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来了，又到了第N遍重播“猴样十足”的六小龄童爷爷版《西游记》的季节。
图为浮世绘绘本《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唐僧 ，绘本作者为日本江户时代末期著名浮世绘画家月冈芳年。
日本在2006年拍摄的《西游记》以恶搞博得眼球，开播首集就创下29.2%的收视率。
暑假来了，又到了第N遍重播“猴样十足”的六小龄童爷爷版《西游记》的季节。
作为每到暑期最大的消遣项目，86版《西游记》基本忠实原著，只有少量情节削减。但随着时代变迁，看了一遍又一遍的“三打白骨精”和“女儿国奇遇”，别说是看着六小龄童爷爷演的“美猴王”长大的大人们，就连还没看过几遍的孩子们也受不了各种妖怪无限重复的“刷脸”行为了。
而这个夏天，这部精彩纷呈的神话小说已经不再只限于说着“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三徒弟”这个经典的组合故事：这边厢，讲述唐僧还是小孩儿时的电影《大圣归来》让许多观众直呼看到了“国产动漫的希望”；那边厢，美国AMC电视网打造的美版《西游记》（Into the Badlands）放出了最新预告片，吴彦祖饰演的男主角Sunny大耍拳脚，看上去功夫了得。尽管剧情已经被改成由他和一个小男孩寻找西方极乐世界，但只要是沾上了《西游记》的边，还是让不少国人们对这部美剧颇为期待。
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西游记”也是全球最为著名和最受欢迎的中国故事，许多国家都对它进行过改编和拍摄。
比如在日本，以西游记为主题的文艺样式包括电视、电影、动漫、木偶、游戏等，其中仅电视剧就已出现了四个版本，2006年富士通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首集便创下29.2%的收视率；美国NBC电视台2001年便制作了The Monkey King（《猴王》）；同年元旦，德国在Super RTL电视台播出与美国合作的电视剧《美猴王》，赢得广泛好评。
除了各类改编，在世界各地，美猴王（Monkey King）的大名，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北京申办2008奥运会成功后，西方媒体普遍猜测孙悟空将成为这届奥运会的吉祥物；在“福娃”揭晓之后，英国BBC依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推出一部以“孙悟空鸟巢取经”为主线的动漫片，表达他们对美猴王的情有独钟。
周边国家最先翻译
看重佛教启示
在对《西游记》的改编上，东西方都曾有过大的变动。日本2006年版的电视剧版《西游记》里的唐僧就变成了女星客串，美国、德国等国家更是直接将剧名改成了《猴王》和《美猴王》。除了剧情不同，如何塑造故事中的几个主角成了改编的重点，这首先就涉及到如何理解这个神话故事。当然，在这点上，《西游记》在东方的盛行要远早于西方。
在日本飞鸟时期（唐贞观年间），玄奘赴印度取经的故事就传到了东瀛之国；而当明世德堂本《西游记》在华刊行后，日本在第一时间就出现了刊本。江户时代的宝历八年（1758），日本著名小说家西田维则着手《通俗西游记》（共五编三十一卷）的翻译工作，这一工作经过前后三代人、历时74年的努力，到天保二年（1831）宣告完成；而由西田维则等人参加翻译的另一译本《绘本西游记》（共四卷），则从文化三年（1806）至天保八年（1837）完成，并在明治时代一再重印。
1758年，日本小说家西田维则开始着手将百回本《西游记》翻译为日文，日本版《通俗西游记》至现代已累计有30余种日文译本。
而在朝鲜，早在元朝末年，“西游记”的故事便已妇孺皆知。据韩国学者的研究，当时朝鲜王朝的汉语课本《朴通事谚解》中，就已提及“西游记”的故事，并有“十万八千里途程，正是瘦禽也飞不到，壮马也实劳蹄，这般远田地里，经多少风寒暑湿，受多少日炙风吹，过多少恶山险水难路，见多少怪物妖精侵他，撞多少猛虎毒虫定害，逢多少恶物刁蹶”这样的文字。
在中国文化的辐射下，“西游记”的故事顺理成章地流传到周边国家。
1721年前后，蒙古语言学家阿拉纳完成蒙文首译本《西游记》。阿拉纳进行了符合蒙古传统的佛教教义阐释，让后期的抄书者将之奉为一本佛教启示录；目前蒙古乌兰巴托所藏的13种 《西游记》早期蒙文手抄本中，有一个译本直接题为“Tangsang-blama”（即“唐僧喇嘛”），内容则几乎是玄奘一个人的故事。
东南亚诸国对于西游记故事的诠释也同样深受佛教的影响。它构成了一种宗教景观，甚至产生了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对“唐太宗游地府”异乎寻常的兴趣：早在19世纪末，此间所盛传的5种西游故事中，有3种是专门叙述唐太宗的；此后，不少译本都是从原著中抽取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单独发行。这些译本都忠实地反映了原文最微末的细节，尤其是关于十八层地狱和各种刑罚的叙述，还特别添加了旁白与注释，向读者进行对于罪恶与因果报应的说教。
西方喜欢引进猎奇片段
直到19世纪晚期，西游记的故事才传入西方。但从一开始，进入西方文明的《西游记》就变了味道。
中国领邦对《西游记》的引进基本上是比较全面和整体的介绍，甚至力图翻译原著；而在西方，则是选择较为猎奇的片段式引介。
1895年，上海北华捷报社（N.C.Herald）出版了塞缪尔·伍德布里奇（Samuel I. Woodbridge）翻译的小册子《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这可能是西游记文本最早的西文译作；1901年，伦敦威廉海涅曼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简史》第十册、汉学家翟理士的《中国文学史》中，出现了对《西游记》一书和唐僧、孙悟空等人物的简要介绍，并有对“五行山下定心猿”与“灵山证佛”这两节的翻译。
此后不同西方汉学家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著作，都有对于《西游记》的介绍及片段译文。比如伦敦G.G.哈拉普有限公司于1922年出版的、倭讷编著的《中国神话与传说》，第十六章为“猴子如何成神”，在介绍《西游记》主要情节时，还配了“黑河妖孽擒僧去”与“五圣成真”两幅插图；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编著的《中国神话故事集》，其中第十七篇“杨二郎”，第十八篇“哪吒”，第六十九篇“江流和尚”，第七十四篇“猿猴孙悟空”，均为对《西游记》原著的综合译述。
