年代的欧洲，女装腰线很高而摆线一直很低，长裙因此在欧洲成为了30年代与20年代之间分界线，而在上海，不断变化中的30年代的海派旗袍，它的下摆长到几乎及地，这个细节充分说明了海派旗袍与国际女装的同步性，也说明了海派旗袍有着相当的西方味。 30年代海派旗袍的最大变化还在胸围和腰围，从20年代的宽身、直统的样式逐渐变革到紧缩、贴身，有时甚至要吸一大口气才能扣上纽扣，对“三围”特别过硬的女性来说，穿上旗袍自然有一份无与伦比的性感了。 简言之，到了20世纪30年代，海派旗袍基本定型，接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其实都是摩登之手在起作用。 譬如，先是流行高领子，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季节，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须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头。时光一转，又流行起了低领子，领子越低越摩登， 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时，干脆便流行起没有领子的旗袍。 接着流行袖子上的变化，先流行长过手腕的袖子，接着流行短至露肘的袖子，无论长短，都是摩登都会的文化象征。 如刚才所说，旗袍下摆也走着流行中的两个极端，一会儿时兴长到拖地的旗袍，将整双鞋子作着遮蔽；一会儿又时兴短过膝盖的旗袍，生生地暴露着女子的两条玉腿。 旗袍的开衩处，更将海派文化中的性感特征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将衩开到大腿根部的旗袍，抬腿跨步，两条玉腿时隐时现，让人好不诱惑；也有无衩旗袍，穿上这种旗袍的女子，只能走着小小碎步，然而袅袅婷婷的身姿犹如李清照般的古典美人，也是别一种性感。 毋庸置疑，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也应该是海派旗袍最具海派文化光泽的灿烂时代，此时的旗袍造型与欧洲流行的女装廓形十分吻合，彻底地跳出了旗女之袍的局限，呈现着“中西合璧”的格局和气象，倘若要将清末的旗女之袍变化作海派旗袍这一路过程简要地总结，我想无非是这样的三点： 一，旗女之袍宽大平直而不显露形体，海派旗袍开省收腰，着力地表现着女性玲珑的曲线。 二，旗女之袍内着长裤，开衩处亦可见绣花裤脚，而穿着海派旗袍的上海佳丽却是着内裤、丝袜，开衩之处尽情显露一双玉腿。 三，旗女之袍的面料以厚重织锦或其他提花织物居多，装饰十分繁琐，海派旗袍的面料则相当轻薄，印花织物增多，装饰亦十分简约。 上述三点，使旗袍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当初的传统袍服变作可与西方裙服相类比的一个崭新品种。变化内因，我认为是西方现代审美的强烈渗透：女性体态、女性曲线不仅是优美的而且是富于感染力的，它不应被遮蔽、被掩饰、被笼罩，应有充分的暴露和展现，而性感本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之一，也是人性最向往的东西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作如此解：倘若没有上海的开埠，倘若没有西方文化的导入，倘若没有“西学东渐”、又没有“中体西用”，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旗袍西化，也就不可能产生洋溢着浓重海派文化意味的“海派旗袍”。 最后，我不妨将下面几个例子用来证明海派旗袍的盛景，也说明当年海派旗袍对女性的诱引。 其一，所谓的“胡蝶旗袍”。相传胡蝶喜欢穿着短旗袍，但又不便贸然行事，她开动脑筋在短旗袍下摆上缀上三四寸长的蝴蝶褶衣边，袖口上也相应地缀上这种蝴蝶褶。这样，当她穿着长度缩至膝盖下、袖口缩至手肘上的旗袍时，袒露无余的只是小腿和手臂。因“蝴蝶”与“胡蝶”谐音，时人称之为“胡蝶旗袍”。 其二，所谓的“顾兰君旗袍”。相传电影明星顾兰君向来大胆，亦率性而为，她穿的旗袍左侧开长钗至大腿上部，又在袖口处开了半尺长的大叉。“顾兰君旗袍”一经问世，立即使得沪上追逐时髦的众多女性纷纷仿效。 其三，所谓的“薛锦园旗袍”。沪上著名交际花薛锦园，别出心裁地在自己旗袍的四周镶上了一圈光彩夺目的珍珠花边，当她穿着这身旗袍先后亮相大东舞厅与百乐门舞厅时，让满场男女眼睛一亮，赞叹声不绝于耳。交际花薛锦园因此名声大噪，而这款“薛锦园旗袍”亦风靡了整个上海滩。 没有创新，就没有海派旗袍，同理，没有创新这个构成，便没有海派生活，换句话说，构成海派文化的内涵尽管多种多样，但倘若缺少创新这个特质，那么，被世界所认同和赞美的海派文化便不会具有真正的魅力。 