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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 | 1794-1939年的人类早期空战

 真友书屋 2015-07-16

图中为维克斯F.B.5,绰号“大炮巴士”,是世界上第一架真正的战机。其设计时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拥有一挺7.7毫米刘易斯机枪,安装在中央机身前段的一个活动机枪座上,位于驾驶舱和推进式发动机前方。


文丨克里斯托弗·钱特(ChristopherChant)

史蒂夫·戴维斯(Steve Davies)

保罗·伊登(Paul E.Eden

译丨于仓和

摘自《空战:蓝天上的决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

本文已取得授权,转载请联系出版社



最原始的热气球也是在中国发展出来的,时间大概是2~3世纪,早期的用途主要也是在军事通信方面。在西方,1783年时孟戈菲耶(Montg-olfier)兄弟使用热气球进行第一次飞行,但这一原始方式很快就被氢气球超越。在早期的军事领域人们也曾有限地使用这些气球,已知的第一个例子是在1794年的弗勒吕斯(Fleurus)战役中,一个系在地面上的法军气球负责执行观测任务。


在美国内战期间(1861至1865年),联邦北军与邦联南军均曾使用气球,并曾在某些时刻执行了有效的战场观测任务。美国的第一个气球叫作联邦号(Union),计划作为军用,由北军在1861年8月投入战场。南军则有较大的问题,尤其是因为南方邦联的港口遭到封锁,因此南军无法取得制造气球所需的丝质布料,所以邦联就采用生产服装的丝质布料来制造气球,但那时甚至连用来灌入气球内部的气体也没有。双方都在1863年时放弃运用气球的计划。


世界上第一次重于空气的动力飞行,由美国莱特(Wright)兄弟在1903年12月达成,然而可控制并持续的飞行这一事实一直到1908年才开始被接受。


尽管创造实质军事飞行的重要进步是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出现的,但军事飞行的实用性起源可在1910年至1914年9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内找到蛛丝马迹。


世界上第一次实弹轰炸试验,是在1911年1月7日美国加州的旧金山,由米隆·克瑞西(Myron S.Crissy)中尉和菲利普·帕马利(Philip O.Parmalee)驾驶一架莱特B型双翼机执行。1月18日,尤金·伊利驾驶一架寇蒂斯黄金飞机,降落在下锚于旧金山湾(San Francisco Bay)内的宾夕法尼亚号(Pennsylvania)巡洋舰舰尾特别建造的平台上。2月1日,格连·寇蒂斯于圣地亚哥(SanDiego)在水面上进行了两次成功的飞行,在这过程当中单一大型浮筒机取代了早期测试中使用的三浮筒机。


1911年4月1日,英军正式成立军事航空的体制,组建了英国皇家工兵航空营,下辖两个连,分别为第1连(负责飞船、气球和风筝)和第2连(负责飞机)。7月1日,寇蒂斯在库克湖上成功操作并验证了A-1浮筒式水上飞机,这是为美国海军建造的第一架飞机。


1911年9月20日,意大利对土耳其宣战之后,便派出一支远征军至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10月22日,卡罗·皮亚查(CarloPi-azza)上尉驾驶一架布莱里奥(Blériot)9型单翼机对的黎波里(Tripoli)和阿奇齐亚(Azizzia)间的土军阵地进行侦察──这趟飞行代表人类首次在战争中运用重于空气动力的飞行器。在北非作战过程中,两艘意军飞船在1912年3月10日对土军阵地进行了侦察,船员还扔下几枚手榴弹,但并未造成任何损害。


这年4月13日,英军着手编制英国皇家飞行兵团(Royal Flying Corps,RFC),一个月之后兵团正式成立,由航空营改组的陆军联队和海军航空队组成的海军联队成立。6月,德国海军成立了一个海军飞船分舰队(Naval Airship Division)。此外,美军于1912年6月2日首度展开飞机挂载机枪的试验,由托马斯·德·威特·米林(Thomas de Witt Milling)驾驶一架莱特B型机,而刘易斯(Lewis)轻机枪则由查尔斯·德·佛瑞斯特·钱德勒(Charles de ForestChandler)来操作。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时(First Balkan War,1912至1913年),保加利亚的航空兵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轰炸了土军阵地。这段时期中,保加利亚航空兵的塞米昂·佩卓夫(SimeonPetrov)上尉投下了首批航空炸弹,并且广泛运用轰炸方式进行作战,当中包括1912年11月7日进行的首次夜间轰炸。



英军第一款真正的战斗机是爱尔科(Ai-roc)的D.H.2,由乔福瑞·德·哈维兰(Geoffrey de Havilland)设计。这款飞机外形简洁、性能灵活,表现相当良好,并且可在机鼻加装一挺机枪。由于缺少同步射击装置,因此哈维兰为这架战机采用后方推进的设计。


