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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篡改历史，改历史为己所用，起源自李世民，杀兄灭弟，逼父退位，杀光侄子，伪造一个贞观之治来愚弄天下人。中国人缺乏质疑精神，对那些所谓的正史深信不已，实际有关李世民的功绩，基本上都是胡扯。
对贞观时期的社会经济，《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则有如下记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长空马牛步野，外户不闭。又频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人山东村落行客路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文景统治时期，鉴于秦亡的历史教训，与民休养生息，提倡农耕，轻徭薄赋，社会经济经过7O余年的恢复与发展，才出现“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的所谓“文景之治”的局面。唐初从天下初平到太宗末年，只2O多年时间，真有这么厉害？
当然是胡扯，李世民一向擅长胡扯。
唐初2O多年时间，怎能一下子“马牛步野，外户不闭”呢?正如魏征在贞观六年劝阻太宗封禅泰山时所言，“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哪里会“取给于路”、“皆不赍粮”呢?至于“人山东村落”“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就“频年丰稔，米斗三四钱”而言，据《资治通鉴》载：
(贞观)元年，关中旱饥，民多卖子女以换衣食
二年，天下蝗灾；
三年，又发大水
四年，天下丰稔；
六年，河南、北数州大水；
七年，山东、河南四十余州大水；
八年，山东、河南、淮海之间复大水；
就是到了贞观十三年，魏征仍上言“频年荒旱”(《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屡年的自然灾害，怎能说是“频年丰稔”呢?在贞观四年“天下丰稔”的情况下，给事中张玄素劝谏停修洛阳宫时仍这样讲：“百姓承离乱之后，财力凋敝，天思含有，粗见存立，饥寒犹切，生计未安，三五年间，未能复旧。”
“盛世”造假，早有工前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外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而已。 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近况时，就有如许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平易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贞观政要的作者基本照抄。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写贞观之治的成绩：“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米价真的这么低？显然是胡扯，一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域，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其实不足供京师损耗，以是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救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患上八斗”。
也就是说漕米自生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往货品自己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者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一斗又需费往运价五十钱。
一个国度的国力若何，还要望局外人的评价，那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基本比不上前朝，他曾经 话：“去吾进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语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
