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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颖文 饶宗颐曾说：“墓志可校补世系，与地志、史传、文集参证，史料价值尤高。”通过解读多方本世纪新发现的墓志，不仅可以发掘被湮没的历史，欣赏失落的文献，还能够找到书法史上的“失踪者”。 大量发现的石刻史料，成为20世纪中古史领域最主要的新史料来源之一。饶宗颐将墓志与碑并称为“碑志”，他在《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一书中写道：“向来谈文献学（Philology）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前贤论之详矣。” 本世纪以来，由于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展开、科学考古的实施，以及盗掘古墓的猖獗，新出墓志的数量至少以每年数百方的数量增长。在故宫研究员任昉看来，墓志是祖先留下的不可再生的特殊文献资源，由于其中不少出自名家之手，纹饰华美，书法精湛，文字洗练，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学术价值。 探寻历史的另一张面孔 饶宗颐曾说：“墓志可校补世系，与地志、史传、文集参证，史料价值尤高。”晚清以来墓志研究的关注点，借用文献学家赵万里的话来说，多是“征前代之事实”和“匡史文之讹谬”，也就是通过某方墓志，对人物的生平、行政制度、历史事件的年代和历史地点等史实进行考辨。 但是，墓志上记述的文字真的等同于史实吗？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将墓志上的文字总结为“事实而情绪”，即史上应该确有其事，但可能落到志文上有夸张成分，或者使用春秋笔法。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认为，墓志文字和史料中的任何文本一样，都有自己的形成过程，是不可全信的“一家之言”，必须批判性地解读。“尤其是仅仅把单方墓志作为补史、证史、纠史工具的思路，在学界已经不流行了。” 为了从志文中获取更多新的史料，近年来学界更重视“多样本”的研究。西安碑林博物馆碑研室研究员王庆卫介绍，随着本世纪新出大量墓志，“以某个群体的多方墓志为线索和证据，探寻当时政治结构的变化或者家族、民族间的关系，是研究新热点”。比如，南北朝墓志中，鉴于各族裔社会政治最上层人物的墓志所占的比重极大，可以由此探知当时的政治形态。再如，这几年国内外学界对突厥、粟特、高丽、新罗等外族人物墓志的研究，厘清了中外交通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是中古墓志中研究水准最高的一部分。还有，对女性材料的研究近年来也成绩斐然，比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撰写的《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志》，就是用出土文献弥补了传世文献中为配偶撰写墓志很少的缺憾，为探究唐人的家庭关系、继承制度、社会风尚等提供了新立场和新视角。 安史之乱的幕后操盘手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这句名言点出了“正史”之纰漏。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官史记载难免片面。然而，在属于“当朝当代”的墓志中，却可能有新的发现。比如，在一些武周时期的墓志中，就保留了武则天创造的字。再如，安史之乱建立的大燕政权，通过墓志就能了解其中一些不为史书记载的故事。 在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筹），记者就见到了被称为“是迄今为止关于安史叛方文献中最重要的文字”（陈尚君语）的《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墓志铭》（下称《严复墓志》）墓志拓片。这方新出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另一方墓志《大燕赠中散大夫太子左赞善大夫严公墓志铭并述》（下称《严希庄墓志》），是研究安史之乱政治背景的重要新史料。特别是《严复墓志》的内容涉及安史之乱中不少重要问题，恰可与《严希庄墓志》互证。 严复，乃安禄山心腹、安史之乱的参与策划者严庄之父，严希庄系严庄之弟。在《严复墓志》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莫过于：“天宝中，公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若墓志所记没有夸饰成分的话，严庄早在天宝中即投靠安禄山，并成为其心腹，这与他父亲严复的怂恿和支持有极大关系。 仇鹿鸣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星占之术，往往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联，天象记载往往也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被删改、附会——如周武伐殷则曰五星聚房，汉高入关则称五星聚东井，曹魏受禅则言四星三聚，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例子。这段志文将此次四星聚尾的天象比拟为汉高祖入关之应，似可视为天下大乱、易代革命之兆，安禄山正是利用了这场天象异动作为起兵的政治号召。而汉末韩馥以尾箕为燕兴之祥，试图拥立刘虞称帝之事，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安史政权利用这一天象变化大做文章，宣扬天命改易之说。