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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崇福寺位于鲤城区崇福路，相传乃纳土归宋第一人陈洪进为其出家为尼的女儿陈玑所建，曾与开元寺、承天寺并称泉州三大丛林。
如今的崇福寺，早已不复旧时规模，寺院建筑也基本都是现代重建的。唯一值得参观的，就是寺内东北角的应庚塔。
应庚塔为八角七层楼阁式实心石构，底部周长8.16米，高10.9米。清·道光《晋江县志》记载——“是塔关城废兴，历宋、元、明变迁之时，辄欹侧若坠，平治则正……”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此塔在时局动荡时就会倾斜，天下太平时就会自动扶正，故名“应庚”。而至于现今相关资料上频繁出现的所谓“此塔有‘应利欹斜’之灵，斜向何方，该方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说法，不过是一人错解古文，众人纷纷转抄的恶果。
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其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与泉州的地理位置有关，由于地震、台风频发，应庚塔在历史上曾数次倾斜，而后又数经纠偏扶正。到了上世纪末，应庚塔逾发倾斜，恐有倒塌之虞，故经省文物局批准，寺方于2001年以拆除重建的方式对其进行扶正，并对缺损的塔刹和塔基部分进行了增补。
此次修复工程的最大收获，是在塔身和塔基之中发现不少文物。包括上至西汉下至北宋治平年间的钱币和各类厌胜钱共4000余枚，铜镜49面。特别是在第二层塔身内，发现有石函一只，函内有琉璃器，琉璃器内套银盒，银盒内套金盒，金盒内供奉舍利五颗。此外，金盒底部还阴刻有楷书“熙宁元年戊申岁”等字样，为确定应庚塔的建造年代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实物依据。
据报道，扶正工程结束后，这些塔内文物均被重新安放回原位。对于这种做法，某人当然没有异议，但由于此塔恰巧位于寺院最为偏僻的北侧围墙边上，又没有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故对于这些文物乃至于塔身的安全，都会有一些些的担忧。
应庚塔体量较小，造型简朴，似乎并无多少可观之处。然则对于某人而言，这却是在福建省内所见到的唯一塔身雕饰直棂盲窗的石塔，而且虽经多次纠偏，塔身原构却基本保持完整，加之散见于塔座之上的海波纹、第一层勾栏的团窠纹、各层塔身上的两头卷杀的倚柱，足以证明这是一座唐风犹存、殊为难得的好塔。
步出崇福寺，顺手拍了张大殿廊前的龙柱和门当，这是崇福寺所存无多的旧物。
大殿正门对面墙壁上的石匾，曾经被人为破坏过。“松湾”是崇福寺所在之处的旧名，题写者蓝理是康熙朝的平台名将。“松湾古地”四字虽无法度，却也苍劲有力，如与蓝理题写于普陀山南天门大观蓬的“山海大观”四字放在一起，很难让人相信两者均为一人所题。
崇福寺山门外的照壁。崇福寺历史上曾以“大洪钟”闻名遐迩，北宋至道年间曾一度改名“洪钟寺”。现存的明洪武年间铸造的大洪钟据说还悬挂于钟楼之上，不过某人去时发现楼门上锁，无缘得见。
照壁之前是个小广场，靠路边处有一座大型石牌坊，名为“褒忠鸣凤坊”。此坊除上、下坊额的两块石匾为旧物外，其余皆为近年重造，很容易被忽视。不过，如果仔细研读坊额上的文字，再对照《明史》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此坊还是有一些名堂的。
牌坊正面，当心间门额上部石匾题写“褒忠”二字，下部石匾题写“嘉靖乙未科进士、户部主事周天佐建言廷杖，赠光禄寺少卿，赐谥忠愍。”
牌坊背面，坊额上部石匾题写“鸣凤”二字，下部石匾题写“隆庆丁卯恩荫嗣子日暹，癸酉顺天榜中式任知县，移荫孙一骐任刑部郎中。”
从字面可知，此坊是为明嘉靖年间户部主事周天佐而立的。据泉州地方志记载，牌坊所在的崇福寺街，亦为周天佐故居所在。而至于为何要为周天佐立坊，翻开《明史·卷209·列传97》就能找到答案。此篇可称作是谏官列传，记载了嘉靖中期因直言上书而遭受明世宗朱厚熜残酷打击的24位谏官。其中最早者为嘉靖十九年，太仆卿杨最因反对嘉靖不理朝政，专事炼丹而被投入诏狱，重杖打死。嘉靖二十年，御史杨爵上疏痛陈朝政时弊，弹劾翊国公郭勋尚承宠用事，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欺下瞒上，并为谏死的太仆卿杨最喊冤，嘉靖见疏震怒，当即下令将其投入诏狱酷刑搒掠，事经数月无人敢言。户部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铉敬其忠烈，上疏营救，嘉靖览奏大怒，下令廷杖六十，投入诏狱。周天佐身体羸弱，廷杖之下本就奄奄一息，又加上狱吏绝其饮食，仅隔三天便惨死狱中，年仅三十一岁。此后，又有周怡、刘魁、沈束、沈鍊、杨继盛等相继上言，均遭廷杖，甚至惨遭戕戮。直至隆庆改元，以海瑞为代表的所有谏言诸臣方才得以平反昭雪，“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其中周天佐追封光禄寺少卿，天启初赐谥忠愍。此外，由于周天佐死时年仅三十一岁，只有一个遗腹女，故以兄子日暹为嗣，隆庆元年受荫入国子监，后于万历元年顺天榜中式选任知县。
与列传中数位重要人物相比，周天佐只能说是一个配角，如果不是那道牌坊的存在，某人或许永远不会留意到明代历史还有这样的一位人物，这也恰巧说明了文物古迹对于帮助后人了解前史的重要性。而对于列传中的那段史实，某人也无意于做太多的评价，只要是稍懂明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嘉靖皇帝是怎样一个难以伺候的主儿。这位登基之初便一次打死17名大臣、罢官流放200多人的铁腕皇帝，在“大议礼”事件之后愈加厌恶言官说事，以至于“中外相戒无敢触忌讳”，但即便如此，却仍有众多谏官言臣前赴后继，用视死如归的气节谱写了《明史》中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无怪乎《明史》编撰者要在《明史·卷209·列传97》的题赞中惊叹道：“当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观其蒙难时，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斯百余年培养之效也。”
只可惜，这种历经千百余年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气节，最终还是被小小的一根廷杖打个七零八落，毁灭殆尽，大明王朝也正是因此开始日薄西山，再也无法回转逐步走向灭亡的运道。这，应该是那位发明廷杖，破坏了“刑不上大夫”规则的开国皇帝朱重八所始料未及的吧。
最后还要啰嗦几句：褒忠鸣凤坊虽系现代重建，但用材和做工还是相当讲究的。美中不足的是，牌坊正面当心间坊柱对联
“效贾父之陈言忧治危明可见千秋，救伯修而死谏力行笃志不徒一疏批鳞”存在两处硬伤。其中上联的“贾父”应为“贾傅”，指的是西汉的贾谊，因其曾上疏万言，深得汉文帝赏识，故成为后世谏官的楷模。贾谊曾任长沙王太傅，后人尊称“贾傅”，而“贾父”之称谓则闻所未闻。下联的“伯修”更是错得离奇，周天佐是为救杨爵而死的，杨爵字伯珍，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弄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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