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太保鼎（及铭文） 
西周 夔纹铜禁 
东汉 阳燧
古代青铜器是天津博物馆重要馆藏之一。无论是堪称国之瑰宝的青铜重器，还是揭示度量衡发展的量器、衡器，亦或是自成体系的铜镜，都是天津博物馆藏古代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博物馆藏古代青铜器来自近百年来社会各界人士的竭力集藏、无私捐献以及文物博物馆界的勉力征集，数量众多，品类齐全，流传有绪。 天津博物馆藏古代青铜器尤以西周太保鼎、战国楚王鼎、西周夔纹铜禁等青铜重器为国内外所关注。鼎，是古代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它既是炊器、盛食器，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此外，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左传》宣公三年记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表明鼎也被作为王权的象征。馆藏西周太保鼎为方形，通高57.6厘米，长35.8厘米，宽22.8厘米，重26公斤。四柱足，口上铸双直耳，耳上浮雕垂角双兽，作攀附状。鼎腹部四面饰蕉叶纹与兽面纹，腹壁四隅起棱脊。柱足饰兽面纹，有棱脊，中部附圆盘。柱足上装饰的棱脊和圆盘，在商周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是此鼎最为显著的特征。从太保鼎的器形和纹饰特点来看，其铸造年代应为西周早期。鼎腹内壁铸“大（太）保铸”三字。大保即太保，太保为官职名，西周始置，为监护与辅弼国君之官。根据《尚书·君奭》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及《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等文献可知，这件太保鼎应是西周成王时的重臣召公奭所铸造的。据传此鼎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出土于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同出的还有小臣犀尊、太保簋等，统称“梁山七器”。“梁山七器”器形庄严厚重，纹饰华丽繁缛，是商周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太保鼎是唯一一件收藏在国内博物馆的“梁山七器”。太保鼎造型优美独特，铸造工艺精湛，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是难得一见的古代青铜艺术珍品，享誉海内外，堪称国之瑰宝。该鼎历经李宗岱、徐世昌等名家收藏，曾被《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卷》收录，并于1993年被选送参加第三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又因其异常珍贵，而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不允许出境展览的64件古代艺术品之一。目前发现太保自铸器共4件，除太保鼎外，太保簋现藏美国费里尔美术馆，太保卣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太保盉现存北京文物研究所。 战国楚王鼎通高53厘米，口径45.5厘米，腹围148厘米，是出土楚铜器中的重要代表。该鼎铸对称的双附耳，直腹，兽蹄形足，并附盖，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状钮，共有铭文六十字，分布在鼎盖内、口沿、腹部等处。铭文记载了楚幽王为庆贺胜利用缴获的兵器铸成此鼎的经过并用于祭祀的史实。楚幽王，熊（写作盦）姓，名悍（即忎），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兴起于荆楚（今湖北）大地的楚部落，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诸侯国，其国君为熊氏。楚国都邑曾几经迁徙，公元前241年，楚王考烈为避秦国威胁，将都城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经历考烈、幽、哀、负四王，于公元前223年被秦将王翦所破，楚亡。楚王鼎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李三孤堆是传说中的楚王陵所在。1933年，安徽大水，李三孤堆坟茔被打开，有人说是被大水冲开，也有的说是被当地的保甲带人挖开，出土文物中以青铜礼器居多。寿县铜器，是楚国器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出土，震撼了中国文化界，同时也使各地文物商贩云集，地方官绅强取豪夺。当时的政府闻讯将缴获的七百余件文物封存于县教育局，后移交省图书馆，解放后入藏安徽省博物馆。另有一些文物流散各地，其中楚王鼎、豆、簋、勺、簠等十件铜器流至天津宝楚斋李氏，后入藏天津博物馆。天津博物馆藏楚王鼎就是这批楚器中形体较大、铭文较多的一件重要文物，被誉为“南北楚器之冠”。同一形制、相同大小、铭文一样的楚王鼎同时铸造了两件，另一件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西周夔纹铜禁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整体呈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禁面上有三个微凸起的椭圆形子口，中间的子口略小于两边子口，禁前后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十六个，左右两面各有两排镂空的长方形孔四个，禁的四周都饰有精美的夔纹，纹饰生动，造型端庄，铸造精良。禁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尊等盛酒器皿的几案，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春秋战国时人们仍有使用。《仪礼·士冠礼》记载：“两庑有禁”，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另外据古代文献记载，西周初期曾厉行禁酒，当时的统治者把安放酒具的器座称为禁，“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可见禁这一名称是为了有效督促民众禁酒而命名的。