仇鹿鸣感到，安史政权之所以选择“燕”为国号，除了地域因素之外，“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之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严复墓志》中的“金土相代，果如公言，殷馗之识，无以过也”，则是安禄山利用五德终始理论，宣扬金土相代之说，建构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仇鹿鸣认为，所谓“五德终始之说”，自秦汉以来，便是中国古代帝国建构正统观念与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主要工具。安禄山出生胡族，虽然他对同为胡族的安史大军可以佛教、祆教等方式团聚部众，进行政治动员，但这对于汉人社会的辐射力毕竟相当有限，而且可能引起反感情绪，那么他就必须寻找一个适当的方法，争取以尊奉儒学为基本文化底色的汉族吏民的支持。而利用五德终始的理论、以四星聚尾的天象变化作为易代革命的先兆，宣扬“金土相代”之说，就成了安史政权争取人心，特别是笼络推重儒家正统之辨的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方式。 仇鹿鸣认为，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的转折点，素为学者所关注。但目前传世文献中对此事的记载，大体本自唐王朝的正统立场，将安史政权斥为叛伪，论述带有鲜明的尊唐贬燕色彩。“但对当代史家来说，王朝正统论笼罩下的史学编纂无疑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深入理解安史之乱的社会背景。”在他看来，使用安史年号“燕”的墓志，其表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可以视为安史政治立场的反映，为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但较为可惜的是早期发现的安史墓志基本是中下层官民的，其间并未涉及安史之乱重要人物，而严家这两方墓志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比如，墓志中充斥的“遇非常之主”、“迈伊吕之勋”、“孟津始会”、“昊穹有命，命燕革唐”之类歌颂新朝的词汇，就显示了安禄山叛乱时的自身定位。 关于严氏父子之死，《严复墓志》中仅简略地写道：“公遂与少子希庄圣武元年春二月戊子，夫人王氏夏四月庚申，俱在本州相随及难。”但《严希庄墓志》却写得较为详细，根据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的释读为：“顷义旗南辕，公保家本郡，以城临沧海，地带燕郊，曾是邦域之中，其犹宸宇之下。揆于千虑，势有万全，岂谓丛脞遗孽，凭凌作乱。公乃□其列刃，挺出重围，剑及于通衢，弓及于近郊之外。望所天不至，投兵而呼，君子记其词曰：从父之死，孝也；临难不避，勇也，吾兄能报我能死。遂束身而就擒，享年卅。与魏州府君同日并罹冤酷，此志终之详者也。”也就是说，严希庄是因为在景城组织武装力量“保家本郡”而被擒，与其父严复同日被杀，其妻王氏“亦遇凶害”。 结合两方墓志可知，唐军处死了严希庄夫妇和严复夫妇，可见当年唐军与安禄山叛军敌视之激烈。但就其志文来看，《严希庄墓志》不如《严复墓志》用词激昂、“大胆”。《严希庄墓志》志文由“朝议大夫守中书舍人房休撰”，张忱石认为，房休本是唐臣，成为燕官后受命为志主一门歌功颂德，其时大燕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因而他不敢对处死严希庄一家的唐军有丝毫谴责，遣词造句颇费机杼，故而志文用词隐晦、语意不明。再看《严复墓志》，由“宣义郎守中书舍人襄陵县开国男赵骅撰”。仇鹿鸣认为，中书舍人号称为文士之极任，地位十分显要，因此由“乱军文胆”赵骅撰写的这篇志文绝不是一篇私密性的文献，而是一篇反映安史政权意识形态的官方追悼文。也就是说，这篇志文并不会随着葬礼的结束而被封存于地下，而是作为一份证明安史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宣传品，被广泛而刻意地传播。 汉志对照识别契丹大字 在用少数民族文字写就的墓志中，有一类已经失传700年多的文字，却在墓志的不断出土与系统研究中逐渐得到解读，那就是契丹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凤翥，是目前全世界认识契丹文字最多的专家。他告诉记者，契丹文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其中，契丹大字相传创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神册五年（920年），大字脱胎于汉字，约有1000字以上；契丹小字为辽太祖之弟耶律迭剌所创，创制时间比契丹大字晚，但具体时间史书失载，主要使用类似汉字偏旁部首的表音符号来拼写契丹语词汇。契丹文约使用了300多年，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诏罢契丹字”，此后契丹字逐渐废弃，历元明清几百年来无人能识。1922年，第一方刻有契丹文字的墓志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永兴陵发现，才让这种古老的文字重见天日。 刘凤翥说，解读契丹文字的难度非常大，中外学者经过60余年的努力所取得的契丹小字识别率在20%至30%之间，而契丹大字的释读成果则“用两页半纸足可表达”。在他看来，2000年出土的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是目前传世契丹大字资料中最便于解读的一件。这方墓志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出土的一座夫妻合葬辽墓中由考古发掘的，夫妻各一方墓志，一为契丹文，一为汉文。