麴文泰在贞观四年(630年)十仲春进朝，这恰是史臣最为称颂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倒是“城邑萧条”，彻底分歧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 李世民易近故往三年以后，有一次，他儿子高宗天子李治问户部尚书高实行道：“往年户口增长了几多？”高实行答道：“往年共增长十五万户。”李治趁便又问起隋代及如今的人口环境，高实行答道：“隋代开皇年间天下有八百七十万户，如今天下有三百八十万户。”(事见《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
李世民渭水单骑退敌不是功劳，是耻辱
2015-07-21 15:47
《旧唐书太宗本纪》载：（武德九年八月）甲戌（十九日），突厥颉利寇泾州。乙亥（二十日）突厥进寇武功，京师戒严。……己卯（二十四日），突厥寇高陵。辛巳（二十六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癸未（二十八日），突厥颉利至用户渭水便桥之北。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泾州在京师长安西北四百九十三里，武功离京师一百五十里。于一日之关，突厥南侵竟达三百里以上，几乎如入无人之境。镇泾州的罗艺，如果稍加抵抗，突厥的入侵决不能如此之速。这种情形是过去绝没有的，实可惊人。
第二：二十六日尉迟敬德如果真的大败突厥，则二十八日突厥颉利可汗决不能到达渭水便桥之北。可知敬德纵有小胜，必有大败。最低限度必被突厥击破一个缺口。不然，突厥决不能飞越唐军阵地而南进到渭水便桥之北。
第三：尉迟敬德是玄武门事变中太宗的一个功臣，当时的官职是泾州道行军总管；泾阳是京师长安北面的重要门户，敬德所率领的必是唐太宗最精锐的军队。敬德在泾阳不能堵御住突厥的军队，而让他们侵到渭水便桥之北，必定是太宗在力尽智竭之后，不得已的结果。
至于以后突厥的退去，《隋唐嘉话》说：
卫公（李靖）……以白衣从赵郡王南征，靖巴陵、擒萧铣、荡平扬越，师不留行，皆武之。于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桥，控弦四十万。太宗初亲庶政，驿召卫公问策。时发诸州军未到，长安居人胜兵不过数万。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十合。帝怒，欲击之。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潜军邀其归路。帝从其言，胡兵遂退。
《隋唐嘉话》为刘餗所著。他是天宝初年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他的父亲子玄是有名的史学家，他的哥哥贶也是史官。他们父子兄弟前后任史官三十多年，对唐初史事记载的真实性，远超过高祖太宗实录。因此，他的记载是可信的。他既记胡兵退的原因是“靖请倾府库以求和……帝从其言。”则突厥之退，确是因为已经得到太宗的重赂。
数年以来，颉利可汗说所率的突厥军，虽然频来寇掠，但是经唐军的严密防御，终不能为大患。及玄武门事变以后，颉利可汗便大举深入，直抵渭水北岸便桥，迫得太宗除“倾府库赂（突厥）以求和外，别无法可想。其中原因，是特别值得提出检讨的。
李世民之所以敢以6骑亲赴突厥大营，原因很简单，突厥无心攻打长安，只是为了金钱而来，颉利大军兵临便桥之日，所派心腹执失思力作为使者入见唐太宗一节最为重要。据《执失善光墓志铭》透露，执失思力此番入见，并不是《资治通鉴》中所说“以观虚实”，而是“入朝献策”。执失思力献策的详情没有记载，但是唐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说明是接受了执失思力的建议。
虽然旧史中记载唐太宗对执失思力大加呵斥，但是将执失思力囚于门下省一事却可圈可点。须知门下省是宰相官衙，并没有禁囚场所，门下内省在宫城之内，位于太极殿侧之左延明门外，门下外省在皇城之中众多官衙的最北端，侧邻又有禁卫军官衙，因此，这里是安全的场所。此时门下省长官（侍中）是唐太宗刚刚提升的自己的亲信高士廉——他恰恰也是跟随唐太宗在便桥会见颉利可汗的六骑之一。这不是拘禁了这是保护使臣。
唐太宗要与颉利独自交谈时，宰相认为太过轻敌，“扣马固谏”，试图劝阻。此时的唐太宗却信心十足，他说：“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实际是唐太宗不大想让身边人知道自己与突厥讨价还价，有失大唐皇帝的身份。唐太宗“独留与颉利语”，无疑是为解决军事危机、解除长安面临的战争威胁秘密地讨价还价。同样是由于之前有执失思力的沟通，唐太宗清楚“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所以“卷甲韬戈，以金帛”，即以金帛换取突厥的退兵。唐太宗当天还宫，说明唐太宗和颉利可汗之间达成共识。
如同当年高祖李渊称臣突厥使唐太宗“痛心疾首”一样，便桥订盟的屈辱也必然使他“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贞观政要》）。
唐初太子建成的功勋远在李世民之上
2015-07-21 15:55
