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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奥普拉一生只有两次采访失败经历，一次对象是杰奎琳·肯尼迪，而另一次的对象，就是这位《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李。在奥普拉的心中，哈珀·李是一位出世的作家，愿意将自己隔离在世界之外，保留自然和纯洁；但对于“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里而言，这种单纯，不也正是她渴望逃离，却只能一直压抑在心里的理想国吗？
文\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 译\杨松林 开始读《杀死一只知更鸟》的时候，我正和母亲居住在密尔沃基。由于没有任何买书的钱，我只能从图书馆里借书来看。我是那种每两周都要去一次图书馆的小孩，借五本书，读完，然后还回来。大概是常去吧，有一天，图书馆员给我推荐了《杀死一只知更鸟》：“如果你喜欢阅读自己借来的那一类书，那你一定会喜欢看这本书。” 于是，我就把《杀死一只知更鸟》带回去看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种阅读的喜悦：只要一开始读，我就会变得全神贯注，陷入故事中而无法自拔。有时，我会感觉自己和斯科特相爱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斯科特。当然，我一直喜欢在读书时，将自己代入到故事的角色当中，所以在看这本书时，我会把自己想象成斯科特，因为我羡慕她拥有一位像阿提克斯·芬奇这样的父亲。 我非常渴望有一段类似阿提克斯和斯科特这样的父女关系，让我可以对他直呼其名；我也希望可以和斯科特一样，得到父亲给予的昵称。看，我就是如此沉浸在这本书中无法自拔。直到后来，当看到根据这本书翻拍的电影后，我才明白书里提及的关于种族议题的暗示和深度。 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完这本书很久以后，我才和父亲一起看了电影。而正是因为这部电影对我父亲的巨大影响，才促使我开始以不同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这本书。那时我正处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峰期刚刚结束的年代：我不是被卷入运动漩涡里的孩子，而更多成为了这场运动的受益者之一。因此，我很难想象，重新回到那段日子会是怎样的一种经历。我没有住过吉姆·克劳法式的隔离环境，因为自己就在那些幸运逃离密西西比的人群里，对的，我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逃离：1960年，当这本书出版时，我正在逃离密西西比州。 奥普拉的童年，和《杀死一只知更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六岁时，我就离开了奶奶，到了密尔沃基。所以我一直没办法体会到南方那种隔离政策带来的感觉。后来在一家综合性学校上学，我成为了班里最聪明的孩子。你要知道，当你在班里的成绩鹤立鸡群时，你会得到非常多的关注度；于是乎，我甚至从来没有感受到任何与种族主义有关的压力。当然，我现在经常会想，如果当初生活在那种被隔离的环境里，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就会变得完全不同。 我的根在南方。不仅仅因为我生在南方，生在密西西比，更因为我的大部分成长经历都和南方相关：我成长在田纳西--因此我一直将自己定义为“来自南方的女人”。读完《杀死一只知更鸟》后，我特别希望自己有南方口音，便开始到处试图模仿斯科特的发音。这或许有些病态，因为我似乎把别的孩子都吓到了。还记得自己那会儿读完后，到课室里，一直无法闭嘴不谈起这本书。那会儿是在八九年级吧，每次读完，我都特别希望能把这本书推荐给别的孩子来看。这倒也解释为什么自己有一个读书会，因为自从这本书后，我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几乎是第一本我鼓励别人来阅读的书籍。 哈珀·李的新书《设立守望者》在西方文学界引发极大关注 和很多人一样，在我心里，关于《杀死一只知更鸟》电影和书本两个版本，二者间的界限其实是非常模糊的。我从未见过一本书能像这本一样，在改编成电影后还能保留文字中的精华。自然，这和出演斯科特和阿提克斯以及其他角色的演员有关--真的，每一个人。 有一次在好莱坞参加昆西·琼斯的午宴，我很荣幸地被安排坐在格列高里·派克的旁边。当时我的表现就像是“我的天啊，这是格列高里·派克。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说？