在汉文墓志上，写了志主的丈夫叫耶律昌允，官衔为“建雄军节度使、崇禄大夫、检校太师、右千牛卫上将军、知涿州军州事”。尽管根据多年释读契丹墓志的经验，刘凤翥知道这些格式都会出现在《耶律昌允墓志》这方契丹墓志的题目里，但困难之处在于，在题目的四行116字中，根据“两页半纸的解读成果”，他只能认出“军节度使”、“慈州”、“卫”、“将军”、“刺史”等少数几个音译汉语借词的契丹大字。“大概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才像汉语拼音似的把前四行契丹大字都解读出来。”刘凤翥说。 令人兴奋的是，通过对《耶律昌允墓志》的释读，找到了契丹大字中的辽国“双国号”。辽建国后按照“以国法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的原则，对契丹和汉人实行南北分治的“南北面官”双轨制，“一国两号”的统治策略正是这一创举的重要组成。但在释读出《耶律昌允墓志》之前，契丹大字资料中虽也出现过国号，却无人认识。刘凤翥向记者简单介绍了释读过程，原来，“辽·契丹”中“辽”所对应的两个契丹小字已被释读出，其中一个小字被用来音译汉字“虎”。鉴于契丹小字的作用相当于拼音文字，那么“虎”与“户”的契丹小字约略相同。在《耶律昌允墓志》前四行出现了“食邑七千五百户”这几个字，其中音译汉字“户”的契丹大字恰恰出现在靠近国号的部分。他再结合另一方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墓志盖第一行和志文第一行中两处一样的四个字进行分析，鉴于四字中已经释读出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分别为“大”和“国”。刘凤翥认为，夹在“大”和“国”中间的两个契丹大字非国号莫属，而契丹大字中的“契丹”一词已经释出，那么此处两个契丹大字就应被释为“辽”。这样一来，出现在《耶律昌允墓志》第五行的契丹大字即为“大契丹·辽国”。由此，早前发现的契丹大字《永宁郡公主墓志铭》《耶律习涅墓志铭》《萧孝忠墓志》中的“双国号”释读就迎刃而解了。 解开了“双国号”对应契丹大字谜团，什么时候用“辽·契丹国”，什么时候用“契丹·辽国”就变得有迹可循了。刘凤翥发现，在汉字文献中，辽代统和元年（983年）至咸雍二年（1066年）是称国号为“契丹”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上的反映确为“契丹·辽国”；在汉字文献中，咸雍二年至辽代灭亡（1125年）是称国号为“辽”的时期，对应到契丹文字墓志中，也的确均写作“辽·国契丹”。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契丹文字都是在墓志铭一类的碑刻上发现的。所以出土的契丹墓志，可以说件件都重要。”刘凤翥说，近几年对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解读都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距契丹文字的彻底解读还很遥远，但已能对辽史研究工作的深化起到了帮助作用。 丝路商人的唐朝之旅 仇鹿鸣认为，目前最受学者关注的石刻，除了正史有传人物的碑志，当属外族人物墓志。这些墓志多年来一直是国际汉学领域中的热门话题，日本、欧美学者亦多有关注。而且，这类墓志对于移民史及当时的中外交通研究都是重要史料。比如，2004年，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了一盒《井真成墓志》（全称《赠尚衣奉御府君墓志之铭》），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有关遣唐使（也有学者认为是留学生）的实物资料，对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再如，前几年西安警方打击盗墓团伙时，收缴了百济移民《祢军墓志》（全称《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并序》），是目前已知最早提及“日本”国号的墓志，距离传统史料中记载的咸亨元年（670年）倭国改国名为“日本”的说法相距仅8年，且这方墓志对于唐代百济移民史、古代东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有重要推动作用。 在这些外族人物墓志中，对粟特人的研究可谓已经做得相当透彻了。根据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缪哲梳理，粟特人乃所谓“印欧人”（Indo-European）的一支，世居索格底亚地区。在中亚弈棋转烛的地缘政治中，他们以性格的倔强、手腕的灵活，始终保持了半独立地位。约在3世纪后，他们生活方式的特点已经以行商和丝路的中介者著称了：整个欧亚大陆间，处处有粟特人的身影，从拜占庭、萨珊、印度、阿富汗，到远东中国。5世纪之后，粟特人又大批移居中国，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移民团体。 在国内，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追寻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的踪迹。他告诉记者，从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中外交通史家向达以来，大多数学者主要是根据一个人的姓，再结合有关他的一些记载来判断其是否粟特人。其中中国先秦以来的姓氏中所无的康、安、米三姓的人，基本上可以划归粟特人的行列。对于史、石、曹、何、穆、毕等传统的中国姓氏，需要看史料对相关人物的记载中是否有与胡人相关的来历、婚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记录，来判断其是否为粟特人。 但是，近年在洛阳市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发现的《郑岩墓志》（全称《唐故少府监郑君墓志铭并序》），却对审视汉姓人士的先祖胡名现象有普遍意义。