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华：汉字符号学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观点
汉字符号学是运用符号学方法研究汉字的文字理论。我们着重对汉字符号学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主要观点进行阐述。
一、提出背景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汉字学经历了从传统小学到现代文字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早期代表是章太炎和唐兰的二元分离的汉字工具论观点。此前，中国的小学传统是将“形音义”相结合进行研究，字形研究为本，字义研究为核心。章太炎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说：“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他改称“小学”为“语言文字学”，这标志着汉字研究从传统的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转向(宋永培：1993，110)。而唐兰的语言和文字分离的观点更有代表性：“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音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唐兰1979：7）因此，我们将这种语言、文字二分的文字观称之为“分治观”，而传统小学的汉字观则叫“整体观”。（孟华，2008）
所谓汉字研究的整体观的基本特征是不严格区别语言和文字，并以文字研究为中心。有人将汉语汉字之间的整体相关性特征比作“瓜皮和瓜穰”的关系。所谓分治观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言文关系是脚与靴子的关系。汉语是脚，汉字是可以随时换掉的靴子（如可以走拼音文字的道路）。这种观点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强调语言和文字的二元分离性，其二是言本位，认为文字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章太炎和唐兰等人开辟的语言文字分治观至今仍是汉字研究的主流。而分治观其实是舶来品，它植根于西方表音文字传统。
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汉字分治观，开始探讨汉字的主体性质。所谓汉字的主体性是指汉字非工具的自主性质，即汉字相对于汉语的自足独立性以及汉字与汉民族精神文化的直接相关性。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汉字文化认同论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语言学对汉字的主体研究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申小龙用文化语言学的眼光重新审视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认为“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申小龙1995：4）该定义恢复了汉字的自主性，汉字不再是单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一点对于认识汉字本位性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认为汉语言文字和汉文化及汉民族思维具有通约性，汉字有着与汉文化和思维的同构性：“在世界文字体系中，汉字的构形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这不仅表现在汉字构形所描绘的上古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文化风景，而且表现在汉字构形所体现的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上。其中最显著的是主体思维方式……这种建立在主客观统一、人与自然合一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在观察和理解自然现象的具体运动作用，很自然地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自然界，使自然界具有人的特点。这种'主体投射’在汉字的构形中充分反映出来。”（申小龙1995：96）“从根本上说，汉字的建构精神是一种以人为立足点的人本精神。汉字以象形为基础来表示物体。除了有形体之外，汉字表意都是以人为本的。”（申小龙2003：450）而反过来“汉字构形的主体思维和人文主义，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申小龙2003：464）”
持类似汉字文化立场的其他学者还有张玉金、王作新、石虎等人。
