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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谱牒概述
谱牒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来受到上至统治者、文士学者，下至庶民百姓的高度重视。但是在当代，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却是陌生的。因此在论述谱牒的文化价值之前，对谱牒的历史源流进行概述是必要的。 谱牒也称家谱、族谱、通谱(综述一姓的起源、繁衍、迁徙及分布状况)，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史记.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存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谱牒”一词的最早出处。司马迁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代(夏、商、周)就有编修谱牒之举，而且以它作为编修史记的材料依据。但是应该承认，先秦以前，谱牒与历史记载是分不开的，编修谱牒的是本部族的精神领袖巫师。《国语.楚语》记载：“家有巫史。”所谓巫史就是巫师们制造的咒语的内容，除了在祭神活动中表示对神的虔诚、恐惧外，大部分还是以充满神秘色彩的语言向本部落子民传递关于本族的起源、世系、祖先事迹等等。所以最早的谱牒学家也就是史学家，最早的谱牒也就是最早的史学。 谱牒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先秦以前，谱牒史书混合，编修权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二、魏晋南北朝，重视门阀、郡望，建立九品中正制，开始出现私谱，以标清流，以示贵贱。这个历史时期官谱、私谱并行，但统治者对私谱的编修实行控制；三、至唐代，编修私谱之风渐盛，统治者虽欲垄断已力不从心；四、宋代以后，修谱已纯属民间自发行为，统治者只能以封建的伦理纲常对谱牒编修工作加以引导，提倡谱牒的功能是“定亲疏，序昭穆”。至此，谱牒学已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也就是我们平常时所说的族谱家谱。 两宋以后的谱牒从形式到内容已臻完善。诸多著名学者如欧阳修、苏洵、朱熹、章学诚、王守仁等不仅参与谱牒的编修，还在理论上作了阐述，形成了完整的谱牒学体系和近代谱牒。 1、修谱目的已不再是魏晋时期仅仅为了标门第，正清流，而是“富贵贫贱，贤愚不肖”，只要是同一脉，就皆载一谱之中。 2、隐恶扬善，记述先祖业德，以修谱形式来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增加每一个宗族成员历史光荣感。因此，几乎每一部谱牒都是家族或宗族的光荣史，是对家族或宗族历史演化进行阶段性总结。谱中总是不厌其详地对每一个族中成员不管是尊是卑只要其业迹符合伦理纲常，能体现忠、孝、悌、信、礼、义、廉、耻的儒家精神，均一一记载，使后代子孙恪守不逾。 3、修谱牒对外的功能已经消失，不再是为朝廷提供选官择贤作依据，内部承传已成为谱牒的唯一功能，而且秘不外传。坚持修谱的连续性，一般是三四十年续修一次。在我们看到的族谱中，有的甚至中间只间隔十多年二十年左右。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续间断’、“清源流’，使“昭穆有序，伦理常明”。正是这种持之以恒，一代续一代的文字接力工程，才使谱牒成为了解一村一姓一族历史的资料宝库。 在具体内容的编排上，近代谱牒也是丰富多彩。竖写横排，经纬分明。一般是由当时名流作序，叙述姓氏由来，历数本姓名贤硕彦、朝廷将相及其光荣史迹，搬迁缘由。再就是列出世系表，以搬迁始祖为第一世，而后不论贤愚贵贱，以辈序排列。除了世系表外，举凡传赞、世序诗、坟场祠堂、墓志铭、义田、祭田、山场、祠堂图志，甚至祭祖礼仪、祭文、纠纷官司、判词等等与宗族有关的事宜几乎无所不载。长房系清，则叙二房，以次类推，条分缕析，按图稽考，一目了然。一部完整的谱牒，可以说是一个小宗法社会的百科全书。 二、谱牒的研究利用价值 通论谱牒的研究利用价值未免过于空泛，而且前人已多有论述。这里结合现存潮汕族谱作具体的简单评价。 