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振华介绍，郑岩是两《唐书》记载的张说罢相刺相州时挑定的女婿。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郑岩前三代为：“德淹。行谌，萨宝果毅。琰，历城主簿。”也就是说，郑岩的祖父郑行谌曾任“萨宝果毅”，而以往人们认为萨宝均为粟特人担任，对这样一位纯汉人名字的人担任胡人职官一直不得其解。墓志上书：“君讳岩，字良石，河南荥阳人。周之胄系，昔宣王封友于郑，氏之以国。”结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郑氏出自姬姓，即周宣王姬静的异母弟姬友受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为郑国国君，因以为姓，这是一般唐人墓志都有的假托之词。但志文中“君六代曰盘陁，当后魏练次名宗，尤推北祖之盛”一句终于解开了谜团。荣新江说，“盘陁”系胡名，表明墓志是有意以六代祖“盘陁”来表示自身本源于异域外族，而郑岩之祖行谌为“萨宝果毅”，也可看出这支所谓世代右族的荥阳郑氏，其出身显系假托。他们原本应当是粟特人，通过和荥阳郑氏北祖的通谱手法，改作郑姓，这些可能发生在唐朝初年郑行谌任萨宝果毅之后。“如果不是墓志作者有意把其六代祖'盘陁'写出来，我们是不知道这个郑岩家族原本应当是粟特人的。” 荣新江曾经仔细对比过“安史之乱”（755年至763年）前后粟特人墓志，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叛乱发生后粟特人开始讳言出身。在安史之乱前，粟特人在墓志上会直接说是西域某国人。但由于安禄山、史思明等叛乱首领出身粟特，所以安史之乱后的唐代社会弥漫着一股反对“胡化”的社会思潮，生活在中原的大多数粟特人开始在墓志中力图改变自己的出身和郡望，以与胡人划清界限。比如，武威的安氏改姓李氏，康姓附会出自会稽，何氏自称望在庐江，还有些粟特人干脆迁徙到河北三镇，寻求自己的新家园。 但让人惊讶的是，在2006年5月在洛阳隋唐故城东郊出土的一块刻于元和九年（815年）的景教经幢石刻上，居然清楚地写着“大秦寺主法和玄英，俗姓米；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九阶大德志通，俗姓康”。龙门石窟研究院原副研究员张乃翥分析，在安史之乱以后的洛阳，还有这样的胡人聚落存在，而且不讳言自己是安国人，并标识“俗姓米”、“俗姓康”等粟特特征，大概是因为这个聚落有景教作为他们的保护伞。在安史之乱中，景教僧作为朔方军的支持者，建立功勋。所以在安史乱后，景教受到官方的保护。这件经幢表明，与当年长安大秦寺主要以波斯僧为主不同，洛阳的大秦寺以粟特人为主，且主要的神职人员是粟特米国和康国出身的人。在经幢背面的题记上，记录了元和九年当地景教僧人清素与从兄少诚、舅安少连，以及义叔上都（长安）左龙武军散将某某等，在洛阳县感德乡柏仁〔里〕买地，为亡妣安国安氏太夫人及亡师伯修建茔墓。荣新江推测，安氏太夫人的丈夫也是一位粟特人（很可能姓米），他们的儿子清素同样供职于洛阳的景寺中，其义叔所任上都禁军左龙武军散将一职，也是唐朝专门给予胡人子弟的。更重要的是，从清素叔父从长安赶来的事实，说明迟至元和年间，两京之间的粟特家族成员，还有着频繁的往来交通。荣新江说：“这件经幢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中晚唐时期，洛阳地区还有相当多粟特人存在。” 深埋地下的文学宝库 在传统古典诗学领域，名家辈出的唐代无疑是最为繁盛的时代。近年来，大量出土的唐代诗人墓志、诗人亲属墓志、自撰墓志等，对唐代文学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对于现在的唐代文学研究来说，墓志无疑是极其难得的珍贵文献，称为百年来唐代石刻新见文献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也不为过。” “从文学价值角度来说，每篇唐志都是一篇珍贵文献。”陈尚君说。从墓志撰写风格来看，南北朝开始定型的写作模式对初唐时的影响很大，当时很多墓志不留撰文者名姓，读起来更像是“旁观者”所为。到了开元、天宝之后，撰写者的主体意识开始凸显，不仅署名现象变得普遍，而且不再刻意追求骈俪文风；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墓志是由亲朋好友所写，出现了夹叙夹议,更具人情味和个性化的表达。按南宋学者李耆卿所言：“退之诸墓志，一人一样，绝妙。”到了晚唐时期，特别是在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之后，墓志文的写作技巧甚至出现更趋近小说风格的写作，有对话，有人称转换叙述，也有跌宕起伏的情节铺陈。荣新江认为：“中晚唐墓志的书写突破六朝以来的对仗文体，清新活泼，本身就是很好的文章。” 而且，墓志也为研究文人生平提供了新视角。比如，近年来出土的《郑虔墓志》，其中记载的郑虔卒年就对杜甫研究有极大的助益。再如，王之涣家族9方墓志的出土，推动了对文学世家的研究。还有，唐代诗人李益夫妇墓志的出土，让人们重新审视了李益的婚姻状况，特别是《霍小玉传》的可信程度。 此外，墓志还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验证密码”。比如，由“五云溪人范摅”所纂的唐人笔记《云溪友议》，记载开元以后的异闻野史，其内容从史学征信的立场上来说，多被学者认为是大可怀疑。但据复旦大学中文系汉唐文献工作室副研究员唐雯介绍，若将其卷下《名义士》中记载廖有方好人好事的篇章，与2006年1月西安碑林博物馆入藏的一方《廖游卿墓志》（全称《唐故京兆府云阳县令廖君墓铭》，墓志曰志主原名“廖有方”）对照来读，却发现多有印证之处。