走向战争的飞机

1913年5月10日在墨西哥战争期间,当一名革命军将领艾瓦拉多·欧布瑞冈(AlvaradoObregon)的支持者迪狄尔·麦森(Didier Masson)驾驶飞机攻击墨西哥政府军的炮艇时,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投掷炸弹攻击军舰的飞行员。11月30日前后,在墨西哥支持相互敌对派系的菲利浦·雷德(Phillip Rader)和迪恩·兰布(Dean I.Lamb)驾机在空中以左轮手枪射击对方,虽然没有命中目标,但这却是世界上第一场空战。4月20日,一支美国海军分遣队搭乘伯明翰号(Birmingham)离开彭萨科拉(Pensacola),以加入在墨西哥危机期间于坦皮科(Tampico)沿海作战的美军大西洋舰队支队;另一支从彭萨科拉出发的分遣队也在密西西比号(Mississippi)加入后,全速赶往墨西哥水域协助维拉克鲁斯(Veracruz)当地的军事作战行动。一架AB-3飞艇和一架AH-3浮筒式水上飞机稍后被用来对维拉克鲁斯港进行侦察照射任务并搜索水雷。5月2日,泰亚(Tejar)附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回报遭到攻击,并要求位于维拉克鲁斯的航空单位向他们报告攻击者的阵地,这是飞机首次执行对地面部队的直接支援任务。


到了1914年7月1日,英国皇家飞行兵团(Royal Fly-ing Corps)的海军航空队改组成为皇家海军航空队(Royal NavyAir Service),由海军部管理,7月28日一架肖特(Short)水上飞机空投了一枚直径356毫米、重达367千克的鱼雷。


1914年8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对于各交战国来说,军事航空的重要性可以由投入的飞机数量来衡量。德国拥有246架,俄罗斯拥有244架,法国拥有138架,英国拥有113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飞机的重要性就在东线和西线上获得证明。德军通过比利时并进入法国北部的最初攻势,由不到12个野战飞行分队(Fe-ldfliegerabteilung)支援,共装备大约60架鸽式(Taube)单翼机、信天翁式(Albatros)以及航空式(Aviatik)双翼机。另一方,法军拥有21个中队的布莱里奥、布雷盖(Breguet)、高德隆(Caudron)、迪帕杜辛(Deperdussin)、法尔芒(Farman)、纽波特(Nieuport)和瓦赞(Voisin)式飞机,英军则组建了一支拥有63架飞机的航空部队〔艾弗罗(Avro)504型、布莱里奥11型、法尔芒式、皇家飞机制造厂(Royal Aircraft Factory,RAF)B.E.2与B.E.8型飞机〕,分成4个中队,在8月间前往法国。


在法国境内的各航空单位分散到广大的作战区域,因此敌对双方的飞机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会遭遇对方。即便如此,早期战术侦察的成果马上使双方深信,剥夺对方的空战能力将会对己方有利,因此步枪、卡宾枪、猎枪、手枪,甚至临时改造的武器,例如绑在缆绳末端的爪钩,就被带到飞机上,以便用来攻击对方。最好用的武器是机枪,但它很重、不灵活且很难以有利于战术的方式安装,特别是因为当时双座飞机上的观察员是坐在前座,四周都是支柱和拉线;另一项困难在于牵引式飞机的螺旋桨,因为其旋转面直接位于机身上部对任何固定式枪械来说都是最佳安装位置的前方;在任何单座机中,武器一定要装在飞行员前方,飞行员才可以瞄准并开火。


所以此刻需要的是将机枪开火速率和螺旋桨旋转同步化的方法,以便在机枪开火射击时确保枪口前方不会有螺旋桨叶片,虽然在战前已有数个类似的装置进行测试,但当战争爆发时部队里并没有这样的同步装置,因此第一架经过特别设计载有向前开火机枪的飞机是维克斯(Vickers)F.B.5“大炮巴士”(Gunbus),这种“推进式飞机”的设计,是将发动机和螺旋桨安装在飞行员后方,观测员则坐在机身中段的短舱。此设计要求由位于螺旋桨扫过的圆弧外围的从上下机翼后缘伸出的尾桁来承担尾翼组的重量。这种设计增加了累赘,因此降低了性能,也给机身的装配和保养带来困难。


由于普索威斯三翼机的爬升率和灵活度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德军也生产了一些三翼机,当中最成功的就是福克Dr.1。但当它开始服役并主要用来从事服役并主要用来从事防御性的战斗机任务时,已显得老旧过时。


法国的突破

从1913年开始,法国研究人员就已经在试验前向射击机枪的同步装置,并将钢片安装在螺旋桨叶片的背面,以使任何可能击中他们的子弹偏斜。然而,第一架被敌军飞机上的机枪击落的德军飞机,是一架航空式双座侦察机,在1914年10月5日由法兰茨(Frantz)中士和卡波赫·奎诺(Caporal Quénault)击落,后者只用了一挺架在瓦赞式双翼机驾驶座侧面的霍奇吉斯(Hotchkiss)机枪发射了一串子弹,便将德机击落。但一直到1915年4月,罗兰·加洛斯(RolandGarros)中尉驾驶一架摩哈尼—索尼尔(Morane-Saulnier)L型伞式单翼机,一举击落3架德军飞机,前向射击机枪的时代才真正揭开序幕。加洛斯曾在战前参与困难重重的同步装置试验,但这时却驾驶一架没有安装此种装置但保留反射板的飞机。这一方式导致基本空战战术迅速进化,使飞机可直接对准敌机飞行,并沿着飞行路径用固定的前向射击机枪瞄准。加洛斯在击落5架敌机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空战王牌飞行员”(ace),但4月19日他在德军战线后方迫降被俘。