1，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潮汕先民迁徙图。 众所周知，现在居住在潮汕这块土地上的汉民族都是北迁南来的非土著居民。而记述先祖出处，追根溯源是修谱的最基本目的。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几乎在每一部现存潮汕族谱中，都记述了发样于黄河流域的汉族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每朝每代都有宗族的搬迁。每到一处，开辟蛮荒，披荆斩棘，付出艰苦卓绝的劳动，安家创业，繁衍后代，用光辉灿烂的中原文明启迪落后和愚昧。他们或避乱南渡，或奉命屯边，或由闽入潮，或经赣迁粤，在谱牒中都有详细记述。近期由台湾出版的族谱，甚至绘制出其姓氏迁徙路线图和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图。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历朝编修的谱牒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也是现存潮汕谱牒最大的特色。只要世界是一个无穷大的圃，相信我们人类还会无休止地进行迁徙。事实上，东南亚各国和台湾各姓宗亲会近期编修的族谱，迁徙路线已从氏族发源地为中心，一直延伸到世界各地。从现存族谱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潮州先民的一些迁徙规律： (1)大部分是由闽入潮，而且以福建莆田为集结地和中转站。在族谱中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先祖世居莆田”或“先祖xx公由莆田客乌巷(有的是乌衣巷)迁徙入潮。”可见，莆田和南雄的珠玑巷，兴化的石壁村同为历代中原人向广东移民的中转站和集结地。 (2)基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迁徙的方式绝不同于美国西部牛仔的流浪汉式的无目的随心所欲、萍踪无定的迁徙，也不同于昔日失去家国的以色列入那种无可奈何、随遇而安的心态。我们的潮州先民，有坚定的目的，不论迁徙到哪里，永远有一条深植在自己血液里和灵魂里的根把天南地北的同宗同姓联结起来。在族谱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他们先是迁到某村某地，事业草创，稍可安居，就留下长房经营，其余各房兄弟继续向边远迁徙，那种几房抱守一方的现象较少见。如潮州郑氏，祖籍河南荥阳，至郑清芝时已迁居福建莆田，郑清芝之侄郑虎臣为报贾似道杀父之仇，在漳州木棉庵驿站击杀贾似道。这段故事载于《今古奇观》，其实还有下文。时郑清芝在朝为相，皇帝命他南下办理此案。郑虎臣的四个儿子已逃走入潮州，郑清芝见宋朝危亡在即，也不回朝复命。他命四人各自择地安居，自己隐居饶平海山。这段掌故潮州郑氏各种族谱均有记述，至今饶平三百门港附近的宋丞相郑清芝墓仍完好。潮州郑氏奉郑清芝为始祖(按：据《宋史》，郑清芝死于淳祐十一年，距贾似道被杀前15个年头，族谱所据的是民间传说掌故)。 又如潮州邹氏谱载：“原籍山东济宁，元至兴年间任福建藩府从事。生六子，俱从父游潮州，卒于潮。长子护棺回山东安葬，余五子分址于今诏安窖上、揭阳榕城、饶平汫洲及澄海等处，” 这种既谋求各自发展又互相认同的特点可以引用那首在民间流传很广的黄氏《认祖诗》来概括： 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随处立纲常。
年深外境即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朝久莫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
但愿苍天垂庇佑，俾我儿孙尽炽昌。