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记录廖有方这类小人物故事外，《云溪友议》还记录了不少大人物的事情，唐雯感到，该书作者范摅从没做过官，又身处远离长安、洛阳这些政治中心的江南，竟然能“似非而是”地记录下一些离他本人生活实际非常遥远的故事，可以从中窥见当时信息在传播中的守真与变异。 从志文看贺知章不羁的真相 提起唐代文人贺知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能联想到的只是《咏柳》《回乡偶书》，似乎除了这两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外，贺知章并没有太多其他作品传世。“从近年对出土文献的整理来看，其实贺知章是相当高产的。”陈尚君说，也许是因为贺知章生性率意，所作常是随作随弃，生前身后又都没有结集，导致其诗文保留至今者不多，也使得贺知章享有重名，有佳作，但难以跻身一流作家之列。 陈尚君认为，除了诗歌，贺知章的文章在当时也很有名，可惜传世者不多。据他统计，截至清末，《全唐文》卷三○○中仅收2篇贺文，即开元十三年（725年）随玄宗登泰山时的奏议《上封禅仪注奏》，以及因残缺过甚而难以卒读的《唐龙瑞宫记》。清末陆心源编《唐文拾遗》，据《汝帖》和《宝真斋法书赞》录短简4则，文意较简单。经长期积累，陈尚君将历年所得贺知章诗文辑为《新编贺知章集》上下二编，不仅收录作品数量比清末翻了好几倍，而且来源广泛，为研究贺知章文学成就提供了许多新的途径。 “真正具有文学研究价值的，是近代以来出土的贺知章撰文的唐代墓志，达12篇之多，内容极为丰富。”陈尚君介绍，最近在洛阳龙门出土的《陆景献墓志》（全称《大唐故大理正陆君墓志铭》），署“礼部侍郎贺知章撰”，作于开元十三年（725年）五月。志主陆景献，字闻贤，是武后时宰相陆元方第四子，睿宗时宰相陆象先之弟。墓志叙述其“爰在妙年，早闻词赋，未及弱冠，能而老成。经淮中及使蜀，篇什盛传于代，风体雅丽，坐致高流”。是一位早慧且有许多诗作为当时称道的诗人，可惜其诗作无一留存。而贺知章所撰墓志最早的一篇，上世纪出土的《戴令言墓志》（全称《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墓志铭》），撰于开元二年（714年）。志主戴令言，湖南长沙人，先世在陈、隋都做过官，入唐家族地位渐降，但湘人耿直的个性得到延续。尽管贺知章的叙述难免受限于初唐时期的墓志文体，但仍能看出他用较大篇幅叙述戴令言博学、任侠、好道、孤傲的性格，写其在归隐与为官之间追求自由人格、不愿受尘俗羁绊的兀傲表现，着力将其描绘为有着独特精神世界的不平凡人物。陈尚君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贺知章本人的人生选择与好恶。尤其是结合贺知章最为人称道的事迹之一，即对李白的赏识和称扬来看，亦可以发现李戴性情中的相似面，且李白将此表现得更为强烈，“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贺知章赏识李白的深层原因。” 陈尚君曾对唐代墓志作者做过详尽记录，据他统计，出土墓志在5篇以上的作者人数不足10人。“就墓志出土的偶然性来分析，贺知章曾撰文的墓志篇数应该较多，总数当在50篇以上，相信今后还会有新的发现。”陈尚君说，因为这些墓志的出土，让人不能不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以贺知章率真疏狂的个性，何以有兴趣如此广泛地为各种人等撰写墓志？其中为友朋所撰只是很少一部分，多数好像与他并没有太多的交往。“我猜想，在一定程度上这不能说与接受请托、收取润笔没有关系。以贺知章的率性生活，花费是很大的，虽然我们无法还原他的经济来源，但此应属情理中事。” 贺知章频繁撰写墓志带来的“积极副作用”，是因其所撰墓志的主人大致生活在武后朝至玄宗初，经历了则天称帝、韦后干政、睿宗复位及玄宗图治等重要历史事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在重大政治变化中士人的价值取向、仕宦机缘。 找到韦应物的“小苹果” 2007年，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出土的4方墓志，被陈尚君誉为“近年来唐代文学文献的最大发现”。这4方墓志是唐代文人韦应物家族的墓志，包括韦应物墓志、夫人元苹墓志、子韦庆复墓志及庆复夫人裴棣墓志，并于当年入藏碑林。王庆卫介绍，从《韦应物墓志》（全称《大唐京兆韦府君墓志铭》）中可以获得更多诗人生平的信息，比如韦应物“字义博”就是以前的记录中都没有出现过的。更重要的是，在韦应物撰写并书丹的夫人《元苹墓志》（全称《大唐故元夫人墓志铭》）中，首次发现韦夫人的名字“元苹”，这是韦应物传世的悼亡诗中都没有出现过的。“元苹的苹是苹果的苹，元苹就是韦应物的‘小呀小苹果’。”陈尚君开玩笑道。 “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陈尚君认为，韦应物以平实细腻的文笔写出妻亡后的悲痛心情，是唐人墓志中难得的抒情佳作。从行文结构看，《元苹墓志》的基本结构仍未跳脱“即先叙妻的简历和家世，次叙其道德操行，再述亡故及丧葬事宜，最后表达作者和家人对死者的悼念”（见陈尚君《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志》）的常规体例。不过，骈散结合的文体，已经能反映那个时代墓志行文出现的变化了。比如，韦应物在描述元苹端庄贤淑时用的是“动之礼则，柔嘉端懿；顺以为妇，孝于奉亲”、“容德斯整，燕言莫违”这类四字骈文，但在叙述婴幼孤苦无依时，却用了散文体：“况长未适人，幼方索乳。又可悲者，有小女年始五岁，以其惠淑，偏所恩爱，曾手教书札，口授《千文》。见余哀泣，亦复涕咽。试问知有所失，益不能胜。” 陈尚君说，发现了《元苹墓志》，终于为韦应物诗集中19首悼亡诗的对象找到的主人。悼亡诗是中国古代一个颇具特色的文学现象，乃丈夫追悼亡妻之作，以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起始。韦应物所作悼亡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甚至被认为是潘岳《悼亡诗》以后最真切的追忆亡妻的作品。