张玉金在探讨了汉字词素-表词文字的性质后，说到：“汉字的这种性质，是有其特定的语言与文化成因的。”而且“还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有关。传统思维是一种意象思维，它是把感性形象与抽象意义结合起来的思维，是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抽象意义的思维，也是从具体形象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的思维；它是一种符号性思维。”（张玉金2000：55）“汉字把字形同语素意义结合起来，书写时是'以形表义’，认读时是'据形索义’'由形知义’，这种性质的汉字与传统思维方式有着文化特征上的通约性。”（张玉金2000：56）
而王作新的表述则更为直接、明确：“既然语言形式映载文化内容，特别是基本核心的观念形态、思维方式，汉字与所记载录的汉语（语词）不仅在音义上达成一致，而且在结构形式上有同致性，那么，认真地审视和研究汉字，从而以获得对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的深刻认识与把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王作新1999：10-11）
在王作新的《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一书中，他认为汉字的结构系统与汉族人的思维的同构性表现在汉字体现汉族的意象思维、整体思维、偶对思维等等。在谈及汉字结构与意象思维时他说：“意象思维便是深蕴于民族文化体内，体现着民族文化特质的一典型认识方式。”“意象思维，本源在'象’。”（王作新1999：17）汉字的结构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画家石虎１９９６年提出的“字思维”理论，虽然主要探讨汉字的结构与汉语诗歌的语言特质的关系，但该文对于汉字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石虎认为：“与洋文不同的是，汉字字象的思维意义是绝对的、第一性的。而字音与字意则不是绝对的，他仅仅是字象的外部属性。不管历史或环境怎样迫使字音和字意发生变化，字象都超越时空恒庸不变。”“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这就是'字思维’的全部含义。”（石虎1996a）为了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他又另撰一文《字象篇》，进一步阐释其字思维理论：“字象是汉字的灵魂，字象与其形相涵而立，是汉字思维的玄机所在。”（石虎1996b）
石虎的观点也引起文学界的很大兴趣。王岳川说：“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根本存在特征在于其汉字（方块字）、单音节、多声调。汉字不仅是汉语的书写符号世界，更是汉语文化的诗性本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字的诗意命名奥秘隐含着东方文化的多元神秘性和历史象征性。”“汉字是物质性的，又是观念性的，所以汉字被人思，又能促人思。”“字思维作为汉语文化圈的'母语思维’的集中形式，有其自身的逻辑展开方式。汉字不仅提供了思维的原始字象的鲜活感和神秘感，而且使人通过这一符号（尤其是象形文字）把握到汉字背后深蕴的'原始意象’（archetype）,在意象并置多置中，将具体的象升华抽象之象，从而以一寓万，万万归一。这种字思维本质上是一种不脱离汉字本源的'象喻’或'象思维’，其逻辑过程为：本象→此象→意象→象征→无形大象。这一神秘的符号链表征出中国人通过文字反映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以及其不同于拼音文字的思维展开形式。”“汉字以及汉字思维或汉语思维，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显意识，这使得汉字与汉语具有一致性，汉字与中国文化具有一致性。”（王岳川1997）
2、文化载体论
王宁、何九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汉字文化学理论，主要通过研究汉字来揭示其载负的文化信息。与认同派的区别是，后者强调汉字与汉文化的同构性，前者则强调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持一种文化工具论的观点。王宁认为汉字文化学研究“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是宏观的，即把汉字看成一种文化事象，然后把它的整体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巨系统下，来观察它与其他文化事象的关系，这是宏观汉字文化学；另一方面则是微观的，即要研究汉字个体字符构形和总体构形系统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对这些文化信息进行分析、加以揭示，这是微观汉字文化学。”（王宁2002：12）在其参与主编的《汉字与文化丛书?总序》中，王宁又进一步解释：“汉字文化学的内容有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宏观的，是把汉字也看成是一个文化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微观的是把汉字字符及其系统作为文化的载体，来探讨它所载负的文化信息。”另外，何九盈在其《汉字文化学》一书的论述中也持类似观点。