我不只是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且我现在就坐在他身旁！”那个时候，我已经做了很多期的脱口秀，也采访了很多名人，按理说应该身经百战；但我依然想不到怎么去开口。最后，我转过身去和他说：“那么，斯科特现在怎么样了？”他说：“虽然那是40年前的事情了，但一切还好。”我接着问下去：“你后来还有看到她吗？”因为在我的脑海里，无论格列高里·派克后来做过什么，他对我而言永远是阿提克斯，而那位演斯科特的女人在我脑海里也一定就只会是斯科特。 我喜欢斯科特的精力，她的精神--她的清新自然，还有她保持不变的好奇。即使只有10岁，她就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一直相信自己，并以这样的方式来学习、了解这个世间的种族主义；同样的，我也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和她一样，我时刻关注着这个世界的变化。 当我在南非办起了自己的第一所学校，每个人都想知道：我们可以给那里的小女孩们带来什么？我请求每个人给她们自己最喜欢的书。最后我大概收到了100多份《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复印本。每个人都告诉我学校里的孩子们，这本书对他们产生如何重要的作用，而且每个人说的东西还都不一样。 那时，我非常愿意将这本《杀死一只知更鸟》选择出来，作为奥普拉·温弗里读书俱乐部的书目，即使所有美国人都已经如此熟悉和喜爱它。于是到后来，我有了一个想法：“如果能把哈珀·李请过来做一个采访，难道那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为此，我努力了好几年，我的助理也给她的经纪来回打了很多遍电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后来终于可以安排一个和她的见面了，我对此十分兴奋。记得那一天是在纽约，下着雨，我们将要在四季酒店吃午饭。远远的，我看到她穿着靴子，提着雨伞，走在街道上；她是如此迷人，这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那种“我该说什么？”“我该做什么？”的紧张都消失了，我们好像立刻成为了好姐妹，无话不谈。这种感觉很美妙，我非常很喜欢和她共处的感觉。 当对话持续20分钟后，我就知道自己肯定不能说服她来做采访。所以，我决定放松自己，纯粹地享受与其共处的时光。因为亲爱的，她根本就不会被劝服。她告诉我：“我已经说了我该说的一切了。有那么多车在我的楼下，里面的人打开门来寻找布·拉德力，我只是不希望那种状况再次发生了。” 她说了不，我知道那就等于拒绝我了。有时候和别人谈论，当没有办法继续对话时，我会说：“嗯，那看看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但当哈珀·李说不，那对话就肯定不会继续下去。而我，也就只能好好去享受那顿和她共进的午餐了。 现在其实我也会后悔：“为什么当场我不录音呢？”在那个共处的时候，我的大脑就像是在一直说：“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和哈珀·李吃着午饭，我希望自己可以记下所有事情，我也正在尝试将她说的每句话都记下来！”结果最后我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记下来：“她说了什么？我该说什么？”也许我太紧张了。 有一件事一直让我颇为触动，那时她说，“如果我能在自己的每一本卖出的书里获得至少一毛钱该多好”。她没有预料到这本书会如此成功，很显然出版商也没预料到这一点。讽刺的是，过了50多年，我们依然在说她的这本书。 后来她问我：“你知道布·拉德力吗？如果你了解这个人物，那么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不做采访了。因为，我就是现实版的布·拉德力。”我也明白，我们是不可能把孤独而善良的布·拉德力，带到浮躁的“奥普拉脱口秀”里的。 哈珀·李就像杰奎琳·肯尼迪那样，是那种我渴望采访却必然被拒绝，但我自己依然感到无比荣幸的人。我被她拒绝时的感觉，和我被杰奎琳拒绝时的感受一模一样。直到今天，我仍感谢她没有接受我的采访；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继续成为她自己。 原文标题《我和哈珀·李的一顿午餐》（my lunch with Harper Lee），原文刊登于《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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