德国人早已做出合理的结论,认为反射板只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发展出具备有效同步装置的前向射击机枪。一名为德军制造飞机的荷兰航空先驱安东尼·福克(Anthony Fokker)接下此任务,并交由他公司里的工程师解决,他们很快设计出一款有效的机械系统。这一系统被安装在一架福克(Fokker)M.5k单翼机上,成为E.I型世界上第一架拥有可使机枪开火动作与螺旋桨叶片旋转位置同步的战斗机。E.I型于1915年6月进入部队服役,之后此型飞机就被一小批一小批地送往侦察单位进行分配,目的是为易受攻击的双座侦察机在执行日益重要的战术任务时提供保护。E.I型很快发展到完美,之后被福克公司和其他制造商所发展出的改良单翼(Eindecker)战斗机取代。


英军没有机枪射击中断装置,因此他们的飞机就必须采用推进式设计,装备艾尔科(Airco)D.H.2单座机的第24中队,因此成为英国皇家飞行兵团的第一个“战斗机”单位。第24中队于1916年初抵达法国,立刻使飞机上载有一挺固定前向射击刘易斯机枪的价值得到证明。此时法军在技术上和战术上都更为先进,到了1915年底,法军已开始引进例如摩哈尼—索尼尔LA型和纽波特Nie.10型双座机,接着是经典的Nie.11“宝贝”(Bébé)和随后在当时被称为“战斗侦察机”的Nie.17型单座机。这些飞机装备了一挺固定式前向射击机枪,比方说摩哈尼—索尼尔式是装在伞式单翼上,或像纽波特是装在1.5倍翼机的上翼上,以直接在螺旋桨旋转半径以外发射,进而一步步展开逐渐超越德军空中优势的过程。



世界上第一架四发动机重型轰炸机是俄罗斯的西科斯基·伊里亚·穆罗梅茨,有俄罗斯波罗的海货车制造厂生产。此型飞机受发动机供应和可靠度问题困扰,除了航程以外其他性能均表现不佳,因此最终制造的数量相当少。


首场战斗侦察

正当英国皇家飞行兵团D.H.2机的飞行员发展并传播崭新的空中战斗技巧时,英军也在改良他们的首款有效同步装置,即索普威斯—考波(Sopwith-Kauper)中断器,而海军部则为皇家海军航空队签约采购索普威斯的幼犬式机(Pup),成为英军首款真正的战斗侦察机。幼犬式机从1916年夏末开始配发部队,并从同年9月起在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海岸上空开始战斗,建立起伟大战斗机的赫赫威名。不过同性质的装备仍未被完全接受,而在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的各中队里,著名的第8中队则在1916年10月间编成,当中的飞机混合了幼犬式和纽波特的单座机,以及索普威斯3/2翼炫耀者式(Strutter)双座机。开始在第8中队服役的前两个月期间,该单位的飞行员击落了20架德军飞机。所有这三款飞机均被公认在不同的领域各有所长,3/2翼炫耀者式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有效的多功能战机,但幼犬式机将良好的性能、可靠的灵活度和完美的操纵性结合起来而获得最多的赞美。


尽管德军对于协约国(Allies)竟然可以在1916年春末迅速回应,并战胜单翼战斗机感到有些惊讶,但他们还是立即以新一代的双翼战斗机加以反击,例如信天翁D.I和D.II、福克D.I和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D.II等。这些双翼机的结构比稍显脆弱的E型单翼机要坚固些,因此攻击性更强,进而霸占了天空。由于配备了能产生更大马力的水冷式六汽缸直列式发动机,它们也比配备气冷式旋转发动机的E型战斗机表现出更佳的全方位性能。然而在这一系列机种中最重要的是两款信天翁式战机,配备的固定式前向射击机枪的数量加倍,变成了两挺。


另一款在1916年底前首度登场的著名战机,标志着创造战斗侦察机的另一条途径,它将由低机翼负载而产生的良好爬升力和因小巧外形尺寸产生的高度灵活性结合起来,这就是索普威斯的三翼机,因为是幼犬式机的简易进化版本,所以只装备了一挺机枪,而所需的机翼面积就被妥善分配给三面小尺寸的机翼,以确保灵活度不会降低。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部喜爱轻负载的三翼机,而英国皇家飞行兵团则喜欢法国的下一代战机,也就是斯帕德公司(SPAD)的S.VII(SPAD原文为Société Pour L’AviationetsesDérivés,意为航空与零件公司。——译者注)。此型战机保留了现已被逐渐舍弃的单机枪武装,但由于配备西斯帕诺-苏伊查(Hispano-Suiza)水冷式V-8发动机,它的马力输出比三翼机使用的气冷式旋转发动机高出50%,因而成为一款凶猛的战斗机。S.VII拥有坚固的结构和良好的全方位性能,但缺乏索普威斯三翼机具备的机动性。