3、原型理论
臧克和借鉴西方原型理论，提出“语象论”，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汉字与汉语、汉文化
的关系。他提出：“具体汉语语象的基本取象即为'语象原’，这个'语象原’在古代汉语里又往往体现、凝结为一字一形的取象。”（臧克和1992：15）而“古汉字的结构取象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初民'正名’、'致物’的具体物化过程”，因为“中国古代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那便是一种前逻辑的，主客不分的思维方式”。（臧克和1995）所以通过语象分析可以看出汉字的造字取象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如“文”字取象于人体，其字源取象理解为“文身”。而“古代文献资料表明：一切事物的交错复综都可以称之曰'文’。”（臧克和1992：33）如《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小风，水成文，转如轮也。”另外，“金文'文’字从'心’取象，又表明'文’字还具'文心’”（臧克和1992：34）。分析之后，臧克和说：“'文’的字源取象，应该理解为：内在的'灵巧’'文心’，与外在的复综形式的统一，苟缺一边，便不成'文’。”通过对哲、啉、誖（“悖”的或体）台等字的分析，他认为“'心’类'言’类相通，表现在文字构形上面，'言’符'心’符，同构一体。”据此可以看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学观念具有悠远的字源学、语源学即民族思维的历史背景。（臧克和1992：37）
持同一观点的学者叶舒宪从弗莱的原型分析理论着眼看中国文化，认为“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并没有向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方向获得长足发展，反而在相当大程度上保留着神话思维即象征思维的特征。”“原型批评注重再造文学与原始文学的联系，其溯本求源式的历史透视眼光对于发掘汉字中的原型表象，重构华夏文明的发生线索，是颇有启发的。”
叶舒宪还具体分析了数例汉字，其中讲到“美”字分析说，“美”，从羊从大，可见游牧民族在融入中华大家庭时把基于肉食饮食习惯的味觉美观念输入到意识形态中，形成汉语里美、甘互训的情形。留存在美字中的原型表象不仅使我们可以直观把握由具体到抽象的概念发生轨迹，而且对美、善、羌、姜等从羊的字例的系统分析还将具有文化寻根的重要意义。（叶舒宪：1995）
臧克和与叶舒宪运用原型理论分析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建立了汉字符号与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之间的象征性联系。
4、汉字汉语互动论
苏新春也是这一阶段对汉字独立性问题进行积极探讨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汉字不是汉语的附庸，汉字一经产生就和汉语处于一种互动之中。他将汉字定义为“汉族人民创制的，作为社会记录和交往工具用的，直接表达意义的，具有象征作用和审美价值的，和汉语结构相适应的书写符号系统。”（苏新春1996：22）这个定义明确表明了汉字相对于汉语的独立性，正如索绪尔所说的汉字“就是第二语言”，而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又表明了汉字与汉民族思维和文化的直接深刻关系。
他指出：“中国传统小学研究中将字与词分得不很清楚原来有着深刻的内在道理，而并不像纯语言结构观的研究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基本理论的误区。这不仅仅是因为古代的语言是通过字才得以记录，还因为古代汉语的单音词世界本身就借以汉字的外形才得以裸露。词义通过字形的分布与组合来显示，字形以整体之形或局部之差来显示词义的存在状况和发展轨迹。汉字与汉语出现明显的'互为因果’'互为促动’的关系。”（苏新春1994：55）这便是苏新春对汉语汉字关系的基本观点。继而他通过对“词的原始性与字的原始性相吻合”、“立足于汉字形体之上的字本义保存了词的最初词义状态”、“词的繁衍与字的繁衍同步进行”和“汉字对形式词语身份的参与和表达作用”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后得出结论：汉字与汉语词是处于“同生共长”的历史过程中。
而在另外一本书中，他进一步明确：“汉字一旦形成以后，他与汉语的关系就不再是泾渭之水，彼此不干，而是互为表里、互为补充的。”（苏新春1996：107）