大唐成立后大约3年后，高祖李渊基本不问政事了，专心享乐，50多岁的李渊在称帝后，与超过17个妃嫔们生下19个儿子，公主则不计其数，最少也有30个。太子建成主持了大部分工作，包括最重要的军饷，粮草。而建成奠定了大唐基业，建成如果做皇帝，绝对比李世民要做的好。而建成和元吉一直是防御突厥的主力，唐初李世民面对突厥，从无胜绩，李世民就是擅长篡改历史。
许敬宗奉太宗命作高祖实录，掩没建成的军功一项工作，就在所修实录里完成。掩没建成军功的方法有下列之多：
（一） 对建成立的军功，除去建成之名。如平西河之役。
（二） 对建成部下将领立军功的，不书明属于建成部下。如克长安之役，将雷永吉改名为雷绍，而且不书明属于建成部下。
（三） 对建成的职权或官衔从略，使受建成指挥的军队所建之功不属于建成。如书“太子屯蒲州以备突厥”，及以后各战役是。
（四） 对建成部属的战功，特别从略。如太子建成平刘黑闼时，他的部将钱九垄、窦琮等的军功，毫不加描述。若与秦王世民平王世充、窦建德时对秦王及其部属军功的描述相比，尚不及数十或百分之一。
（五） 对建成的军功或战胜，往往改为战败或罪过。如霍县之役。（对阅《创业注》及新旧《唐书太宗本纪》即可明了。不赘。）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 六月甲申，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
同书《太宗本纪》记载： 及义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
倘若这记载不错，则平西河并非建成之军功。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说： 建成至（太原），高祖大喜，拜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从平长安。
据此，建成会经引兵略西河的。记载既彼此矛盾，究竟建成会经略西河没有呢？《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则详细解释，是建成带领李世民经略西河的。考《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创业注》）为温大雅所著。大雅是唐高祖起义后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创业注》所记，多系他亲见或亲闻的记录。而且取西河之时，高祖命温大雅之弟大有与建成、世民偕行。（《创业注》、《通鉴》均有记载），大雅纵未全部亲见，亦必闻之于乃弟，所记当是实情。更重要的，以后太子建成合秦王世民不睦时，秦王命大雅镇洛阳，可知大雅是接近秦王的。倘若取西河时，建成不曾参加，温大雅决不会把建成参加进去以分秦王之功。所以大雅所记是可信的。相反的，《旧唐书》之作，大多根据高祖太宗实录。而实录时太宗于贞观年间令许敬宗所作的。许敬宗修实录时的态度，是“辄以己爱憎，由事删改。”（据《旧唐书许敬宗传》）如此，温大雅的《创业注》，较之渊源于实录的《旧唐书》，可靠得多了。
攻克长安的首功也是建成的，然而被李世民刻意抹杀，《新唐书高祖本纪》记曰：
十月辛巳，次长乐宫，有众二十万，隋留守卫文升等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使谕之，不报，乃围城……十一月丙辰，克京城。……
《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义宁元年载：甲辰，李渊命诸军攻城，约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十一月丙辰，军头雷永吉先登，遂克长安。
若以上记载确实，唐高祖的攻克长安，与建成绝不相干，他那有军功可言？《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说：十月辛巳，帝（指唐高祖）至坝上，仍进营，停于大兴城春明门之西北，与陇西、敦煌二公诸军二十万会焉。……辛卯，命二公各将所统兵往援，京城东面、南面，陇西公（建成）主之，西面、北面，敦煌公（世民）主之。……十一日（月之误）丙辰昧爽，咸自通城。帝闻而驰往，欲止之而弗及。才至景风门，东面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
根据以上记载，则先登而入长安城的，是建成的东面军头雷永吉。也就是建成具有攻克长安的军功。
由于武德末年，建成与世民兄弟不睦，建成荐元吉代世民事，当属可信，元吉既代世民，而又与建成合作，实际上在北边防御突厥的责任，几乎等于全由建成来承担。而李世民与突厥交战，很少有胜绩。建成与元吉则屡获胜绩，这与建成的军事思路有关。建成宽厚仁慈，善于抚慰老百姓和基层士兵，而李世民则是冷血嗜杀，严格约束基层士兵。