19世纪中叶，因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变局，致使借助于大航海时代而出发向全世界、渴望着争夺太阳底下每一个贸易口岸的西方列强们，最主要是英国人，最终用武力强行地叩开了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华之门，一系列租界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而建立，在辽阔的中国，这样的租界共有48个，长江口岸的上海是其中之一。 变化就这样不可阻挡地到来，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变化是不可容忍的，因西方列强如此粗暴地干涉了国家的主权，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如此蛮横的压制，但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他们却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举动中，看到了本土政治体制变动和文化更新的种种可能。对我说，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全部48个租界中，上海租界无疑地走在了前列，成为所有租界中的老大，我指的不仅是上海迅速完善的市政工程，上海独占半壁江山的工业生产，上海无出其右的金融行业，我指的还是在上海租界中诞生的那个海派生活，或它的理论形态：海派文化。 换句话说，马德拉斯野战队的上尉巴富尔来到上海，同时带来了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带来了让上海道台为之瞠目结舌的文化，所有这一切在经与上海本地生活与本地文化的剧烈碰撞、冲突后，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单向度的压制、单向度的瓦解或单向度的消亡，如同当年的玛雅文明、印第安文明，而是在时断时续的交汇、踌躇不定的碰触之后，最终演化成了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东西，它的表象便是叫作海派的市民生活，这种生活进而成为了一种方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淋漓尽致地展现着独特的文化面貌。 这个在罗兹．墨菲的心目中是“一把打开中国之门钥匙”的上海，因了海派文化的生成，不仅在中国还在世界各地得以被刮目相看，海派文化具有的那番说不明、道不尽的风格和意味，让多少中西男女遐想无穷。 海派文化从来都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倘若我们有足够宽广的文化视野，必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发端于1843年并终止于1943年的海派文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传承过程。1943年只是上海租界的理论结束年份，自那以后，有一百年历史的海派文化并没有就此宣告结束、宣告死亡、宣告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它其实继续地影响着后来的年份、后来的人们，也成为后来的生活方式一种。 或许，只有到了1949年，当新生政权在上海开始了新历史的书写，海派生活才暂时落幕、海派文化才暂告中止：跑马生活断然结束于上海的解放，舞厅生活烟消云散于1956年，而旗袍生活也在1966年后销声匿迹，只有西餐生活，苟延残喘于上海的某一个角落，当然，叫作“红房子”的卖起了小笼包子。 但暂告落幕的海派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强烈苏醒，譬如舞厅生活，便在80年代早期如此强势地进入上海市民生活，后来更是百转千回于社会各个阶层，只不过，当年大班们热衷的交际舞转换成在迈克．杰克逊影响下的抽筋迪斯科而已；而八十年代中期突然兴起的品牌文化，即使到了这个世纪第二个十年，依然是蓬蓬勃勃、一派火红，只不过，人们在推崇它的“国际性”、“趋时性”、“前卫性”之后，对它所包含的奢侈性有了无与伦比的狂热，这又是当年海派文化所没有的一番热烈景象。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放在另一个专题中加以描述，它就是“后海派生活”，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中，“后海派生活”都是海派生活的继续，同理，“后海派文化”也是海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如今，海派文化的形式和内容自然也今非昔比，其丰富性值得另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