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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阿多：第一次是在电话里。我想，他是第一个来问我是否愿愿意递交法兰西学院教席申请的人，那是在1980年秋天。当我去法兰西学院参加申请教席的面试时，我才第一次与他当面结识。那是一次轻松的面试，因为他是我的支持者之一。随后，当我在法兰西学院开讲第一堂课时，那一天我举办了一个招待会，他前来参加。我很有可能在教授代表大会上也遇见过他，此外，还有一两次，我和他共进午餐。我和他没有多少联络，因为，在不久之后，他就英年早逝了。 阿尔诺·戴维森：但您和他讨论过古代哲学吧？ 皮埃尔·阿多：不太多。在一次午餐中，他问起我关于塞内加给卢基里乌斯（Lucilius）的《劝慰书简》（Lettre）第一封信里的“说服自身”（vindicare sibi）表达的意义。我们尤其探讨了这个问题。
阿尔诺·戴维森：您可以归结一下您与福柯在哲学观点上的分歧吗，尤其是您对他关于自我培育、对存在美学的批评？ 皮埃尔·阿多：首先，需要提到，我们的方法非常不同。福柯既是哲学家，也是研究社会现实与思想史的史学家，但他并没有文献学的实践，也就是说，他并不考察与古代文本传统相关联的问题：手抄本的解读、评论性版本、各种版本变体的选择等问题。通过研究与翻译基督宗教哲学家马里乌斯·维克托里纽斯、意大利米兰大主教安伯罗修、《巴门尼德》的评论片断以及奥勒留与普罗提诺的—些论著，我获得某种经验，这使我能够从与福柯完全不同的视野接触古代文本。尤其，我总是执着于对作者思想运动的专注的研究以及对他的意图的探寻。而福柯不怎么在意译本准确与否，他经常使用一些不太确切的过于陈旧的译本。 我和福柯之间的第—个分歧涉及愉悦的概念。对福柯来说，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伦理是人们在自身之上获得愉悦的一种伦理。这种伦理，对于伊壁鸠鲁派来说可能是真实的，但福柯最终较少谈到伊壁鸠鲁派。而斯多葛派恐怕会摒弃关于愉悦的伦理这种理念。他们仔细地区分愉悦与快乐——对他们来说，快乐，不是愉悦——不是在自我中找到，而是在自我最好的一部分中找到。塞内加并不是在塞内加的身上找到快乐，而是在与普遍理性相认同的塞内加身上找到。人们从自我的层面升华到一个他者、超验者的层面。此外，在他所称作的自我实践的描述里，福柯并没有充分地肯定以下价值：归属宇宙整体的意识、归属人类共同体的意识、回应超越自我状态的意识。最终，我不认为适合现代人的伦理模式可以成为一种生存的美学。我担心，这最终会成为一种颓废派的新形式。 阿尔诺·戴维森：您常常讲到把自身升华到一个普遍视野的必要性。但是，这个视野又与康德所讲到的普遍性法则完全不是一回事。康德的普遍法则，总是为任何理性的个体都规定同样的行动。您如何解释宇宙视野的这种概念呢？ 皮埃尔·阿多：这种普遍的视野比较符合我所称作的“从高处俯视的目光”。比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他赞美了自然的哲学家，他说，那些天然成为哲学家的人静观现实的整体，他不畏惧死亡，因此，他恰恰置身在一个层面、一个高度上，他从那里可以看到宇宙的整体、人类的整体，他不是从个人的层面上看待事物，而是从一个普遍的层面上。在斯多葛派那里，也有类似的一种运动，首先，在爱比克泰德与奥勒留那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因为他们从大写的自然、普遍性自然的视角，即普遍理性的视角看待事物，也就是说，他们把诸种事件重新放置在可以为宇宙带来什么、我们参与宇宙的和谐平衡的协作的视野里。这也是我所称作的事物的物理定义。事物吸引我们，或者让我们害怕，它们不应当用个人的视角来看待，而应再一次在普遍视野中看待，用—种完全客观的方式。对普罗提诺来说，这也是千真万确，他认为，灵魂应当从个体的层面升华到普遍性灵魂的层面，甚或神圣知性的层面，而宇宙的全部理想体系都在其上。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从一个视野过渡到另一个视野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我一直很喜欢一位中国哲学家（庄子）的表述：有种生存情境，好比是封闭在瓮底的蚊蝇、井底之蛙，要走出这种封闭，在世界的广大空间里呼吸。我们的行为不是由一种抽象的普遍主义、以一种自动的方式支配的，但在每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摆脱我们的眼罩，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否则那把我们的视觉仅仅局限在我们自身的利益之上。这指的是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并尝试着把我们的行动重新放置在人类的坐标之上，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具体的其他人，也放置在世界的坐标之上，不太为了言说我们能为宇宙带来什么，而是在这个宽阔的视野里重新放置诸种事件。这是一个非常传统而首要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大地本身只是一个点，在广袤的宇宙中，我们只是某种微妙的东西。 这种态度旨在将我们的视觉放置在一个普遍性的视野里，与康德所讲的普遍法则是否不同呢？比如，康德说过：“要让引导你行为的法则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的法则。”我会倾向于认为，最终，这并没有极大的不同。在康德的表述里，人们明确地重新置身在自然的普遍性的视野里，因此，人们从只看到自我利益的自我过渡到向他者与宇宙敞开的自我。这样的格言并不会固定一种明确的行为，但是，它们邀人行动，并同时考虑到我们的行动对我们之外的一切可能产生的后果。这是人们赋予自身的一种法则。 阿尔诺·戴维森：如果有个人对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感兴趣，并问您应从哪里入手来加深他对这个理念的领会，您会建议他读什么文本呢？ 皮埃尔·阿多：如果说涉及古代哲学，很难推荐一篇没有注疏、却易于理解的文本。我想，爱比克泰德的《致美诺西斯的书信》，或许是最简单的文本。奥勒留的《写给自己》或者爱比克泰德的《手册》也可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哲学观，但是，这些文本毕竟需要注疏。对于现代哲学而言，我很喜欢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学院开讲的第一堂课，题为“哲学的赞词”，也让人隐约瞥见作为生活模式的哲学观念。我也很喜欢路易·拉维勒（LouisLavelle）的著作《纳西斯的谬误》，因为，这本书由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思考构成，每一段思索都是一份邀请，邀人实践一种精神的修炼，逐渐引导读者走到“我们意识的巅峰所在的现在”，并对“纯粹的在场”有所意识。 阿尔诺·戴维森：您也曾经援引塞尚与克利的例子，作为与精神修炼相关的绘画典范。 皮埃尔·阿多：是的，我前面忘了提到艺术家。在克利那里，也许有点抽像。无论如何，他认为，艺术家可以重新找回自然运作的方式。在塞尚那里，有时候会让人联想到在他的绘画中表达出来的对世界的某种体验。此外，我相信，柏格森恰恰选取绘画的例子来让人明白由他的哲学所引发的知觉的转变。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最终，绘画要求人们做一种剥离习惯与偏见的运动，也要求人们用一种可以称作“自然”的方式把握事物，真正地面对裸露的现实。近来，借助我的同事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著作，我也发现中国古代绘画的哲学意义，尤其在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中，人们看到，绘画如何与自然相汇通，如何与自然的创造法相联姻。 也要提到音乐，至少在某些音乐家比如贝多芬的音乐作品里。我前面已经提到伊丽莎白·布里松的作品《音乐家的神圣——在贝多芬作品里的古代典故》这本书向我们表明贝多芬如何把他的艺术当成一种使命，促使人类升华到欢乐的世界，进人对世界的认同以及宇宙的和谐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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