德军的空中兵力,也就是德国空军(Luftstreitkr?ft)在1915年底就开始进行彻底改编,组建出所谓的步兵飞行队(Fliegerabteilungen-Infanterie,FlAbt-Inf),为地面部队提供战术支援。这些单位的价值随即受到肯定,但他们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步兵飞行队显然需要空中支援,因此德军在1916年夏季就产生了创建一个专用战斗机兵种的想法。到了1917年4月时,德军已成为辖有37支战斗机中队(Jagdstaffel,Jasta)的战斗机部队。战斗机部队可说是奥斯瓦德·博克(Os-wald Boelcke)的精神产物,他在击落40架敌机后,于1916年10月28日阵亡。这些新战机大多配备改良的信天翁D.III,也就是D.II型的1.5倍机翼改良版,而不是双翼机的机翼结构。



齐柏林-史塔肯R.IV


里希特霍芬马戏团

尽管有包括索普威斯单座三翼机和当时数量稀少的布里斯托(Bristol)F.2B双座战斗机在内的新式战斗机护航,但当德军的战斗机队在新任队长,比如令人敬畏的骑兵上尉曼弗雷德·弗莱赫尔·冯·里希特霍芬(Manf-re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他最终以击落80架敌机的成绩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首位空战王牌)的领导下,实力不断地迅速增长,协约国损失的数量与速率仍然以骇人的速度上升。


在“血腥四月”中,英国皇家飞行兵团折损了至少316位飞行员和观测员/机枪手,新飞机可以很快地补充,但空勤人员的训练培养却是缓不济急,只有几小时飞行经验的空勤人员匆匆赶到法国,抱着惨淡的希望来填补人力缺口,但其实他们只是准备好成为牺牲者而已。


然而精良的战斗机,具体来说像是英国皇家飞机制造厂S.E.5、索普威斯骆驼式(Camel)、SPAD S.VII和S.XIII以及F.2B战斗机等,均正进入服役或是即将装备部队。因此从1917年春末起,重新装备新飞机的英国皇家飞行兵团、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和法国飞行部队的战斗机中队重获制空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设计的最佳轻型/中型轰炸机是艾尔科D.H.4及其后继者D.H.9系列。这些飞机的结构相当坚固,并拥有良好的性能,可以成功与敌军战斗机周旋,还可以挂载充足的炸弹。


德军“救火队”

由于英国专门进行战斗的战斗机中队是如此成功,德国人认为他们也许没有办法在飞机数量和所能部署的单位数量方面与协约国匹敌,然而一旦面临需要局部空中优势的状况时,德军能够把由重要空战王牌组成的机动“救火队”单位部署至前线重要地段,这就是战斗机联队(Jagdgeschwader)的起源,也就是协约国所谓的“飞行马戏团”(flyingcircus),由大约30架或更多的战斗机组成。


首支战斗机联队于1917年6月24日组成,由里希特霍芬指挥,即第1战斗机联队,下辖第4、6、10、11战斗机中队。到了1917年底时,空中战斗的方式很明显地已经永久改变了。


美军于1917年4月参战,加入协约国,但当时美军武装部队的规模很小,不但武器数量少而且装备也过时低劣,因此无法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一直到9月美军第1航空中队才抵达法国,而第94、95航空中队则到1918年初才抵达,并于4月14日首次投入战场。由于缺乏适用的美制战机,在法国作战的美国远征军航空单位主要是使用英制和法制的飞机。尽管如此,德国人已意识到,规模庞大且装备更佳的美军陆上与空中部队投入法国战场,并有效摧毁从1915年延续至今以壕沟战僵局为缩影的军事平衡,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因此德军决定在一切为时未晚前,发动一连五波破釜沉舟的攻势以争取胜利。首波攻击于1918年3月21日发动,此时德军战斗机中队操作的机种是混合了受到索普威斯三翼机直接影响而发展但已过时的福克Dr.I三翼机,以及曾经被证明过但现在已过时的信天翁D.V双翼机,还有全新的西门子—舒克尔特(Siemens-Schuckert)D.III双翼机。


在这些飞机的掩护下,德军主要的双座侦察与炮兵观测机是AEG C.IV、信天翁C.X和C.XII、DFW C.V、LVG C.V以及C.VI,还有伦普勒(Rumpler)C.V和C.II,特别用来扮演密接支援和攻击角色的双座机则包括哈尔伯施塔特CL.II和CL.IV,以及汉诺威(Hannover)CL.II与CL.III。新发展出的战斗机则以容克(Junkers)J.I为代表,它是配有装甲的双翼机,用来担任密接支援和攻击的角色;而以容克为先驱的专用攻击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变得举足轻重了。(AEG原文为Allgemeine Elektrizit?ts-Gesellschaft,意为通用电气公司;DFW原文为DeutscheFlugzeug-Werke,意为德意志飞机制造厂;LVG原文为Luft Verkehrs Gesellschaft,意为航空交通公司。——译者注)