2、从谱牒中可以发现鲜为人知的地方史料和遗轶历史人物 如上所述，近代谱牒已不再满足于户籍式的世系罗列，还记载了大量本族名人事迹，生卒年、月、日记载尤详。这些记載，可以补地方志书不足。如《庵埠邓氏族谱》，就记述其先祖“世斋公，原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时元兵取地，宋兵四败……公游潮之程乡县……命各子择地安居”。后来邓氏分为客属和潮属二支，其居兴宁之客属邓氏，主要从事冶铸业。谱中还记载了其祖先为官府铸造湘子桥镇水鉎牛一事。这是志书中没有记载的，对研究潮州铸造史和湘子桥有一定参考价值。在这部邓氏族谱中，还记载了邓世斋的15世裔孙邓珍，于清康熙年间来澄海经商，娶莲阳黄氏女，用黄氏的陪嫁赀奁购得潮海关税务代办权经过。这就为我们解开了潮汕海关属下各口的下级业务人员解放以前一直由邓姓人担任之谜。谱中还记载了葫芦市渐废、庵埠逐兴的经过，对研究潮汕海口史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又如潮州八贤之一的张夔，饶干县志、潮州府志和广东通志皆有传，却没记他生卒年月，只记岁数，而所记各有出入，孰是孰非难定。查阅《隆城张氏族谱》，对此记述甚详，隆城张氏把张夔奉为一世祖，生辰忌日均有祭拜，较为可靠。我们新修《澄海人物志》，对张夔的生卒年月就据张氏谱作了订正。 还有宋哲宗朝任尚书仆射的吕大防，本传只记载他因主张废除新政，被贬，卒于路上，而澄海《吕氏族谱》却记述吕大防之子吕景山，先葬父于江西信丰，携眷定居于澄海之东林，后又迁其遗骨葬于本县水吼山，该墓至今保存完好，为本县考证这座宋代宰相坟提供了旁证。 还有许广平、许崇智、许崇尚等也是通过查阅族谱而确证他们的祖籍是潮州的。 3、为影响潮汕历史进程的一些事件提供佐证 如宋末元初元统治者对潮州城的屠杀，潮州人民的抗元斗争，明代的海禁政策，清初的迁界斗争，以至近代以来的潮州人出洋谋生等事件，地方史志和各姓族谱都有记载，但是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叙述角度也就不同。如关于明代海禁，史志中最概括和最常被引用的话就是：“片板不得入海，点货不得进番。”这对粤东魏氏来说，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因为明代中叶的潮州魏氏族人，不少家族以航运为业、累代世家。据族谱载，魏氏以航海为业始于宋代，成为当时潮州富商望族(族谱称首富)。但一纸禁海令下来，魏氏航海为业者初时尚有警觉：“夜间开船，几十年全无事故。“继而戒防渐松，以为鞭长莫及，公开出海。至成化六年，韩雍冶潮州，更加厉行海禁，致庵埠魏厝埕一夜之间被捕者数百人，财被掠，厝宅遭焚毁3。魏氏其他各村，凡有从事航海者，“也相继被剿，未被捕者也外地避难，改名换姓。4”魏氏谱中把这一事件称为“航海案”，“是我族创潮后第一大案5”。 4、考证地名出处、村落始建年代，以订正现行记载中的谬误 有些地方村落，是以最先迁入者的始祖名讳命名，或以其姓氏命名的。这在族谱中很常见，故不赘述。这里要提及的是，有些地方史料，由于受韩愈“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那句话的影响，多说唐宋时期潮州以南的韩江三角洲还未形成，澄海大部分地方仍属海域。此说在一个时期颇为流行．是不是这样呢?查阅《隆域张氏族谱》，见有张氏原居莆田涵头乡，张道宗于唐僖宗时任殿前正将，“唐僖宗乾符二年，与黄巢战于黄海，伤残左足……缘体疾跬瀛州，因择龙眼城而居，随籍海阳县”的记载，知澄海最迟在唐末五代初已部分形成村落，这与近代学者对韩江三角洲成陆年代进行考察所写成的《韩江三角洲》的论证相符合，为研究地方人文史和撰写自然地理志提供了资料依据。 5、了解民俗风情演变和有关科举、文化教育情况 一般族谱为宣扬本族光荣史，多写仕宦、科举、办学情况，这有一定参考价值。因为在“唯有读书高”的旧社会中，族中有人中秀才是件大事，族谱必记。中了举人进士，更是了不得的大事，要开祠祭祖，升牌匾立旗杆，仪式异常隆重。进入民国，甚至小学毕业也算秀才，也依例载入族谱。由于族谱的记载具有连续性，所以对研究当地的文化教育状况和沿革也是难得的资料。 在我们所见的潮汕族谱中，很多还记述了宗族祭奠仪式、祭文、祝文、祖先生辰忌日、社日节庆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风俗民情的演变。 6、其他 有的谱牒还记有本族的官司诉讼。如《冠山卢氏族谱》就记述自清代乾隆开始历几十年的、先是与外乡同姓、后是与本乡外姓、为争地产的官司诉讼经过及潮州府的有关文告，也可以从侧面了解清代的司法制度和刑名师爷包揽官司诉讼的内幕。还有《粤东魏氏族谱》记述了揭阳梅兜乡魏氏和外乡他姓的械斗纷争，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封建宗派对人民的危害。饶平的《渔村王氏族谱》在序文中对这方面的内容也有很详细的记述。 总之，族谱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不能一一罗列。 