作为“字本位”语言理论的倡导者之一，潘文国在言文关系问题上更倾向于互动理论。他说表音文字是“从概念经过语音的中介再到文字，也就是说，与概念直接联系的是词的读音，然后再用文字把读音记下来”；而表意文字“从概念直接到文字，或者说，是用文字直接表示概念，语音只是在这过程中的附加物，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附加物，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字”。表音文字中的“文字对语音负责，语音才直接跟概念发生关系，在这种文字体系里，语音是第一性的，文字只是'符号的符号’”；表意文字中“文字直接表示概念，语音是同时的附加物，这就使文字取得了至少跟语音相同、如果不是更重要的地位。文字决不是'符号的符号’，相反，它是如同索绪尔所说，它就是汉人的第二语言，它在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同样起着语言的作用。”（潘文国2002：89-90）他把汉字放在了与汉语同样的地位，这种观点具有汉字独立符号性质研究的特色。
5、二次约定论
黄亚平（2001，144）提出了二次约定的汉字发生观：史前的图画性文字与它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结合关系他称为“第一次约定”，而汉字史前图画文字以写意为主，“它并不直接与客体发生联系，而是借助事先已有的，从不同氏族集团那儿借来的意象符号，它是文字与史前意象发生了间接联系，是借了人家的符号连带原本就有的意象，在此基础上表达自己的心智，所以是'二次约定’”。（2001，144）他还指出二次约定的方式主要有写实和写意两种，但以写意性的为主：“史前文字的表达手法分为两种：一是写实的，它是以实物为模仿对象的艺术创造；它表现为象形或图绘，是整体的象形的符号，其本质是写实的图画。一是写意的，它是以前代的意象表征为基础的二次创造，是由'局部’组合而成的符号；它表现为象意，其本质是写意的符号。”（黄亚平《符号学视阈的史前文字研究》2004）
后来，他又进一步将史前汉字发生的“二次约定”说总结为一种二级符号文字理论（论“二次约定”2007）：“从文字体系形成并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的那一天起，具有约定俗成性质的'一级符号’固然是重要的一步，但文字体系之所以成为记录语言的系统，主要还是经过'二次约定’的'二级符号’使然。当然，'二次约定’所关注的已经不是主体与客体（能指与所指）的对应，而是针对上位符号的模仿和重建。换句话说，在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约定俗成，而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二次约定’。”
黄亚平用二级符号的观点研究汉字的发生问题，应该是史前文字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突破。它试图揭示所谓的史前文字符号其实仍是建立在已有的符号基础上的二级符号，而今天的汉字符号又是建立在史前已有的意象符号的“二次约定”基础上的。而且这种“一次”或“二次”的约定都是一种有理据、图画性的意象关系（写实或写意）。这样，他就在史前的图画与成熟的汉字系统之间建立了一个过渡性符号链条。在此之前，学术界人为地划分一个文字/非文字的截然界限，这个界限的划定是以是否记录语言为标准的，从而造成成熟文字与史前图画符号之间的断裂。“二次约定”观则把断裂的文字演化链条重新联结起来，这对于认识文字的性质、史前文字的研究都有重要理论意义。
6、字本位汉字观
徐通锵（1992）所提出的“字本位”语言理论对汉字的主体性研究也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虽然他所说的“字”不是文字学单位，而是指汉语的结构单位。但是，他的语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分析汉字的结构（如形声字的类和象的关系）去揭示汉语语法的结构关系，并认为汉字的结构里包含、反映汉语语法结构的理据。如：
木+日→東；東+ting（“廷”去掉“廴”）→重；重+力→動；……
“东”由象形字“木”、“日”构成，而“东”又可以作为声符借助另一个字“ting”构成“重”，“重”借助“力”构成“動”，依次类推……声符在生成过程中居于一种“纲”的地位，而不同的“形”则是语义上的限定，因而构成一种“义类（声）——义象（形）”的关系。（徐通锵，2005a：143）而这种汉字的生成机制也是整个汉语生成机制，如：
虫草、稻草、灯草、干草、甘草、花草、粮草……
“草”是义类,而“草”前的字是义象.义类是纲,义象起限定作用。（徐通锵2005b：162）他通过分析汉字的生成机制来研究汉语，并且从动态的生成角度看待语言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他将汉语的“码”即基础单位看作是形音义三位一体，认为汉语的基本单位形式是一个形体、一个音节和一个概念。这实际上默认了汉语单位具有“汉字”的性质。因此，他的“字本位”语言理论恢复了对汉语的“汉字性”问题的关注，启发人们在言文（汉字和汉语）关系中研究汉语或汉字，并促使我们认识到汉字对汉语的重大影响以及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这显然对汉字研究的主体性或本位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字本位理论虽然看到了汉语的汉字性或汉字与汉语的互动性这一客观事实，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徐通锵（1998：266、267）还是持工具论文字观：
