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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12/79:06:45来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提到文学的形式研究，论者大多会把目光投向西方。似乎“形式”批评本是西方文论的产物。纵览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以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语言形式”，还是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的“结构形式”；无论是符号学理论的“符号形式”，还是神话原型批评的“原型”和格式塔理论的“格式塔”概念，这些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都可归之于“形式批评”的范畴。六十年代以后的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也都给文学语言问题以优先的地位和特别的关注，并且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可以说，西方二十世纪文论是以文学语言的研究为重要标志的. 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汉语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诗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优势。中国古典诗学在形式批评方面有诸多阐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古代文学创作的“形式”之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形式美。而中国古代文论一方面强调“言志”、“宗经”、“载道”，另一方面又始终对诗歌语言问题相当重视，产生了大量的有关诗歌语言的论述，其成果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西方传统文论. 以唐诗为例，唐诗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高峰，其形式上的成就远远高于内容。几万首唐诗里表达的思想情感，如爱国思乡、友情爱情、春愁秋恨、山水隐逸等，在先秦至六朝的诗歌里已表达的很多了。哈罗德·布鲁姆说“：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唐诗中的情感肯定已不存什么陌生性了，只有语言而且是不断翻新的语言，才使唐诗赢得了经典地位. 汉语的诗性也促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汉语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诗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优势。王力指出：“因为汉语是单音节，所以排比起来可以弄得非常整齐，一音对一音，不多不少。有了这种特性，汉语的骈语就非常发达。”正因为此，中国古典诗歌在对偶、平仄、用韵等诸多方面是颇为讲究的。与这一创作现实相适应，中国诗学在这方面的理论总结和思想阐述也异常丰富。流传甚广的贾岛“推敲”的故事，郑谷“一字师”的故事都是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推敲辞章的桥段。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词句，表现了他对锤字炼句的重视。白居易令老妪解诗，王安石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改十许字才定稿为“绿”。文学史上这样注重文学形式锤炼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正是古人对于文学形式美的不懈追求，这些优秀的诗篇才能给我们以独特隽永的审美感受. 二、古代文论的“内容”与“形式”当然，我们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才把文学分为内容和形式。实际上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古代文论中“文”、“质”作为对举的观念范畴，论述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质说源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早在孔子就注意到了内容与形式统一，认为这才是君子作文的准则。孔子的这一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最大，引发的论述也最多，几乎古代的每个有影响的文论家都谈到过这个问题. 汉代的扬雄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文质兼备的思想，刘勰还把“文质”辩证统一关系看作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基本因素。王充的“言事增实”说，陆机的“辞达理举”和“尚巧贵妍”说，刘勰的“情采”说，韩愈的“陈言务去”和“气盛言宜”说，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白居易的“尚质抑淫”说，欧阳修的“道盛文至”说，程颐的“作文害道”说，黄庭坚的“理得辞顺”说等等。“文质论”探讨的是文学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总的来看，重内容但又讲求文采的观点占上风。中国古代的“文质”理论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的艺术辩证法，以及其中对文学形式的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文学理论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对于文学语言形式，所论及的问题也非常广泛和深入。有些论点极富启迪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宝库。我们可以站在现代的高度上对传统做出新的阐释和评价。继承借鉴传统文论对形式批评的丰富论述，对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作者：陈晨）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布鲁姆.江宁康译.西方正典.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 [2]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编辑：秋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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