从志文信息来看，《元苹墓志》是韦应物于元苹去世当年（大历十一年）撰并书的；韦应物为元苹所作的悼亡诗是从她去世的第二年（大历十二年）开始断断续续所写的，包括《伤逝》《出还》《送终》等。此前，由于有关韦妻家世生平的记载无从稽考，存世文献中也没有关于韦妻家世生平以及与其婚姻始末的具体记载，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韦应物悼亡诗的深入解读。如今，通过对志文的解读，亦可发现不少与悼亡诸诗印证之处。如《伤逝》诗“结发二十载，宾敬如始来”，根据志文得知，韦、元二人婚配时间为天宝丙申（756年）八月廿二日，元氏病逝时间为大历丙辰（776年）九月廿日，前后刚好二十年。 陈尚君认为，《韦应物墓志》的重要性还在于提供诗人生平的基本线索。两《唐书》没有为韦应物立传，从南宋沈作喆作《补韦应物传》开始，到今人孙望撰《韦应物事迹考述》、罗联添撰《韦应物年谱》、傅璇琮撰《韦应物系年考证》，都是依据韦应物诗歌中提供的线索探究他的生平事迹，但因史料欠缺，仍不免多有缺漏和分歧。比如，韦应物到底死于何年，此前就有贞元七年、九年、十一年几种说法，甚至还牵涉到几十年后另一同名的韦应物。现通过此方墓志，可以明确韦应物卒于贞元七年（791年）。 另外，《韦应物墓志》还提供了唐代士族文化传承的珍贵个案。韦应物出生于京兆韦氏逍遥公房，是唐代最为显赫的士族之一。北周以来这个家族世代显宦，势倾中外，记载很丰富，墓志可以补充一些细节。墓志中比较珍贵的记载，如女性文学素养及其在家庭教育中所担负的传承文化的责任。《韦庆复墓志》分别摘录了志主伯姊和夫人的哀词，是唐墓志中体例特殊的写法，可以见出两位女子的文学才华。元苹曾为五岁的女儿“手教书札，口授《千文》”，韦退之则自述能够“以明经换进士第，受业皆不出门内”，即他的教育完全来自其母亲裴棣。此外，撰写《韦庆复墓志》的韦应物外孙杨敬之，曾以“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名句留下唐人荐贤的佳话，也是应该提到的。 弥补书法史的遗憾 对于墓志的研究，最早是从哪方面着手的呢？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孙继民告诉记者：“起初是因为练书法的人要临摹碑志，后来学界才关注起墓志里的文献价值。”对于此说，多位学者都表示认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也告诉记者，在馆内墓志珍藏室开放时，“一开始来的多是练书法的人，他们讨论的也是和书法相关的问题。最近几年，来的学者才多起来”。 “长期以来，墓志上的书丹是研究书法的人关注的重要领域。”上海书画出版社资深编审沈培方说，从上世纪至今，出土墓志不仅数量极多，而且包罗各个时期的书法特色，“从‘看’的角度来说，现代人的福气最好了。” 多年鉴藏碑帖的西泠印社社员、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冯磊告诉记者，由于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较快，从时间上来看，紧挨着的两个政权的书法风格只会在政权交替之始有非常短暂的延续，之后多会大相径庭，“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对包括书法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每一个时代又都会有属于自己特有的书法风格”。比如自汉代便是名门望族的华阴杨氏，以杨恩一支为例，杨恩及其子杨钧的墓志均为北魏墓志典型书风；到了隋朝，杨钧孙辈杨矩、杨异以及杨钧曾孙杨素，墓志书法又均为隋代典型风格，且与旧时出土名品的笔意极为相近，冯磊认为其中或有同出某一书家之手。从空间上来看，出土于山东益都、刻于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与出土于云南省陆良县城东南、建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年）的《爨龙颜碑》书风相似，书体都介于隶楷之间。“山东和云南离得那么远，而因书丹时间相距不远，书体风格就很接近，说明书法是一个时代审美取向的反映。” 沈培方认为，相对而言，研究唐朝墓志最容易看出“一千年前的人是如何传承书法的”。一来是因为唐志出土量大，且从初唐至晚唐的墓志都有，便于进行比对；二来是因为唐朝政局较之前南北朝、隋朝及之后五代十国更稳定，给了人们传承的时间和机会，“可以看出当时无论是书法，还是文学，各方面的传承都是很紧密的”。 书法史学者刘涛认为，近些年新出土的唐朝楷书墓志，是“研究价值大于艺术价值”。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唐楷书法的最高成就早已定格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五家。“他们的楷书作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书家，是经过千年来书法实践的检验，才成为百世不移的楷书经典。”刘涛说，新出土的唐墓志楷书虽然有些确实出自能书胜手，楷法可观，可资临习，“但是书法高度难以企及唐楷五大家，只能是我们学习唐楷书法的补充”。 颜真卿的“不成熟” 中唐以后，墓志中流行署上撰文者与书丹者的姓名。随着一些唐人墓志的出土，我们有机会见到一些当时不以书法名世的文化名人、官吏的楷书之作，有时还能邂逅书法大家成名之前的作品。冯磊认为，新出墓志中一些成名书家不同年龄段所写的墓志，“对于此书家的研究可以说是极重要的材料，可以看出其书法风格形成的过程”。 比如颜真卿的传世楷书作品，宋朝以后所见最早一件是44岁书写的《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刘涛说，《多宝塔碑》横笔细而竖笔粗，横画收笔向下顿按，笔画见棱见角，较为直利，结字欹侧，与他50岁之后特别是晚年所书的《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风格迥异。 