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工具，也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必须适应语言的结构特点。汉字是适应汉语特点的最佳书写形式……
这样，字本位观就存在一个理论破绽：对汉语事实的描写和对这些描写事实的理论阐释之间存在矛盾。一方面，在语言事实描写方面，字本位理论揭示了汉语的汉字性——即汉语对汉字的依赖性以及汉语和汉字之间高度的互动性质；另一方面，徐通锵又坚持工具论的文字观，说他的“字”不是汉字，而是指汉语结构单位，从而在理论上又抹煞了汉语的汉字性问题。这种理论矛盾导致了他对“字”解释的模糊性，这也是招致学术界诟病字本位理论的主要原因。孟华（２００１，6期）指出了字本位理论存在“事实描写的理论与事实解释的理论相悖”的问题。并认为解决这一理论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将“言文关系问题”处理为汉字或汉语研究的核心问题（孟华：2003，2004）。
徐通锵在中国海洋大学讲学期间，孟华、黄亚平就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等问题与徐通锵进行了讨论。事后徐先生对杨自俭教授说：“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海大有这么多学生喜欢语言学，没想到海大的教师对字本位这么感兴趣，而且有了这么多的了解和这么深入的研究，提的问题很有水平，还给我提供了不少关于字本位研究的资料与信息，这次访谈我收获很多，我要进一步深入系统地思考。”（杨自俭2007）一年后，2004年12月徐先生再次来海大讲课时，他就增加了语言与文字关系问题的内容，并使用了“言文关系”这一概念。这标志着徐通锵的工具文字观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语言学是什么》一书中：
现在流行的文字定义就是本章一开始就说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这是根据印欧语的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总结出来的一种理论，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对表意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来说，这一理论就不适用，因为表意文字的结构单位以语义为中心，突出视觉，同一个字的字形所表达的意义相同，，但读音古今不同，各地有异，也就是说，形义一体，“形”已成为“义”的标志，不与特定的语音相联系，因而很难将它看成为符号的符号。两大文字体系的这种差别必然会对语言研究产生不同的影响。(徐通锵，2007：146、147)
徐通锵的这段论述已经说明，他的文字观已经开始了从汉字工具论向汉字主体论的转化。
二、汉字符号学理论的提出、形成与发展
孟华于1994年1月在全国第三届文化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论汉字是一种动机性文字》，首次提出了他的汉字符号学观点。李葆嘉在《参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当代意识——第三届全国文化语言学研讨会评述》一文中对孟文做了介绍：
孟华的《论汉字是一种动机文字》认为，文字的基本要素除能指和所指，还有这二者之间的“意指方式”，正是后者决定了文字的性质。与采用任意性意指方式的拉丁字母不同，汉字采取动机性意指方式。（李葆嘉1995，1期）
1998年，《论汉字是一种动机性文字》改名为《动机性文字和任意性文字》后正式发表（刘重德主编，1998）。论文中首先提出文字是一种意指方式：“文字不是语言的工具而是与语言并行的符号系统，它不是对语言的忠实的记录而是对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文字与语言之间不是事实性的因果关系而是思想关系、意义关系、符号关系”。潘文国（2001，1期）认为：
孟华(1998)的《动机性文字与任意性文字》.这篇文章通过中西文字比较.阐述了一种符号学的文字观。值得注意的是它引用了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文字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论述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对于索绪尔以来的当代语言学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它将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观察。
王菊泉、郑立信(2004：26)也对孟文做出评论：
