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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 在热力学中，我们通常用熵来描述一个系统的混乱度，熵越大，混乱度越大。美国著名作家里夫金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指出，作为自然界最高定律的熵定律，在社会历史中也无处不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按照熵增方向进行的。社会从宏观层次上看是一个耗散系统，靠消耗大量的资源维持有序的状态，一个社会形态持续的时间长短，取决于统治者如何控制社会的熵增。社会通过消耗能量维持其有序结构的稳定性。但其对环境有一定的依赖性，当环境变化时，系统首先尽力维持自身的有序，当变化超过一定的幅度，就会产生混沌。这时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能量，就可能引发系统的涨落，继而产生新的有序和稳定，也就是进化。但如果能量不足或时间不够而使涨落没有发生，系统就可能崩溃，也就是一个社会形态的终结。 明太祖朱重八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他对人性的理解，设计了一个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根基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熵减结构。其社会制度是上层-皇权与官僚体系，中层-乡绅自治，基层-宗法家族组织。政府推行儒家的道德教化，强调家与国、孝与忠的同构，使儒生士族化、地主化，从而完成中下层社会组织的整合。由此，儒家士大夫思想作为意识形态与《大明律》一起成为这个超稳定结构设计者做的制度性熵减。明太祖又通过里甲制度将基层人民分为民、军、匠三类，民由有司，军有卫所，匠由工部管理。各种户籍世袭固定，严禁私自逃亡换籍。里甲通过已有的社会分工达到征税、农村控制和提供社会再生产的目的。明太祖并不关心经济发展，他从一开始就试图建立一种永远保持现状的政治结构。 到16世纪，欧洲、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输入，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跟棉花一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进入大规模发展时代。但是朝廷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品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少数人的手中。明帝国的经济繁荣使某些人捞足了好处，但帝国本身并没有受益。主要依靠思想控制的明代官僚机构的程式化管理，被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变化所倾覆。政治败坏、士绅横暴、官吏贪婪，农村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这导致国家财政极其困难，政府滥加赋税，导致徭役沉重，农民抛荒逃亡，里甲制度和鱼鳞图册已名不副实，政府财政收入进一步恶化，陷入恶性循环。至嘉靖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库耗费一空，每年亏空白银数十万两。南京戍军因领不到军饷发动叛乱，甚至杀死了户部侍郎。 万历元年（1572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开始了他的熵减十年。在大珰冯保和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的支持下张把自己由首辅提升为元辅。张声称他的目的是恢复明太祖在制度上的安排，这使他以皇帝的名义对官僚机构施加压力以推动他的方案。此外，张居正可以看到厂卫的报告，只要需要，他随时可以利用只属于皇帝的惩罚权力。在累积了足够的权力和政治资本后，张居正开始了他10年的熵减式执政。 明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0）
一、以考成法整顿吏治 张居正的执政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万历元年六月（1573年），张居正实行考成法，加强对官员的考评作为官员升降任免的依据。原来无法控制的言官，也归到了内阁的管理。月有稽，岁有考，裁汰了各部冗员十之二三。机构精简、人尽其才，大大提高了各衙门的办事效率。朝廷的号令“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最重要的是张居正通过此举牢牢把握行政、监察大权，其中枢地位更加显著。 二、整顿边防
明朝建国之初，蒙元政权仍对边防构成威胁，倭寇则在沿海进行骚扰掠夺。南倭北虏的边防格局使政局不稳。土木之变后，大部分边境哨所屯田的士兵被派去服现役，原来屯田的土地被售出或抵押出去，使得帝国军队不得不靠田赋供养。由于官府的拨款不足，各省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武装力量。1569年兵部侍郎谭纶称，军队有兵员313.8万人，但实际兵力只有84.5万人，士兵逃亡严重，许多营帐值班的士兵不到应有人数的5%。随着俺答威胁北京和倭寇进攻南方沿海诸省，不得不仓促组建新军，新军则靠地方追加赋税供养。根据这一事实，张居正在处理邦交事务中小心谨慎。一方面用戚继光镇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并在长城修建3000处望楼增强自卫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册封俺答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保持了边境和平。 三、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在与俺答达成和平协议以后，张居正以太祖的名义执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北方边境的士兵被削减，更多的士兵可以重新务农屯田，对军队的田赋供应大幅减少。所有不必要和不重要的政府活动不是中止就是延期。当然这些财政上的削减并没有相应减轻向人民征收的赋税。整个行动看起来是对存在的预算收入进行空前的榨取。通过财政紧缩、加强审计和大规模追缴欠税，张居正任职期间在府库积累了约1500万辆的白银储备。但这些储备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 由于明政府没有建立一个适当的货币制度，市场上铸币不足、假币泛滥。官府没有周转资金，也无权调节货币的供应，实际上完全失去了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张居正在这种大背景下从市场抽离的1000多万两白银导致了严重的通缩，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停滞，这也是万历亲政后派税监到各地征税的深层原因。 四、加强思想控制 明朝的统治者不是依靠公正周详的法律治理国家，而是以道德代替法制。儒家道学思想是明代大一统官僚机构的文化基础，儒生构成了将分散的小农社会整合成大一统国家的组织力量。但嘉靖以后心学日盛，特别是泰州学派从“心”有善无恶出发，追求完全绝对的自由、自然和天赋人权，从而瓦解了儒家对社会、伦理和生活的责任。泰州学派激烈批评官方的学宫和科举，在官学之外，形成了一种民间士绅的思想力量，对官方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威胁。为防止整个社会遭到根本性冲击，维护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万历七年，张居正以帝诏，禁毁各名山书院，并指使湖北巡抚王之垣杀害名士何心隐。 张居正声称他的目的是恢复太祖的制度安排，从整体看他谋求的是效率，并不是改变帝国的官僚政治结构，他甚至都没有修改不切实际的官员薪俸。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中，“低垂的果实”的改革红利被耗尽，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也标志着在中国社会政治传统的束缚下，“人治”所能达到的极限。 明朝体制曾形成高度的熵减，但那只有在社会停止变化、彻底静态的基础上才有效。明朝中叶国际国内贸易量大增，奢侈品市场活跃，然而人均收入却未能增长，资产总额事实上是下降的。明朝的统治者没有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作为熵减的输入，错失了社会进化的时间窗口。而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随着人口的增长，收入必将减少，生产效率也相应降低，一旦出现农业歉收，其后果便是灾难性的。不幸的是，17世纪中叶中国跟北半球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经历了几百年来最寒冷的冬天，洪水、干旱、蝗灾、瘟疫接踵而至。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
（本文为“格物致知”微信群小伙伴@历生原创，我们在这里等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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