近些年，在河南出土了两方颜真卿早年书写的墓志，却与人们熟悉的颜楷颇有不同，对于研究颜真卿楷书的演变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方是1997年10月在偃师出土的《郭虚己墓志》（全称《唐故工部尚书赠太子太师郭公墓志铭并序》），书于天宝九载（750年），当时颜真卿41岁。刘涛说，颜真卿41岁书写《郭虚己墓志》，而91年之后，柳公权64岁书写的《玄秘塔碑》与颜书《郭虚己墓志》颇为相似。 另一方是2003年秋洛阳龙门出土的《王琳墓志》（全称《唐故赵郡君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书于开元廿九年（741年），当时颜真卿32岁。《王琳墓志》上，颜真卿署衔“朝散郎前行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职位不高。撰写墓志铭的徐峤是墓主王琳之夫，两《唐书》有传，官至“润州刺史、江南东道采访处置兼福建等州经略使、慈源县开国公”。有不少人认为，当时50多岁的徐峤请30出头的颜真卿书丹，对其书法可谓慧眼识珠。对此，刘涛认为，当时颜真卿的书法足以胜任书写墓志，但是“徐峤让颜真卿书写志文，可能还在于琅琊颜氏世代儒门，是通晓文字学的书法世家，颜真卿舅家殷氏也是唐朝书门”。 刘涛说，《王琳墓志》与《郭虚己墓志》的书法面貌差距较大。《王琳墓志》用笔稚嫩，笔力弱，笔画细瘦，结字很是平正。9年后颜真卿再书《郭虚己墓志》时，笔画变得厚实，用笔变得老练，结字变为欹侧，书法面貌接近3年后书写的《多宝塔碑》，只是结字未如《多宝塔碑》那样严整。 刘涛认为，颜真卿早期楷书经历了由“平正”到“欹侧”的转变，主要在32岁至44岁之间，“这个变化的轨迹，正是由于《王琳墓志》《郭虚己墓志》两方墓志的出土，我们才能获悉”。若是再联系颜真卿成熟的楷书来看，晚年又转向“平正”。颜真卿楷书的演变，前后三个阶段，有如孙过庭《书谱》所言：“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2003年颜真卿《王琳墓志》出土的半年之前，洛阳还出土了徐浩书写的《陈尚仙墓志》（全称《唐御史大夫张公故夫人颖川郡夫人陈氏墓志铭并序》），书于开元廿四年（736年）二月，徐浩34岁，时任“右拾遗”。徐浩比颜真卿大6岁，书法上并称“颜徐”。《陈尚仙墓志》是迄今发现的徐浩最早的楷书作品，刘涛认为，其时徐浩书法的笔画较为瘦硬，结构方整紧凑，可谓是“少而清劲”（朱长文《续书断》）。虽然徐浩少作《陈尚仙墓志》不如他52岁书写的《李岘妻独孤峻墓志》（2000年西安出土）那样自如有姿态，但相隔18年的字法差异却不是太大。 有人认为，从《陈尚仙墓志》中可以看出徐浩取法《圣教序》的遗意，而且还可以看出虞世南的书法韵味和褚遂良的结字神态。对此，刘涛认为，“人们所谓褚遂良的楷书风格，是以褚遂良晚年书写的《雁塔圣教序记》为基准，那就很难说徐浩早期写的《陈尚仙墓志》像褚遂良的字了。”他举例道，墓志第二行起首的“有”字的“月”，徐浩写得比较宽博，而褚字紧窄。他感到，说中唐书家早年受到初唐书家的影响，泛泛而论，可谓正确。但是，落实到某人书法的师承，则要具体分析。“像徐浩、颜真卿这样的书家，几代善书，更多出自家学。”刘涛说，徐浩早年写的《陈尚仙墓志》就很接近其父、唐代书家徐峤之在开元五年（717年）书写的《姚彝碑》，而徐峤之的楷书就不像褚字。 冯承素的生平“解密” 提到冯承素，书家及书法爱好者可谓既熟悉又陌生。书法大师启功曾写道：“底从骏骨辨媸妍，定武椎轮且不传。赖有唐摹存血脉，神龙小印白麻笺。”说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为唐太宗李世民所得，命弘文馆搨书人冯承素等用双钩廓填法摹写了一些副本赐给近臣，于是《兰亭序》流传世间。唐宋以来，《兰亭》的摹本、临本、刻本甚多，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兰亭》名本是“神龙本”，传为冯承素所摹，又称“冯摹本”。 冯承素与《兰亭序》密切相关，但人们仅仅知道冯承素是宫廷搨书人，地位卑微，文献不载。2009年夏，陕西长安出土了《冯承素墓志》（全称《唐故中书主书冯君墓志铭并序》）。墓志记载了冯承素的家世、婚姻、仕履等。据墓志，冯承素初为门下省典仪，因工书而直弘文馆。志文曰：“遂临古法奉进宸闱载纡，天睠特蒙嗟赏，奉敕令直弘文馆。”弘文馆属门下省，是教授经史典籍和书法的地方。冯承素的第三个职位是“改授典书坊录事”。最后在朝廷最高执行机关的中书省任“中书主书”，品级是从七品上阶。 刘涛认为，《冯承素墓志》的重要价值，是“提供了冯承素确切的生卒年份”。墓志云：“以咸亨三年十月五日遘疾，终于京城通化里第，春秋五十有六。”按卒年推算，冯承素生于隋大业十三年，即大唐建国（武德元年）的前一年。也就是说，冯承素的生卒年为617年至672年。刘涛曾在《兰亭名本》的文章中说：“明朝万历五年（1577年），神龙本《兰亭》转到项元汴手中，他省复为单，题为‘唐中宗朝冯承素奉敕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指为冯承素所摹。不仅如此，项元汴还把冯承素和卷首的唐中宗‘神龙’年号半印联系起来，附会成中宗时代人”，“双钩摹搨是精细的活计，费眼力，如果贞观末年（649年）冯承素30岁，即使活到唐中宗神龙年间（705年至706年），当有80余岁，老眼昏花，岂能从事摹搨”。 在冯承素的墓志中，有一句“公爰自弱龄，尤工草隶”。不过，沈培方笑言，冯承素的字虽好，但到底是个什么样其实今天无人见过。他说，冯承素因临摹《兰亭序》而为人所知，但“摹的最高境界就是像”，正如启功所言“与原迹墨色浓淡不同处，亦忠实摹出”，甚至将原本上带有书法用笔劣锋的“贼毫”、“破锋”、“断笔”的字都摹写得很细腻。沈培方揣摩，或许正是因为当时冯承素在书法上未有显誉，才使他一笔不苟地忠实于原迹的钩摹，反而超越当时的书法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成就了《兰亭序》的最佳摹本。 书法史里的“失踪者” 新出墓志之于书法方面的另一意义，是找到了不少书法史上的“失踪者”。