正如作者所言，“这些探讨旨在阐述一种与传统文字学截然不同的符号学文字观”，因此值得一读，并借以对照反思一下我们所比较熟悉的传统文字学理论。
孟华在1999年出版的《符号表达原理》一书中运用二级符号理论，论证了汉字独立的符号性质。他指出“单独的拉丁字母a、b、c只是抽象的差别性单位，不表示任何意义，它只有在与其他字母符号的组合中才能发挥表意作用。但是，单独的汉字如“休”、“江”、“说”等就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意义（孟华，1999：237）。因此他认为“表意的汉字是不分节的符号”，“表音的拉丁字母是分节的文字”（孟华，1999：229）正是这种基于汉字是建立在汉语和汉文化符号基础之上的二级符号观，他在该书中深入探讨了汉字意义系统对汉语的深刻影响：
汉字的六书中渗透着汉民族的心理、习俗、生活方式以及价值取向等等动机因素，在这个符号系统中，能指不仅仅执行中介功能，它本身就是意义系统，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它与汉语的意义系统构成某种类比的隐喻关系。汉字系统的自我指涉性和对所指的支配性，必然导致汉字对语言的僭越，导致对汉语的专制……（孟华，1999：143）
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它作为一套独立的意义符号系统而存在，它凌驾于各方言之上，成为至高无上的文化统一力量。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属性，在汉字这里发生了颠覆：汉语的发展，首先要服从于汉字的需要，汉字成了目的，语言成了表意汉字的手段……汉字成了汉语的一部分甚至是决定性的部分。（孟华，1999：147）
纯粹的表意方式……容易造成文字霸权而影响文字记录语言功能的发挥。文字的表意系统使它自成一套意义系统，超越于具体语言之上，结果本末倒置，记录语言的工具反而成了语言的支配者……（孟华，1999：159）
在两年后出版的《汉字符号学》（下编，孟华撰）中，孟华进一步完善了汉字符号学理论，他系统地讨论了汉字的二级符号性质主要表现在：一、从发生看，“指汉字形体符号是建立在已有的形体符号基础上的”，二、“就汉字形体符号系统而言，它的形体因具有理据性而产生了二级性”（黄亚平、孟华，2001：232）。建立在二级符号理论基础上的汉字符号学，所得出的结论是：“汉字与汉语不是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而是相互指涉、相互影响的关系”（黄亚平、孟华，2001：204）。
2003年，孟华为复旦大学文科基础课重点教材《语言学纲要》（申小龙，2003：239）撰写了“文字章”，汉字符号学的观点首次进入高校教材。同年，汉字符号学的部分术语共13个被《大辞海》语言学卷所收录（王德春、许宝华，2003年：27－37）：“汉字表达方式、汉字媒体形体、汉字符号学、语本位、字本位、语言投射原则、文字投射原则、汉字的二级性、汉字的分离性、汉字的统一性、汉字的层累性、汉字的功能、汉字形体系统”。
2003年9月，孟华在全国词汇训诂学术研讨会（济南）上宣读了论文《在言文关系中研究汉语词汇》，正式提出了汉字符号学的言文关系观点（戚晓杰、高明乐主编，2005，124）：
我们提出一种符号学的语言文字观，即将汉字和汉语看作是一种层累叠加的、互为能指和所指的符号关系，其基本立场是“从汉字和汉语的互动关系中研究汉字（或汉语）”，这种互动关系我们简称为言文关系。“言”是汉语，“文”是汉字。
言文关系主要包括分离性和统一性两个基本问题。
2004年，孟华出版了第二部汉字符号学著作《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他将文字定义为看待语言的方式即言文关系方式。强调言文关系是汉字和汉语研究的根本问题，指出要在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中研究汉字或汉语。并将其言文关系的汉字符号学理论称之为“合治”观：
本书的目的就是以符号学的观点恢复汉字学的独立性质。它不是对传统语文学的简单回归，它倡导的是一种“合治”的新语文学术观。我们将这个“新语文”观定义为：
言文关系是文化的生存方式，它既是东西文化的区别性特征（汉文化重“文”，西方文化重“言”），又是汉文化内部不停地自我重建的二元机制。在汉文化的言文二元格局中，文本位是其主要特征，汉字既是汉语和汉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又是这种语言和文化不停地自我重建的主导力量。
本书的全部内容就是实践这一“新语文”思想：站在“文本位”主导的言文关系格局中研究汉语和汉文化的每一个问题。（孟华，2004）
在孟华的新著《文字论》（2008）一书中，他将汉字符号学由言文关系的研究推进到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的研究，口说的语言、视觉的图像和介于前二者之间的文字，它们是互为能指和所指的二级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又相互区别。因此，汉字符号学就有了两个重点研究领域：一是言文关系，而是言（文）象关系。这代表了汉字符号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三、汉字符号学的基本观点