1926年陕西军阀党玉琨组织人员在宝鸡斗鸡台戴家沟挖出了包括西周夔纹铜禁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这批文物后来到了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宋哲元手中。这件铜禁则一直保存在宋哲元在天津的家中。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宋哲元的公馆进行查抄，宋哲元三弟宋慧泉得知此事后多方打点才将这件铜禁及其他文物从日军手中赎回，并在家中尽心收藏保管。1968年天津文物管理处在宋氏亲属家中发现了铜禁碎块，并在物资回收部门找到了部分铜禁碎块。1972年5月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由高英、张兰惠等老师进行了修复。禁这种形制的铜器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极其珍贵。天津博物馆藏的西周夔纹铜禁是中国出土的铜禁中形体最大的一件，是研究中国青铜禁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传世的西周铜禁仅见两件。另一件1901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夔蝉纹铜禁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另外在2012年6月发现的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中又出土西周铜禁一件。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计有大克鼎一件，小克鼎七件，克钟五件，还有克盨等器物。天津博物馆藏其中三件，分别为克镈、克钟、小克鼎。这批克氏青铜器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制度及军事活动的重要史料。镈，是古代贵族祭祀或宴飨时使用的单个大型打击乐器。东汉郑玄说“镈，如钟而大”，说明其似钟而非钟。较钟除了形体较大外，镈的钮也较为宽扁。馆藏克镈，高63厘米，椭圆体，平口，四面有透雕夔纹凸棱装饰，鼓部有铭文七十九字，器形完整，纹饰精美，气势宏伟。铭文叙述了克于十六年九月在康王庙中的一个宫室中被周王召见，接受命令，沿泾水东到京师巡查，完成任务又接受车辆和马匹的赏赐，为追念逝去的先辈，并祈求幸福而铸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铙作为一种乐器名，始见于《周礼》，《地官·鼓人》曰：“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郑玄注：“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以止击鼓。”铙形制像铃，但无舌而有中空之柄，属手执敲击乐器，其用途是在退军时敲击之止鼓，以示退却。铙的外形酷似两片合起来的瓦块，口朝上，上宽下窄，座下有一个圆柱形的甬（即柄）。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是流行于商代晚期的打击类礼乐器，除了上文所说铙最初的功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其主要用途是在祭祀祖先和自然神明时进行敲击演奏。演奏时铙口向上，将中空的柄部安上木把，置于木座之上，以木槌敲击铙口中间及两侧部位即可发出洪亮悠长的声音。天津博物馆藏商饕餮纹铙，口纵23.8厘米，口横35.5厘米，通高47.5厘米。此铙为合瓦形，形体高大厚重，口沿微呈凹弧形，两侧自下向上斜张，粗柄上有突起的一周，柄中空并与内腔相连通。铙体前后均饰有饕餮纹，内填雷纹，柄及铙顶部也遍饰雷纹，整体纹饰精美粗犷，生动立体。 除了青铜重器，秦汉时期的量器和衡器，如秦始皇诏量、秦旬邑权、西汉陈仓匜、西汉平都犁斛、西汉初元三年上林共府升等，也是天津博物馆藏古代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些量器和衡器为研究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发展沿革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天津博物馆藏秦代旬邑权，高6.5厘米，口径8.3厘米，底径9.5厘米，是秦始皇统一全国衡制颁发的标准衡器。八角棱体，正视截面呈梯形，中空，器顶口有一长方形横梁。横梁左右两侧有阳文篆书“旬邑”（地名，在陕西省），权体八面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诏书书体为小篆，古朴劲健，两诏铭文在秦权中较少见。 铜镜在古代青铜器中独成体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天津博物馆藏铜镜数量多，年代齐全，从战国至明清每个时期皆有涉及，且纹饰精美，质量上乘，例如战国时期的带有羽状地纹的四山纹镜、新莽时期特有的规矩纹镜、东汉时期带有神兽纹的吴向里栢氏镜、唐时有羽人图案的瑞兽葡萄纹镜、金代厚重精美的双鱼纹镜、明清时期有吉祥语和吉祥纹镜等。天津博物馆馆藏东汉阳燧，直径8.3厘米。此器鼻钮，外观似斗笠，表面铸阳文铭文两周，书体为汉隶，均属吉祥用语。阳燧形似凹面镜，是周代始用的利用太阳能取火的工具，也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从《周礼》至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等都有关于阳燧取火的记载。此器是传世仅见的有铭阳燧，并且有使用过的痕迹，科学和历史价值都极高，极为珍贵。唐瑞兽羽人葡萄纹镜，直径11.3厘米。镜体呈银白色，伏兽钮。内区饰葡萄枝叶，四瑞兽攀绕于枝蔓丛中，四只小兽穿插其间，相互嬉戏；外区有一带翅膀的羽人追逐瑞兽，瑞兽均作同向奔跑状，羽人身后有一匹飞奔的天马，葡萄枝叶繁茂，禽、蝉环绕其中；边缘饰花叶纹。纹饰繁复华美，铸工精良。羽人形象生动，在唐代瑞兽葡萄纹铜镜中极为罕见，全国也仅见几面。 天津博物馆藏古代青铜器以传世品多、质量精而闻名，其中更不乏堪称国宝的名贵珍藏，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对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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