不过到了此时,英军与法军在飞机性能、数量与训练上已可维持空中优势,就算是稍晚出现的优秀战斗机,比如福克D.VII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特别是因为索普威斯的狙击式(Snipe)也一样好。


等到德军攻势被抑制的时候,英军就以每周一队的速度源源不断地派遣战斗机中队至法国,这些战斗机队均配备骆驼式(Camel)、F.2B与S.E.5A(S.E.原文为Scout Experimental,意为试验侦察机。——译者注)等飞机。随着德军攻势于1918年6月17日终止,协约国就开始转守为攻,英军于这一年8月8日发动决定性攻击。地面部队在空中保护伞下作战,当时的空中力量包括负责执行“壕沟战斗”和密接支援任务的7个中队的骆驼式战斗机。


在这五波“最后攻势”期间,德军损失了许多伟大的空战王牌,并一连损失了更多无价的空勤人员,而补充人员的训练也十分不足,他们的战力因此受到严重削弱;此外,燃料之类的基本物资的缺乏也使飞行变得愈来愈困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德利·佩季V/1500是进入生产程序的英军最大型轰炸机,一旁的S.E5a战斗机在其身旁显得相对渺小,不过此款轰炸机因为出现太晚而没有投入战争。


战略轰炸战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展开时,俄罗斯是唯一有能力以重于空气的飞行器表现战略性空中武力的国家,俄罗斯拥有为数不多的西科斯基·伊利亚·穆罗梅茨(SikorskyIlya Muromets)四发动机重轰炸机。


这些数量有限但身为“重”轰炸机先锋的飞机,于1915年2月15日进行第一次飞行任务。由于这些飞机多半是在夜间出任务,因此没有遭受什么损失,但也几乎没有实际战果。人们认为在1917年11月因十月革命爆发而中止飞机生产作业之前,伊利亚·穆罗梅茨轰炸机只生产了73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的战略轰炸能力掌握在德国陆军和海军的飞船部队手中,但德国的领导阶层因为害怕协约国将会因为德国攻击造成不可避免的平民死伤,而获得宣传战的胜利,因此没有派出这些庞然大物进行远程攻击。所以德国海军的飞船(海军的飞船和陆军的飞船比起来尺寸较大、装备也更现代化)在空中飞行数小时,飞越海面和主要是英国领土的上空,试图寻找纯粹的军事目标进行攻击。然而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加上在日间的轰炸几乎不具有准确度,因此飞船的攻击不可避免地造成平民死伤。


目标:伦敦

到了1915年中期,德国陆军已经加入了攻击行列。在协约国飞机轰炸德国西部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之后,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终于批准了轰炸伦敦的行动。飞船在英国上空执行过多次任务,有时挂载着在当时相当大型的炸弹。英国的空防基本上没有能力拦截并击毁这些入侵的飞船,一直到1916年9月2日到3日的夜晚,英军飞机才首度在本土上空击落德军飞船。虽然德国军方,特别是海军持续支援飞船作战几乎直到战争结束,但由于英军空防对飞船入侵的防护大幅增强,以至于运用这些性能优良但却高度易燃的飞船的行动急遽减少,最终在1918年后期中止。


在1914年至1915年时,德军B、C系列的无武装双座机,也就是所谓的信鸽支队(Brieftauben-Abteilung)以及轰炸机中队(Kampfstaffeln),已经进行实际轰炸作战,后者是驾驶AEG G.I型机。这些单位之后就被轰炸机联队(Kampfgeschwader,KG)所取代,每个联队拥有约36架飞机。第1联队刚开始时驻扎在东线,后来被调至西线;第3联队驻地在根特(Ghent),负责空袭英格兰;而第4联队则被部署在意大利战场。部署轰炸机攻击英格兰南部目标的计划在1914年10月时就已提出,因为当时德国军方认为陆军部队沿着法国北部大段海岸线推进的行动看起来是可行的。结果当德国陆军转向南朝巴黎前进时,沿着海岸线的推进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Ostend)结束,刚开始的轰炸作战就只有奥斯坦德信鸽支队的小型单发动机飞机能够进行,但也仅能飞抵多佛(Dover)。


一直到1916年,更可怕的双发动机哥特式(Gotha)与腓特烈港式(Friedrichshafen)轰炸机才开始服役,但短期需求迫使它们在刚开始时被投入到凡尔登(Verdun)和索姆河(Somme)战役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到了1917年春季,第3联队终于在比利时的基地就位,以轰炸英国境内的目标。5月25日,第3联队以23架哥特式G.IV轰炸机进行了日间空袭。由于天气问题,这些轰炸机无法逼近伦敦,因此他们就在肯特(Kent)上空飞行,并对格雷夫森德(Gravesend)、梅德斯通(Maidstone)、阿什福德(Ashford)和福克斯通(Folkstone)等目标投下炸弹,结果福克斯通所受影响最为严重,6枚炸弹造成95人死亡,260人受伤。