《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征传》说：（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当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太子）、巢（剌王）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征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祸不可解。”帝曰：“尔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传送京师。征与其副谋曰：“属有诏（东）宫（齐王）府旧人普原之。今复执送志安等，谁不自疑者。吾属虽往，人不信。”即贷而后闻。
可知太宗于玄武门事变以后，虽有赦令，但仍在不断的逮捕建成、元吉的余党。而逮捕最多使太宗和魏征都感到需要安谕的地区，是河北州县。更由此可以推知河北一带是建成、元吉旧部最多的地区，也就是他们的军队素来驻防的区域。
太宗即位的前后，镇守幽州的庐江王瑗反了，镇守泾州的罗艺也反了。可知他们在建成死后的不自安。由李志安、李思行的被逮，可知在河北一带驻防的建成、元吉旧部也都不自安。另外无名的罗艺和李瑗不知还有多少，他们都在不自安。这当然影响到战斗意志的低落。突厥在大举入寇之前，必然要探听唐国内部的情形。颉利可汗的敢大举深入者，必基于此。颉利入寇的起点选中罗艺所守的泾州，理由亦在此。突厥军能一日南下三百里，以及太宗发诸州军不能及时赶到长安的理由也都在此。简单地说：太宗皇帝的不能抗御突厥，就是因为建成死后，驻防北边的建成旧部因情绪关系，无形中放弃了捍卫边疆的责任。
建成在负责防御突厥之责时，大约4-5年内，突厥终不能侵入内陆，唯据突厥入侵的地方看，多在边疆少达内陆，只有武德八年八月一度侵入内陆潞、沁、韩三州，但是离京曱城还有一千里以上。大体说来，突厥都受唐军的牵制而不能得手。这样军功，前段是建成世民所共有的。建成死后两月余，突厥竟能直薄渭水，兵临长安城下，迫的太宗不得不订城下之盟。前后史事相比，建成在武德末年捍卫北疆的军功，不是很明显的吗？
房屋因有栋梁而安时，栋梁的功用并不明显，及拆去栋梁而房屋倒场后，栋梁的功用始显著的证明。唐隐太子建成捍卫北疆的军功，就如房屋之有栋梁一样。玄武门事变以前和以后的历史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
武德三年七月，令太宗东讨王世充时，突厥与王世充沟通。处罗可汗为要阻止唐的统曱一，即立隋的后裔杨政道于定襄，称隋王；又培植李曱仲曱文于并州，准备着洛阳兵交后，即直曱捣长安。正在这种危曱机之时，建成奉命镇蒲州备突厥。建成部将段德操于七月二十五日击败梁师都和突厥，稽胡曱的联军。八月，梁师都和突厥、稽胡曱的联军。八月，梁师都部将张举刘旻先后来降。梁师都大惧，劝说突厥处罗可汗，准备着于十一月大举入寇，并想把杨政道从定襄移到并州。处罗未出师而死。
颉利可汗本有凭陵中国之志，但是那年十月，具有蓟州的高开道，由罗艺（据幽州）的关系而降唐，幽蓟一带边疆转趋巩固。十二月突厥留并州的伦特勒，也被新任并州总管刘世让擒获。（沟通突厥的李仲曱文已被擒获，后来处死。）同月，窦建德的行台尚书令胡大恩也来降唐。唐把他调到雁门，改名李大恩，他在那里把刘武周入侵以来的紊乱秩序全恢复了。
到了武德四年正月，建成奉命进讨寇掠北疆的稽胡，大破之于鄜州。经两个月的续剿，三月，稽胡酋刘仚成被击溃，逃到梁师都那里去了。
四月，突厥颉利可汗寇雁门，李大恩把他击退。是月太子建成还长安。（那时秦王世民尚未擒窦建德）总计他在北疆九个月（自武德三年七月到四年四月），他粉碎突厥入侵的计划，击败了梁师都，击溃了稽胡，掩护着太宗，得以擒王擒窦。及四年八月，太子建成又去安抚北边去了。
武德五年六曱月，刘黑闼借突厥兵寇山东，声势浩大。因为过去第一次太宗击败黑闼后，唐军杀伤太甚，致各地响应刘黑闼；唐军数败，元吉迟迟不敢前进，局面几至不可收拾。十一月初七日，太子建成又奉命讨黑闼。当时秦王所辖的陕东道大行台和淮安王神通所管的山东道行台，以及河南河北诸州，都受建成节制。高祖并令他便宜行事。当时他的洗马魏征劝他改变向来的杀伐，而采用安抚策略。不过黑闼得部属，起初拗于过去而不相信。建成的部将如钱九垄、窦琮等都打过几次硬仗，连得几次大捷。素和建成接近的罗艺，也由幽州南下夹击。他于十二月十六日克复廉、定二州，不久以后，和建成在洺州会师。建成对每次战胜所获的俘虏，都施以一番安慰，遣曱送回乡里。他们彼此传述，确切认识建成的军队不像以前李世民的军队一样，不只他们抵抗力逐渐减低，甚至有的就缚其渠长来降。魏征的安抚策略就大显功效了。
原来攻魏州的刘黑闼，因人心的离散便开始大败，局面也随着急转直下。十二月二十五夜，黑闼从魏州逃奔。二十七日，収复被建成军追到馆陶所击败，黑闼狼狈而逃。建成复用骑兵直追，至武德六年正月初三日，黑闼逃到饶阳，为他任命的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所擒获，送交太子建成。建成把他带回洺州斩首。一场大乱，历时前后共五十六天，完全平定。和前次黑闼之乱，秦王世民用一百零一天的时间（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把黑闼击溃，比较起来，建成所费的时间还短四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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