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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中医 ——“读经典，做临床”暑期班学习后感 湖南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2年级 中医内科学 彭文杰
中医薪火，世代相传，至今上下五千年岁有余。漫漫历程之中，中医药救疾愈病，为中华民族与文明的延续，立下不可磨灭之功！然自清末以降，国势衰微，西洋文明与医学霸道地侵入中土，和中华文化一样，中医亦难免受灾。至民国，中医险遭废黜之危难，彼时多少前辈奔走呼告，才力挽狂澜，救中医于灭亡之边缘。时至今日，中医之形势渐好，国家支持，百姓拥护，倘若我们中医人荒于术业，不求精进，医德败坏，医术粗劣，则必将失心于天下，而中医无望复兴矣！吴鞠通言：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吾辈后学当铭记在心，时时鞭策，才不至愧对先辈之薪传！
在当今大势之下，深圳市颐仁中医基金会得热心中医事业的善人们倾注而成立，此次全额资助并主办青年中医学子暑期班，与上海应象中医学堂联手，开讲“读经典，做临床”暑期班之课堂，是开场第一曲。相信星星之火，必将燎原！而我有幸参加听讲，见识各路名师名家，结交各位良师益友，实在受益匪浅！此刻虽身在湘中，心里却仍眷念着东方的曙光。一周的时间，一晃而逝，实在令人意犹未尽。。。
课堂第一日，开篇首讲《伤寒论》。在我看来，这是富有深刻寓意的安排！仲景伤寒，集经方之大成，药简力专，为后世中医临床之正途，方药之根基。陆九芝曰：“从仲景伤寒入手，始则难，既而大易。从后世方书入手，始则易，既而大难”。唯有将《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摆在首位，才更有可能成为能够实战的大临床家，而不仅仅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自成无己著《伤寒明理论》后，开以内经之理通解伤寒之先河，为伤寒医经派之始祖。至清代，徐灵胎等医家鲜明地提出方证之说，将伤寒方药分类解构。日本汉方家则更是剔除伤寒论中一切“阴阳五行”等措辞，只求方证，不究病机，自成伤寒方证派。授课老师娄绍昆先生，他对伤寒的研究与应用，正是沿循着汉方家的思路，一脉相承。
那么，医经派与方证派，谁才是仲景本意？我学伤寒，亦已有数年之光景。深知断然判定两派孰是孰非，只是枉然，也不重要。且将自己读书、思考所得，摆出来，分晓自见。首先，仲景在自序中写道：“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说明仲景以《黄帝内经》为指导不假，此是明明白白之证据。但有人考证，这篇序言非仲景之笔墨，乃后世王叔和杜撰，故不足信，不可取。暂且认为序言为假，而我在伤寒正文中，仍寻得蛛丝马迹，可以证明仲景的确撰用《内经》理论。《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16条：“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此处“桂枝”，当是桂枝汤的简称，如后文29条“反与桂枝，欲攻其表”等，皆是如此）。为何言桂枝为解“肌”，而不言解“表”呢？虽是一字之差，其内涵却是丰富而严肃的。“肌”，是肌肉之意。《内经》言：“脾主肌肉”；而桂枝汤不仅是祛风邪、调营卫之剂，更是健运脾胃之良方。从《太阴病脉证并治》第276条“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与桂枝汤”可知，太阴脾弱，阳气不足以抗击外邪，故可用桂枝汤来解，正是由于桂枝汤能振奋脾胃阳气之故。而脾主肌肉，脾阳振奋则自能畅达肌腠而驱邪于外。由此可知，“桂枝本为解肌”，其内涵是特指桂枝汤可以健运脾胃，激发中阳外出祛邪的功能，而脾主肌肉，所以特名之“解肌”。反观第16条，只言不可与桂枝汤，却未另出一方。通观太阳病证治，见“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当予麻黄汤可愈。而麻黄为发汗解表之品，入肺经，有宣肺之功力。而《内经》讲，肺主皮毛；皮毛者，“表”之所指也。如此，“解肌”与“解表”，泾渭分明，不可混淆，正如仲景自己所言：“常须识此，勿令误也”。仲景计较于一字之别，绝非玩弄文字，实乃深得内经之真谛，熟谙中医脏腑经络、五官五体，一一相应之体系。此为管中窥豹之一斑。
再如，《金匮要略》开篇之《脏腑经络先后病》一文提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是对内经所讲五脏传变规律的发挥。有人认为，这篇文字亦是杜撰，我不以为然。甚至感到，研究伤寒之时，倘若但见“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术语，便谓之杜撰，实非治学之态度！且看小建中汤的组方内涵，其实，正是仲景所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100条：“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阳脉涩，阴脉弦，提示肝气不利，因横逆犯脾，故致腹痛。仲景的处理是先急与“小建中汤”，健固中焦脾气，方中重用白芍，意在兼顾柔肝缓急。而后，若仍有肝胆枢机不利之症候，续与小柴胡汤解之。此不正是对“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实际应用吗？由此不难看出，仲景的确在实践着由内经理论指导下的经方应用。所以，倘若执意分割伤寒论与内经理论的联系，是片面的、不严谨的。
但是，承认伤寒论沿袭了内经的医理，并不意味着就否定了方证理论的客观性。我们都知道，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所以，任何理论观点，归根结底，只要能指导实践、富有疗效，就有可以接受的先决条件。像方证派所提倡的思维方式，确实能有效地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疗效是确凿的。且相较而言，学方证更易入门，更易上手，久亦可登峰造极。就像刘渡舟老在胡老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辩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娄绍昆老师、黄煌教授等前辈，亦用他们的实践证明着方证理论的可靠性。
江尔逊老先生总结他应用经方之思维时谈到：其临证之时，并非只一个思维，而是多个思维并用，如方证辩证法、病证合勘法、体质辩证法等。其中，方证辩证法中，又分为抓住主证法与把握经方对应的病因病机法。陶御风老师在给我们讲《学方与用方》一课上，亦明确点出：所谓方证辩证，包含两层内涵：1.辨条文明写的方证；2.辨暗寓的病机。所以，我们不妨设想：当年，仲景既继承了内经的医理，又发现方证的直观对应，在他的脑海里，两者并行不悖，和谐兼容，最终造就了千古医圣！倘若要在“方证对应”与“病机辩证”之间，论个孰轻孰重的话，我想，我会把“病机辩证”摆在前面。因为我感到，没有病机辩证指导下的方证对应，就像没有导航的汽车，只能看到前方百米的路况，却不知道千米之外，道之曲直、起伏，路之远近分岔。
因篇幅原因，本期提供文章的前半部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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