直到8月底这段时间内德军还进行了其他空袭行动,在这些行动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6月13日大约有20架G.IV轰炸机攻击英国东区与伦敦市,造成162人死亡(包括一所学校里的16名儿童)和432人受伤。这些行动给予英国大众巨大震撼,而对于英国的空防面对这些轰炸机毫无威慑和摧毁能力的情况更是令英国民众大感震惊。英国官方在舆论压力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空防应该改进之处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最具野心且最有远见的建议,就是英国皇家飞行兵团和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应该合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独立存在的空军部队,这将可以更好地协调有效的防空作战,因此英国皇家空军便于1918年4月1日成立了。


在德国方面,尽管战损率持续上升,但对英格兰却无法造成任何更严重的损害,这样的状况可说是愈来愈明显,因此攻击行动遂改为在夜间执行,进而降低了损失的可能性。1917年9月3日到4日的晚间,第3联队进行首次夜袭,一枚50千克的炸弹命中了查塔姆(Chatham)的一座海军兵营,131人当场死亡,90人受伤。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单枚炸弹所造成的最严重的伤害。


肖特184型浮筒式水上飞机是先由起重机从水上机母舰吊至水面上再起飞,任务结束后经由相反的程序降落并回收,鱼雷则是挂在支撑两侧浮筒的支架间。


夜间轰炸机

德国早已经盘算着夜间轰炸的计划,并且于1916年在东线组建了第501和第502大型飞机支队,当中包括各种不同的大型轰炸机,这些飞机中性能最好的是10人座的齐柏林-史塔肯(Zeppelin-Staaken)R.VI轰炸机,它拥有4个发动机,翼展达42.2米,载弹量最高可达1000千克,还有4挺自卫用机枪。1917年9月,第501大型飞机支队抵达比利时,到了月底该单位就能对英格兰南部进行夜间攻击。轰炸的准确度依然非常低,虽然投下了重量更大的炸弹,英国平民的伤亡实际上却降低了。


在1917年至1918年冬季期间,德国轰炸机的空袭行动还是维持在分散的基础上进行,当时有少数的飞船执行空袭任务。从整体来看,英军此刻在加强空防能力方面更加积极,他们运用带状部署的高射炮、更多的探照灯、以绳索固定的气球障碍,还有许多现代化的战斗机(包括骆驼式和F.2B),使得英军有更多机会拦截德军轰炸机。德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是在1918年5月19日到20日进行,共有38架哥特式轰炸机、3架R系列飞机和至少2艘飞船不顾一切地向英格兰出击。英军高射炮和战斗机防御网早已严阵以待,结果分别击落了3架哥特式轰炸机,这次行动代表德军轰炸英格兰行动的实质结束。


刚开始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并没有像俄罗斯人和德国人一样,对战略轰炸拥有整体性概念。即便如此,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还是在少数几次规模虽小但成效显著的攻击行动当中显露出清晰的思维和可观的创造力。早在1914年10月8日,在一次初期尝试失败后,以安特卫普(Antwerp)为基地的伊斯特彻奇(Eastchurch)中队两架索普威斯小报式(Tabloid)单发动机飞机轰炸了杜塞道夫(Düsseldorf)的飞船机棚。一名飞行员击中了预定的目标,一举摧毁了新型的齐柏林Z.IX飞船,而另一名飞行员则轰炸了科隆(Cologne)火车站。然而到了1915年8月15日,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上校接手位于法国的英国皇家飞行兵团指挥权,他给每个军分配一个中队以进行轰炸任务;在同一个月内,英国开始研发设计第一款真正的重轰炸机,也就是双发动机的汉德利·佩季(Handley Page)O/100型,它于1916年11月开始服役。


在这段时间内,英军和法军只对西线上和后方的德军目标进行战术轰炸,他们使用五花八门的飞机,搭配重量不超过50千克的炸弹,直到1917年6月英军才开始采用153千克的炸弹。


到了1917年10月,英国皇家飞行兵团才刚刚组成第41大队轰炸德国境内的工业目标,使用的机型包括皇家飞机制造厂F.E.2b(F.E.原文为Farman Experimental,意为法尔芒试验机。——译者注)和德·哈维兰(de Havilland)D.H.4单发动机机,还有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A中队提供的汉德利·佩季O/100型双发动机轰炸机。


英军展开攻势

英国皇家飞行兵团第41大队于10月17日展开首次日间轰炸,派出8架D.H.4轰炸机攻击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附近的一座工厂,首次夜间轰炸则在10月24日到25日进行,由9架O/100型轰炸机对同一目标进行夜袭。攻势在整个1917年至1918年的冬季持续进行,到了1918年6月时,由英国皇家飞行兵团4个中队和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1个中队组成的第41大队已进行了142次空袭行动,当中有57次是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


