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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骈体形式渐微，散体文字时新。只是由于赋体、骈体接近于诗歌，尚有利于表达感情，所以哀祭文除散体之外，仍有采取赋体、骈体的。但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其内容与体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是本期谥法简化，谥议废除，正如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的：“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知之。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同时也不再局限于四言，而逐步向骚体、长短句过渡。如韩愈悼念欧阳詹、柳宗元悼念吕温的文章，既称“诔辞”又称“哀辞”，可见二者基本上已经合流。到了北宋，“南丰（曾巩）、东坡（苏轼）诸老所作，则总谓之哀辞焉”（明吴讷《文章辨体》），哀辞终于取代了诔辞的地位。虽然以后在清代小说《红楼梦》里还出现《芙蓉女儿诔》，那不过是作者袭用旧称的游戏之作，已非古诔的原貌了。其二是吊文范围也逐步扩大，它不仅可以凭吊死者，而且可以凭吊可悲的事物，如唐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其三是祭文名称进一步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运用。此外还出现告、哭、悼、葬、奠、酹、悲等别称。如李商隐的《奠小侄女寄寄文》、柳识的《许先生颍阳祠庭献酹文》、富弼的《哭尹舍人文》、陈亮的《告祖考文》等。至于韩愈的《祭鳄鱼文》、白居易的《祭庐山文》、苏轼的《祭城隍神文》，是古代祭神遗风的流传，不应属于哀祭文之列。
唐宋八大家及其他名家的哀祭佳什，篇帙纷陈，美不胜收。其中以散体称誉于世的，有陈子昂的《祭韦府君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白居易的《祭浮梁大兄文》、李商隐的《重祭外舅司徒公文》、苏轼的《祭欧阳文忠公文》等，而又首推《祭十二郎文》，此文在内容和写作上均不依旧法。不写十二郎个人事迹，只写早年的困苦家境，成年后的暌违远隔，末尾写噩耗传来时的悲痛哀绝：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易其有极！ 真乃字字血泪，哀哀感人，曾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以韵文称誉于世的，有王勣的《祭杜康文》、张说的《祭元十郎文》、李翱的《祭韩侍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苏辙的《祭亡兄端明文》等。而又首推《祭石曼卿文》为代表作，此文首先慨叹死者声名之不朽，继悲死者墓道之凄凉，然后追忆过去交往之真挚；从应该忘情达观立论，却以终不能忘情作结，文笔突兀，音节抑扬，写出了作者的无限哀思，亦被誉为千古绝唱。特别是“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两语，常被后代祭文所引用。南宋末期，民族矛盾尖锐。王炎午于文天祥被元兵所俘时写的散体《生祭文》，与文殉国后写的韵体《望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 当然，从写作风格来对比，唐宋祭文还是各具特色的。唐文以情胜，宋文则以理胜。因唐代碑碣墓志，大量涌现，有关死者升降起居之迹，歌功颂德之词，已被此等谀文所囊括，祭文所写，多属哀挽之语，更显得情真意切。如前述的《祭十二郎文》，固然洋洋千言，一往情深，就是韩的另一短章《祭房君文》，亦复如是： 维年月日，愈谨遣吏皇甫悦以酒肉之馈，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呜呼！君乃至于此，吾复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无以妻子为念！呜呼！君其能闻此言否？尚飨！ 全文仅六十余字，写来却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宋代的祭文，则由于受到宋诗议论化的影响，也蒙上了一层议论的轻纱。如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的起笔：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复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该文本系长篇韵体祭文，却不作缠绵往复语，而从议论入题，称道欧阳修的生平为人，气势豪健，在当时诸文家所作祭文中，也被评居首位。至于李易安的《祭赵湖州文》：“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则深刻地概述了对其夫赵明诚的悼念，名为祭文，却偶句双起，对仗工稳，则与宋代已经定型的挽联处于边缘状态了。 作者：章明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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