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反全球化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客观、全面地评估这种现象的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对各国政府来说都是重要的。
1、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这一运动还处于刚刚形成规模的阶段，仍然具有强大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代表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是一种具有全球连动性的运动，各国国内的反全球化力量可以借助全球反全球化力量，可以将自己的行为视为全球性运动的一部分，而国际反全球化运动又鼓励着国内的反全球化运动。互联网络将世界各地分散的反全球化组织和个人联系起来，使他们结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抗运动，使这一运动占据了巨大的全球舞台。尽管他们的背景和目的可能大不相同，但都希望能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联合，到达相互呼应、相互支持的效果，以显示他们力量的强大。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人士，他们正在积极宣传和鼓动发展中国家人民起来反对公司的全球化。
此外，如前面提到，这一运动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将各种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可以将所有对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满的人动员起来，青年、老年、妇女、学生、劳工、生态主义者、人权主义、和平主义者都有理由加入这一运动。左翼、右翼、激进者、保守者，穷人、富人，都可以在运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民主、平等、公正、和平、自治、自尊、道德、人权等理念都可以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口号。例如，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认为，尽管他们不同意改良派的主张，也承认目前的运动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工人阶级运动，但他们仍然准备积极投入这一运动。而温和的反全球化人士尽管反对激进的主张，更不赞成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但他们相信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好的，也表示不会因为有一些流氓和无政府主义好斗分子的捣乱而放弃运动。
根据上述因素，我们不难看出，反全球化运动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詹姆斯·彼得拉斯提醒人们关注，尽管从选举情况看，得到的印象是全球化力量十分强大，但如果“关注每日每时的群众斗争，以及团体个人的倾向，就会发现对全球化政治的许多方面，甚至所有方面都存在广泛的抵抗。”
显然，如果前面提到的各种紧张关系得不到解决，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不满和反抗的根源就不会消除，反全球化现象也不会消失。但我们对反全球化运动也不能过高估计，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
首先，反全球化运动内部是非常松散、杂乱的，这种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束缚和分化了它的能量和潜力。如同其他反抗运动一样，反全球化运动在组织上、战略和战术上都无法保持统一和稳定。因而，这一运动很容易陷入分裂状态，无法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有效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一运动受到的另一大制约就反全球化组织资源的短缺。尽管一些较大的非政府组织在资金方面比较富裕，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反全球化活动的经费基本要靠自理解决。与国家政府和公司相比，反全球化运动在资源上显然处于劣势。而且，即便是一些知名度很高的非政府组织，其自身的民主、效率、能力、责任感与合法性问题也一直受到质疑。这两点对反全球化运动构成了“软”和“硬”两方面的制约，尽管人们对政府、公司和国际组织感到不满，但也没有理由相信非政府组织比它们更民主、更具责任感。
再有，前面已经提到，从全球范围看，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极大的差异。例如，发生在法国、美国、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的反全球化现象显然有着极大的不同。这种差异和不平衡使目前的反全球化运动还难以形成一种步调一致的直线形发展势头，更难以出现反全球化运动所期望的那种“世界联合”。从地区上看，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将继续走在前头，至少反全球化的积极分子主要是发达国家有知识、有经济能力的人。约瑟夫·奈认为今天的反全球化运动是富国相对富裕人群的运动，这是有道理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宣传、动员、策划和联络等工作大都通过网络进行，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能接触到网络的还是少数。
目前的反全球化现象必将引起各国政府和公司的关注，在许多问题上，政府、公司和主流政治家已经接受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口号，主动调整其对策，这会使反全球化运动进一步分化、减弱，其中一部分将从反抗政治转入主流政治中。
今后，反全球化运动可能要此起彼伏地进行下去，在合适的时机，可能发生重大事件或出现新的高潮，可能以更大规模、更激烈的方式出现。这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也可能发生在国内经济、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在那些各种紧张关系得不到缓解或更加激化的国家和地区，反全球化力量的发展将更迅猛。但在总体上，尚不会形成一股全球性的、超出控制的力量。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存在如此普遍的抵抗，为何全球化还没有被推翻，他的回答是：首先，很多反全球化的团体资源有限，只能进行防御性斗争；其次，尽管提出了各种替代方案，但尚无一个方案得到普遍接受。这正是这一运动受到的制约所在。
2、反全球化运动可能造成的影响
反全球化现象强敲响了全球化的警钟，它揭示的问题应该引起国内、国际和全球层面的高度重视，它提醒政府面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应该关注和矫正其他方面的失衡和偏差。反全球化运动至少让人们对今天的制度和政策进行反省，去努力解决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探索新的、更好的发展模式。反全球化现象不仅提出了政策、制度上的问题，也提出了关于世界政治未来的理论问题。
反全球化运动作为一支活跃的社会运动，尽管存在着认识和组织上的缺陷，他们思想也许过于激进或理想化，但这一运动的确预示着一种新的力量的形成，正在培育着某种新的认同、新的价值和新的规范，它们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有望在未来被广为接受。应该看到。这一运动对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起到一种矫正和抗衡作用，有助于推动一种更公正、互助、和谐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反过来对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又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运动对促进一种更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制度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在实践上，一些相关的改革已经开始，我们看到，国际制度的民主化、透明化已经得到重视，公司、国际组织及民间社会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展起来，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许多国际组织都与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一种由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构成的全球治理模式正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之中。