1、二级符号
认为大部分符号如语言和文字都是产生于已有的符号，产生的结果就是二级符号。二级符号包括同质性的，如在已有文字单位基础上再派生出的文字符号（如合体汉字）；也包括异质性的，如视觉的文字符号对听觉的语言符号的再符号化，语言（或文字）符号对图像符号的再符号化等等。由语言、文字、图像所构成的二级符号系统就是异质的。与拉丁字母相比，汉字是二级符号系统。
2、意指方式
符号能指和所指结合的方式，包括任意性方式和动机性方式。在二级符号中，其能指是有意义的，因此它与所指的结合必然是理据的、动机性的。汉字是动机性文字，相对而言拉丁字母是任意性文字。
3、文字间性
即语言、文字、图像之间的关联性质，即其中的每一个要素的性质，都是在与其他两个要素的关系中被定义的。汉字符号学认为，在这三个要素中，文字是核心要素，它具有联结语言和图像的中介性质。相对于语言，文字是视觉图像符号；相对于图像，文字又是听觉的语言符号。文字间性包括言文关系、言（文）象关系两种基本类型。
4、文字间性方式
语言、文字和图像的关系方式。包括替代和补充两种基本关系类型。就言文关系看，汉字对汉语是有意义的补充而非语音替代，拉丁字母则是对语言音位系统的替代。因此，汉字在言文关系方式上是补充性文字；拉丁字母是替代性文字。从文象关系看，汉字由于自身的象形性而对图像具有抑制和替代作用，而拉丁字母因其自身的抽象性质需要图像对自己进行补充。因此，汉字在文象关系方式上是替代性文字，拉丁字母在文象关系方式上是补充性文字。这里的文象关系方式和言文关系方式都是文字间性方式。
5、言文关系
汉字符号学认为言文关系是语言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
言文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问题：言文分离性和言文统一性。所谓的言文分离性，就是指如何从汉字单位中分离出汉语要素或如何从汉语单位中分离出汉字要素。所谓的言文统一性，指汉字和汉语单位之间如何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为条件。
从结构类型上看，言文关系包括意指性言文关系和对比性言文关系。意指性言文关系指一种能指（汉字）和所指（汉语）的符号意指关系，二者之间共同构成一个二级符号体系。对比性言文关系是指，汉字体系与西方文字体系相比，汉字更倾向“文”的性质，拉丁字母更倾向“言”的性质。因此，“汉字与拉丁字母的差异是文字与语言差异的延伸”。
6、合治观
合治观的核心是一种辩证符号观：强调两个符号要素之间是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任何一个要素的价值都是通过它与构成对比项的另一要素来定义的。“文字间性”就是合治观体现：站在言、文、象的关系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
7、媒体间性
根据合治观研究符号不同媒体间的关系所形成的概念，主要指，一种媒体的性质，是由其他媒体的性质所制约的。一种媒体的功能是在与其他媒体的关联中发挥作用的。媒体间性主要由媒体之间的局限和剩余所决定的。包括媒体剩余、媒体局限和媒体编码原则的转移三个核心概念：
“媒体剩余”就是一种媒体的功能特性，有可能成为对其他媒体的补充和功能特性，以自己的优势补偿其他媒体的缺陷。如文字的物质铭刻性对语言“稍纵即逝”性的补充，具象的图画符号对抽象的语言符号的补充。
“媒体局限”指一种媒体的功能都有自己的的表达局限，需要借用其他媒体符号的功能特性来补足自己。如语言的“气态”特性有稍纵即逝的媒体局限，这需要“固态”的文字来补偿；再如汉字的非表音局限使它借用了汉字拼音字母系统作为补偿，汉语的同音性质需要汉字的视觉分辨，汉民族传统的写意画需要文字（诗）来补偿，听觉的歌曲需要画面来补偿（如MTV）等等。
“媒体编码转移”指一种符号媒体的编码方式受到与之相关的另一媒体编码方式的支配或重大影响。如中国传统诗论和画论中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是在书写性诗歌媒体中使用了绘画语言，或在图像性媒体符号中使用了书写性编码方式。文化语言学中所谓的汉语语法组织具有“散点透视”的特点，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绘画语言向汉语语法渗透、转移的表现。
8、汉字的功能
指汉字符号系统整体行使的职能。主要包括：1造字功能。是指从造字的角度分析汉字是如何看待语言的。也即汉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汉语。主要包括象意和象声两种方式（称之为“两书”。“两书论”是对传统汉字六书理论的符号学总结和概括。2构字功能。是考察已创造出的汉字符号系统在共时态中自身的运行机制，考察汉字的二级符号性质，以及它与汉语是如何互动、如何运行和再生产的，包括言文分离性和统一性两种结构方式。3信息功能。主要是通过汉字与汉语之间的同构性、对应性程度来考察汉字对汉语的映真和规约关系，这种映真、规约关系也即信息的确定性程度，包括零度方式和偏离方式。4文化功能。指汉字整合汉民族社会文化的作用。汉字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汉字既是汉文化的基本条件，又是它自我重建的机制和历史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