特伦查德不断地施压,要求扩大英军部队的规模,并要求在法国必须完全摆脱法国陆军的监督,这一要求在1918年6月时获得批准,成立了所谓的“独立部队”(Independent Force),由特伦查德指挥,下辖重新装备了D.H.9型机的第41大队其中3个中队,以及第83大队的2个中队。


8月时,在装备全新且经过改良的O/400型双发动机轰炸机的3个中队和1个装备改良型D.H.9A的中队抵达之后,独立部队获得了更多的战力。其中一个已经派往驻在法国的中队也已将完全过时的F.E.2b换装成O/400型轰炸机。


在1918年11月11日签署休战协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6个月,独立部队的各中队投下了550吨炸弹,当中有些重达748千克,目标大部分为德国的机场和城镇,一共损失了109架飞机,有264人阵亡或失踪,这一事实反映出独立部队具备了更强的攻势作战能力。


1918年9月,第27联队成立(由第86、87大队组成),以完成独立部队的扩充计划。这个新单位的装备原本是新型的汉德利·佩季V/1500四发动机重轰炸机,可携带30枚113千克炸弹或是1枚1497千克炸弹;但到了休战协定生效时,预定装备给此单位的V/1500轰炸机只有3架样机送到,而被认为适合这款威力强大的新式轰炸机的任务就是轰炸柏林。


独立部队在1919年初解散,而到了此时,独立部队已经为现代战争中战略轰炸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个基础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获得验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做了许多安装并使用重型武器的试验,但标准的武器任然是固定式或安装在可活动基座上的步枪口径机枪。


海上的空战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英国和德国的海军航空兵都蠢蠢欲动,德军的飞船开始进行部署以空袭英国,同时也在北海(North Sea)和波罗的海(Baltic Sea)上空巡逻侦察,而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的飞机则攻击比利时和德国境内的目标,同时也部署在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一带,作为鱼雷轰炸机使用。


一旦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德国海军的航空作战就由该军种下辖的两个单位负责,也就是操作飞船的海军飞船队(MarineLufts-chiffabteilung)和配备重于空气飞行器的海军航空队(Marine Fliegerabteilung);后者于1914年12月正式成立,但已经在黑尔戈兰岛(Heli-goland)、基尔(Kiel)、普齐希(Pützig)和威廉港(Wilhel-mshafen)等地拥有水上飞机基地。1914年12月,第一批水上飞机被派驻至德军占领下的比利时沿岸的基地,但到了战争即将结束的阶段,海军航空队的规模已经扩充到拥有数百架飞机,且安置于北海、波罗的海、黑海(Black Sea)西侧、土耳其境内黑海海岸以及爱琴海(Aegean Sea)沿岸地区等海岸地带至少32座基地内,主要集中在比利时沿岸;有一部分腓特烈港式(Friedrichshafen)和汉莎-勃兰登堡式(Hansa-Brandenburg)水上飞机从这个区域出发作战,并在北海的南部海湾内获得可观的战果。汉莎-勃兰登堡式还与从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基地出发的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的菲力克斯托(Felixstowe)F.2飞艇发生空对空战斗。


1916年8月11日是航空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天,一架索普威斯骆驼式战斗机从一艘被拖曳航行的驳船上发射升空,于北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L.53飞船;就在同一天,一支由14架汉莎-勃兰登堡W.29型浮筒式水上飞机组成的机队,标定了6艘英军海岸汽船的位置,并以机枪火力击沉了其中3艘。


英军广泛利用飞机进行多次近岸和海上任务,成为日后航空母舰(aircraftcarri-er)发展和运用的先驱。


航空母舰空中武力的诞生

导致发展出真正航空母舰的进程,是从自主力舰炮塔上加装的平台发射飞机开始,经过拖曳航行的驳船,再到特别装设有飞行甲板的改装船只,例如轻型战列巡洋舰狂怒号(HMS Furio-us),从实质上来说它是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与较早期临时应急改装的海上飞机辅助舰相反,后者仅仅用来运输飞机),再将飞机用起重机吊到海面上以进行作战。


在战争后期,当小型的软式飞船(non-rigid airships)和大型的菲力克斯托飞艇在英国海岸上空巡逻时,其任务是搜寻对英国海上交通线造成严重威胁的德国潜艇,而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的各水上飞机中队以及之后的英国皇家空军,也有为数颇多的飞机在地中海区域服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主要战场,也就是在东线,德军和俄军的空中武力从战争一开始时就十分活跃,俄军将实力集中在波兰东部,特别是加利西亚(Galicia)省境内。俄罗斯人只生产了少数本国设计的机型,大部分是引人注目的伊利亚·穆罗梅茨轰炸机,等到俄罗斯因为十月革命而退出战争之后,俄军操作的飞机变成以英国和法国的飞机为主。德军在东线操作的飞机基本上和西线的机型一样,但数量较少,投入战场的时间也稍微晚一些。然而从1917年春季开始,俄罗斯因不安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最终导致十月革命而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行列,俄国空军单位的素质明显下降。