1931年，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出版了蒂莫西·理查德（Timothy Richard）的译著《三国演义与圣僧天国之行》，《西游记》被称为“一部伟大的中国讽喻史诗”，构成了该书的后半部分（第115-265页）；差不多同一时间（1930年），伦敦约翰`. J. 默里出版社及纽约E. P. 达顿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海伦·M. 海斯（Helen M. Hayes）的英语选译本，该书作为《东方知识丛书》的一部分，书名为《佛教徒的天路历程：西游记》。
然而，让“西游记”这个故事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最终要归功于美国人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英译本《Monkey》。该译本1942年由纽约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出版，内容包括原书中的三十回（第一至第十五回、第十八至十九回、第二十二回、第三十七至三十九回、第四十四至第四十九回、第九十八至一百回），书前还译有胡适关于《西游记》的考证文章。
在序言中，韦利以西方人的视角追索了这个“中国寓言”，指出唐僧代表“普通人”，孙悟空代表“天才”，猪八戒代表“肉体的欲望”，沙僧代表“诚”——这些论述至今在西方还颇有影响。韦利还在1944年推出了专门针对儿童的《猴子历险记》，并附有库尔特·威斯（Kurt Wiese）所绘的插图。
由于韦利对原著进行了大量删减和省略，学界普遍认为亚瑟·韦利的节译本“未能足译”或“不忠实于原文”；而在余国藩的英文全译本《西游记》1977年出版之后，韦利译本在大众心中的地位也明显下降。但毋庸置疑的是，韦利的《Monkey》，对于西游记故事在西方世界的流行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他的版本出现后，西方诸国竞相转译，《西游记》顺势登上了各国的大百科全书：英国大百科全书将《西游记》称为“中国一部最珍贵的神奇小说”，美国大百科全书将其定位为“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表示“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而德国迈耶大百科全书则认为，“吴承恩撰写的幽默小说《西游记》，里面写到儒、释、道三教，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它是一部寓有反抗封建统治意义的神话作品。”
到底谁是男一号？
对于“西游记”整体故事的看法东西方显然有差异，而对这个神话故事中第一男主角的认定东西方更是迥然不同。
如果说在“东土”之上，唐僧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主角；那么在遥远的西方，孙悟空则成了绝对吸引眼球的“男一号”。
在韦利的译本之后，西方各国的《西游记》译作，均以“猴”或“猴王”为题：比如乔吉特·博纳与玛丽亚·尼尔斯的德文百回选译本《猴子取经记》；塔杜什·兹比科斯基的波兰文译本书《猴子造反》；捷克百回选译本书《猴王》……这其实很好理解，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智勇双全的猴子，很容易得到“个人主义”或“英雄主义”的读解，因此在西方能激起强烈的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在谁是第一男主角这事儿上贡献了一个小小的例外——由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翻译的《西游记》法译本书名为《猴与猪：神魔历险记》——猪八戒受到了法国人的特别重视（是因为法国人比较注重吃么？），还是没有唐僧什么事儿。
以孙悟空作为切口，西方人没有坠入《西游记》繁复而神秘的宗教意象，而是迅速发现了这个故事中的反讽意味和对“人性”的探讨。
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任教的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指出，《西游记》中的人物，或多或少地建构了一个欲望的世界，甚至连孙悟空这一“空”的代言人，也有“根深蒂固的人性”，因此他的超脱“实际上也是虚假的”；而蒲安迪（Andrew H. Plaks）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论述《西游记》，也将宗教矛盾归结为作者对反讽手法有意识的运用，“神圣者和滑稽者的联系正是辩证关系的两极”。
因此可以说，《西游记》这个传统的中国故事，在“近代的意义”上被归入了“世界”的文化圈，但这样一来，其他国家对这个神话故事和其中角色的演绎就由不得中国人自己了。
比如美国NBC电视台的《The Monkey King》(《猴王》），虽然还保留着唐僧师徒四人及众多的中国元素，但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与原著相去甚远；而日本更在“西游记”的故事中融入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生产出种种“变异”的西游动漫作品，对此，也有中国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这些海外作品“篡改”甚至“丑化”了中国的神话故事。
其实这又何必呢？不说外国人，时至今日，中国人自己对于《西游记》的当代演绎——比如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今何在的《悟空传》，也都得出了“正统意义”以外的属于自己的解读。并且《西游记》本身，又何尝不是对玄奘取经的颠覆性解构和创造性戏说？《西游记》给出的恰恰不是文本之内的精彩，它传承的正是一种“戏说之中有大道”的艺术方式。
《大圣归来》的好评和成功，也正说明，对于经典有理有据的延伸不是“篡改”，《西游记》是一泉活水，而不是纹丝不动的泥潭。像《西游记》这样成功“世界化”的中国故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本文参考及引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文献，包括王丽娜的《<西游记>在海外》，李舜华的《东方与西方：异域视野中的<西游记>》，李萍、李庆本的<西游记>的域外传播及其启示》， 郝稷的《再造西游:亚瑟·韦利对<西游记>的再创性翻译》，等等）
早报记者 吴海云
发表于2015-07-16 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