比如，众所周知的唐代诗人韦应物、李商隐，若非他们书丹的墓志出土，今人何以见其字，又何以得知其书法水平如此之高？再如，原本应该在书法史上留名的刘秦，由于投靠了安禄山的政权大燕，成王败寇之下亦很难见到其书法真迹。还有那些因为种种缘由没有在墓志上刻写下书丹者姓名的无名氏，同样给人们带来了书法瑰宝。 “商隐四六藁草，笔画虽真，本非用意，然字体妍媚，意气飞动，亦可尚也。”记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主编之《宣和书谱》中的这段文字，是目前所知的关于李商隐书法的唯一存世文献，补充了两《唐书》无记载的遗憾。虽然文中提及的李商隐“藁草”之书暂未能见，但他的楷书之作却因近年出土于陕西长安的《王翊元及夫人墓志铭》（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使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太原王公夫人陇西李氏合袝墓志铭并序》）得以留存。这方李商隐撰并书的墓志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商隐时年38岁。墓志原由西安交大人文学院教授钟明善收藏，2013年捐赠给西安交通大学艺术博物馆。 沈培方认为，从这方墓志来看，李商隐的书体风格沿袭了“颜筋柳骨”，也有欧阳询、褚遂良的风范。比如墓志中“年”字末横的顿笔，就像极了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无独有偶，韦应物为妻子所书的《元苹墓志》（见13版图），同样继承隋、初唐遗风，且可以看出褚遂良对其影响之大。而从元苹的姓氏“元”来看，应为北魏皇族之后，再结合韦应物此书多宽扁的情形分析，沈培方推测，或许韦应物书丹时也受到魏碑体的影响，但这已无从考证。“可见，一个时代只要有几个书法界的领军人物，很多书家的字就像透了。” 在钟明善看来，李商隐所书《王翊元及夫人墓志铭》的一大特色，是使用了大量异体字，这使得在某个字重复出现时，巧妙地避开“一字万同”，增加了书法活泼多姿的韵致。他认为，要实现这样求变求异的审美理念，没有对古文字的精研则往往会悖谬层出。 “对隋唐以后的人来说，文章、书法都是基本功。”沈培方说，“从前称得上‘文人’的，文章一定得写得好。而与文章相比，所谓‘书者小道’，也就是说，能写文章的人书法肯定好。”比如，初唐诗人贺知章善书草隶，中唐诗人刘禹锡在洛阳洛中寺北楼看到贺知章壁上的笔迹，即题诗写道：“高楼贺监昔曾临，壁上笔踪龙虎腾。”明代丰坊更是在《书诀》中称“张旭得法于贺季真”。 沈培方认为，自隋兴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来说，想要入仕则不可能避开书法这一关。到了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尤为好书，不仅翰林院设侍书博士，国子监设书学博士，科举设书科，以书取仕。这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到了南宋，文人如陆游、辛弃疾的书法“甚至比当时一些以书法出名的人写得更好”。反过来看，以书法扬名的人中，有不少人的文章也写得相当出彩。比如，西安碑林2008年从民间征集来的《韩复墓志》（全称《唐故左庶子韩公墓志》）就是由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撰文的，“进士的文章还写不好？”而颜真卿的《祭侄稿》（全称《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更是一气呵成，文采飞扬。 “在古人看来，想要在任何一个领域名垂青史，比水平更重要的是气节。”沈培方感到，这也是书者刘秦被历史湮没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张忱石考证，刘秦最早见载于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卷七：“第一千二百八十五唐内常侍陈叔文碑，李邕撰，刘秦行书，天宝九载十一月，碑在京兆府。”但《金石录》没有记载刘秦的职官，只能据此判断他是玄宗天宝间的书人。更有趣的是，记载书人传记之书没有刘秦却有其妹。《书小史》卷二云：“刘秦妹，归马氏，善临学王右军《兰亭》及《安西帖》，咄咄逼真。秦，翰林书人也。”张忱石认为，仅在其妹传中顺带一句“翰林书人也”，却不为之立传，“抑为刘秦仕官伪燕，而耻为其书乎！”不过，通过近年出土的刘秦所书《严复墓志》（见11版图）、《严希庄墓志》，可知刘秦在大燕的官职为“朝议郎守太子左赞善大夫”，而且“书法工整，清丽娟秀，颇得二王真传”（张忱石语）。 尽管新出墓志为书法史补漏良多，不过由于在中唐以前墓志撰书者多不具名，这导致如今想通过墓志书丹去探寻那些无名氏究竟是谁变得颇为困难。在沈培方看来，这些无名氏的存在，其实更能说明当时“举世文人皆重书法”。 采访中，沈培方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杨元素墓志》（全称《大唐故右羽林军正将杨君墓志铭并序》）的拓片，书者不详，只知书于大和七年（833年）。难能可贵的是，这方2002年出土于陕西蒲城县的墓志，是用行书单刀刻成。沈培方说，虽然从时代来看，当时应该更流行被苏东坡称为“颜公变法出新意”的颜真卿书法，但该墓志上的书体风格，则通篇酷似《集王圣教序》的书风，“这就是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在200多年后见到王氏书法的一脉相承”。沈培方告诉记者，由于书丹墓志是一件庄重的事，所以在墓志最为风行的北魏隋唐，志文多用正楷书写。因承袭汉制，有一部分墓志也用隶书撰写。用草书、行书则极为罕见。他通读墓志后发现，志主系仓促离世草草埋葬，“或许因为他身份不是特别高，所以毋须完全按照当时的礼仪规制办事，无意中保留下了难得的行书墓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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