在南边远方,土耳其于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同盟国的一员,在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建议下,协约国计划从爱琴海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并夺取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迫使土耳其人求和,并通过该地打开海上补给线,将补给物资和武器装备送达黑海各港口,以支援奋战中的俄国。


最初的海军攻势于1915年3月失败,之后在英国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的飞机支援下,英联邦部队在加里波利(Gallipoli)半岛进行了一连串的两栖突击行动,但都惨遭滑铁卢。负责支援的飞机是肖特184型浮筒式水上飞机,它们成为世界上首批成功空投鱼雷攻击敌舰的飞机,击沉了数艘小型土耳其船只。


1932年开始服役的马丁(Martin)B-10是美军陆军第一款全金属轰炸机。然而两次大战之间的飞机设计日新月异,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此款飞机已经是老旧机种,后继者为波音(Beoing)B-17空中堡垒式。


德国的增援

土耳其缺乏有效的空中武力,因此德国从1915年4月起便派遣少量的飞机和空勤人员特遣队进行支援。土耳其部队的陆战打得非常漂亮,寸土不让,因此在1915年后期盟军认为无法达成任何决定性胜利,便从1915年12月开始撤军。


英国与其帝国盟友也在巴勒斯坦(Palestine)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等地与土耳其军交战。土军在这些地方只能投入徒具象征性的空中武力,尽管德军再次提供援助,但英军从头到尾都占了上风。同样的基本情势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得相当明显,德国人对土耳其人提供的有限空中支援被英军的空中武力粉碎。在美索不达米亚区域,同盟国军队对土军地面部队的空中作战也协助英军建立了从空中执行“帝国警务”(imperial policing)的概念与实务,他们于20世纪20至30年代初期在北非、中东和印度等地将此概念发扬光大,飞机在这些地方可以迅速并有效地将特有的威力集中于难以从陆路到达的地方,因此他们可以在小型暴动扩大成大规模叛乱前便加以压制或消灭。


意大利前线

在同一时期,奥匈帝国的空中武力也有实质成长,且到了1916年底也推出了许多性能更佳的战机,比如航空工业公司(Aviatik)D.I和勃兰登堡D.I。到了1917年夏末,当德国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南方战区,试图挽救奥匈帝国的失败时,意大利的空中和地面部队便遭遇了更大的威胁。


意军在第12次伊松佐河(Isonzo)战役或称为卡波雷托(Caporetto)战役中惨遭打击,因此在1918年初需要英军和法军的增援来协助稳定战线。之后德军将部队抽出,转而投入到西线上最后五波的攻势中,因此双方又再度回到静态战,直到意军于1918年10月发动最后大攻势,迫使奥匈帝国于11月初提出休战要求。


两次大战之间的发展

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航空科技先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年内的停滞不前,然后开始突飞猛进。在1918年,绝大部分的飞机都是以钢索支撑的木制结构,外表大部分是以翼布覆盖的双翼机,还有固定式的机尾着陆滑橇、钢索机身设备、敞篷式驾驶舱和一台约有186.5千瓦的发动机。


20世纪20年代,主要变革是逐步采用更强力的发动机,并先是用铁然后用铝合金取代木材来作为主要的结构,而这类飞机就被派上用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苏联国内战争(RussianCivil War,1918至1921年)、苏波战争(Russio Polish War,1919至1920年)、南美洲的查科战争(ChacoWar,1932至1935年)、从1931年起的中日战争第一阶段、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the Italian conques of Abyssinia,1935至1936年),甚至是西班牙内战(SpanishCivil War,1936至1939年)的初期阶段等冲突中,都可见到它们被投入战场。在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国民党(Nationalist)获得了德国和意大利部队介入的可观援助,而他们的对手共和党(Republican)则得到苏联的物资支援。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主要变化,刚开始是作为美国发展金属应力蒙皮结构现代化飞机的结果,在飞机上配备后缘襟翼的悬臂式单翼、可收放式结构的起落架、封闭式机舱,发动机的马力更大,性能也更可靠,可推动可变螺距的螺旋桨。这一科技上的变革接着就扩散到军用飞机上,并从轰炸机开始运用。结果这一变革带来更好的性能表现,飞机可以携带更多炸弹,也可以配备更强的自卫火力,而当可以相匹敌的“现代化”战斗机出现时,它们引入了更强大的固定前射式武装。到了1939年,飞机的最高速度已经增长为之前的3倍,最高飞行高度也增长为之前的2倍(氧气面罩这时已成为标准化配备),而轰炸机航程和有效载荷的增加幅度也令人惊异。



《空战:蓝天上的决斗》克里斯托弗·钱特(ChristopherChant)、史蒂夫·戴维斯(Steve Davies)、保罗·伊登(Paul E.Eden)著,于仓和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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