这一运动将促进对全球经济、贸易和金融的监督和管理，对纠正发展不平衡、财富两级分化和改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一运动对加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加强对公司的公众监督和自我约束力，以及更好地平衡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在充分认识反全球化运动的潜力和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约瑟夫·奈对这一运动的消极后果发出了警告：如果目前的反全球化政治冲击导致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可能减缓甚至逆转世界经济一体化。而与此同时，气候变暖问题或艾滋病传播却在继续加快进行。“如果目前的反抗抑制了全球化的积极方面，却没有触及它的消极方面，这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
对全球化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种新的国际联合，但另一方面，它又构成了一个新的国际冲突层面。由于这一运动内部的分歧和多样性，加上对反全球化运动正义性的渲染和政府在压力下采取保守主义政策的倾向，将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原本存在的冲突更加显著。例如发展中国家带有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趋向的反全球化运动，可能遭遇发达国家出现的带有抵制“第三世界化”、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及扩大人道主义干预等倾向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将进一步为“文明冲突”制造依据。
反全球化现象引起很多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支持者的担心甚至恐惧，但正如前面的分析，由于反全球化运动自身的局限性，尚不能形成一种颠覆性的力量，推翻制度的革命方案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因此，“这类运动虽然对现代国家机器虽和制度是一种冲击，但政府仍然拥有可观的资源，可以抵消这类运动的影响”。在政府、公司与反全球化非政府组织的较量中，更多人可能支持鲁格曼的结论：国家和政府的能力不会减弱，公司将受到更多来自非政府组织和道德方面的制约，公司和非政府组织都不会占统治地位。
3、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如今，各国政府都面临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击，反全球化运动对政府的挑战既体现在对内政策上，也体现在对外政策上。
发达国家的困境是，人们觉得左翼不行，右翼也不对，新自由主义正在遭遇越来越严峻的考验，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国家模式可供挑选”。何帆在他《全球化的政治三难选择》一文中，引用了“开放经济的三难选择”和“政治的三难选择”概念，借以描述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和政府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世界经济学中的“三难选择”体现在维护固定汇率制度、开放资本市场和积极有效的国内货币政策这三个目标之间，而世界政治中的“三难选择”体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大众政治三者之间。在这三者之间，一国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目标，而忍痛放弃第三个目标。对各国政府来说，这些矛盾关系虽然不是新的，但却是难以克服的。反全球化运动使政府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更大的压力，也更难以抉择。例如在移民问题上，敞开国门，接受多元化社会，这种选择意味着在社会稳定、福利制度和文化冲突方面的冒险；控制移民，这“在标榜自由主义的西方民主政治中恐怕难以做到。”
发达国家民主制度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如何面对国内出现的、可能失去控制的反全球化活动，如何应对日益频繁的反抗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如何维持国际会议的正常进行。从发生在西雅图、热那亚和魁北克等地的反全球化事件看，这意味着巨大财力、人力的投入。而且，政府花费巨额资金对付反全球化运动、维持国际组织会议的做法正遭到越来越大的指责。当人们通过电视看到警察与游行者发生冲突，并使用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时，许多人开始指责国家机器的镇压。而且反全球化者所抨击的经济全球化的种种弊端又确实存在，极易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同样是严峻的。尽管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但反全球化运动对它们造成的消极影响可能更大。在反全球化运动中，西方国家是主角。鉴于反全球化运动的压力，西方国家可能更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在多边贸易条款中提高人权、环境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要求，对移民的紧缩政策同样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正如杨雪冬在他《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一书中所指出的，尽管西方左翼的全球化理论在揭露全球化负面影响方面非常深刻，但“它对全球化负面效果的过度强调为抵制全球化的力量提供了借口，实际上为不同形式的保守主义提供了依据”。这种主张容易助长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经济上的制裁，或者对国内的移民采取排斥态度。而一旦左翼理论被官方化，还会导致西方国家以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弱者、保护人权和环境为由的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可见，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平衡发展经济、保护人权、维护主权和保护环境等关系上面临的困境将更加严重。
反全球化现象的扩大还会加剧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分裂，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围绕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冲突可能加剧。在一些欧洲国家，支持还是反对一体化和全球化似乎已经成为一条新的政治分界线。在印度，“对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抗议，已经成为左翼反对派和工会每一次示威活动及印度人民党的大多数运动的一部分。“现实问题是，许多政治力量不去完成协商全球化所要求的艰巨任务，反而在激起宗教和民族沙文主义”。
以上对“反全球化现象”的介绍与分析，只能是对这一运动的大概的阐述。由于这一运动声势浩大，参加人员又极其庞杂，因此它的种种复杂构成是不可能以这样篇幅讲清楚的。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运动对未来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也许我们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当然，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看清楚的，即对于反全球化现象所揭示的各种矛盾冲突，各国政府必须予以重视，而且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应该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解决这一运动所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和全球性危机。事实上，只有消除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全球化之利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中国网 2003年0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