三、谱牒的局限和研究利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姓氏学是以每个姓氏的搬迁演变进行追根溯源，研究一个地方的人文发展史，也是以谱牒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长期以来，谱牒被当作“散布封建毒素，维护封建族权的工具”而予以全部否定，“文革”期间更是大量遭到焚毁。现在，它的价值逐渐得到承认。特别是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今天，海外广大华侨华裔正掀起一股寻根热。寻根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整理旧谱(也有的华侨和台胞重新编修族谱)，他们是把谱籍作为联结海外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作为海外赤子的桑梓地，进行谱牒研究就更友其现实意义了。当然，我们也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既承认谱牒的文献价值，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除了谱牒不可避免地存在观念上的消极因素外，还特别要注意下面特点： 1、质量相差甚大，鱼龙混杂，真伪难辨，需认真甄别 如汕头《徐氏一本堂族谱》，聘请当时潮汕名儒温丹铭为编修，由任汕头商会长的徐子青监修。一部六大本，不论体例编排。还是世系考证，人物事迹出处，都极其严谨，印刷也讲究。一谱总揽潮梅各派，查阅却无散乱之感，不失为一部编得较成功的通谱。再如，鲍浦《翁氏族谱》、澄海《图豪曾氏族谱》均是编得较好的谱牒。但是不少族谱由于立场、思想的局限，视野不开阔，有的历史事实不准确，有的甚至歪曲历史，宣扬封建迷信、宗派隋绪。再加上版本不一，有手抄，有木刻，有石印，也有现代印刷，造成诸多印刷和传抄上的错误，还有的重抄重印旧谱，却又塞进新内容而不加说明，造成混乱。故有人说：“族谱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实在是经验之说。为此，就需要我们在闽时认真甄别。特别涉及到与志书有出入的人物、事件，更应小心考证。 2、谱中人物仕途官职记述水分多，不可盲信 如捐买没有实职的衔，许多谱中都没有注明，有的甚至以虚变实。还有任意抬高地位。如澄海县某姓族谱，载其先祖××同治年间“任潮漳道”。潮漳道一词让人莫名其妙，原来不过是潮州府师爷。修谐恰逢民国初年置潮循道，于是就把潮循道错成潮漳道，又把“师爷”二字删去，一错再错。考其原因，一是修谱者对历代职官名称、等级不甚了解，二是受光祖耀宗思想影响，有意给祖先乱加顶戴。但凡谱中记述的诸如“青光禄大夫”、“银光禄大夫”、“朝奉大夫”等，而没有记述实职和功名的，就需要小心求证，不可盲信。一般说来，谱中关于科举功名的记述较可信，所谓“把戏无真，秀才无假”。冒假，朝廷是要追究的。 3、查阅族谱要有“大海捞针”的精神 谱牒浩瀚，少量于我们有研究价值的资料埋在大量枯躁、无意义的世系罗列中。如《汕头一本堂族谱》几乎包揽了潮梅徐氏各派，上自播迁始祖，下至修谱期限(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生的徐姓男人(表中人物不少现仍健在)，查阅时枯躁乏味可想而知。因此就要求我们要有毅力地认真看下去。走马观花，一目十行，有时很可能一无所获。 基于谱牒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文献资料意义，又由于各种原因，潮汕族谱散失严重，如何开展抢救工作值得探讨。外地有的吏志部门已着手进行搜集复印。但这是一项巨大工程，没有大量的人力财力是难以胜任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能力很难做到。但是通过上下各方面努力，整理出一套《潮汕族谱目录索引》是不难做到的，其方法是由下而上，汇总成册。目录索引内容除族谱名称外，应有册数、版本形式、收藏者姓名及居住地、残缺与否等几项。 注： ①参阅拙著《先祖迁自莆田考》，刊《汕头方志》91．2期。 ②⑧④⑧均引自魏立泽主编之《粤东魏氏族谱》。 (作者： 广东澄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助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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