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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的“诗性文化”观点 必须为中国文化找一个核心范畴和主体形态。它不仅在起源和历史中不同于西方，同时也应当在当今世界中承担完全不同的责任和使命。而中国诗性文化，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文化战略价值的理念、模式和价值体系。 首先，从文化起源的角度看，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就是诗性智慧。 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诗性智慧一分为三，即以理性文化为核心的希腊文明、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古印度文明和以诗性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明。 哈佛大学已故人类学家张光直曾认为，古代中国是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是例外。因为前者继承了远古诗性智慧，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 “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之间的明显不同，揭示了中西民族的根本性差异。 理性文化的主要问题，是导致了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由此形成机械地对待生命和残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生产生活方式。诗性文化的精髓则在于：在启蒙个体欲望的同时，能较好控制个体与群体的冲突程度； 在征服改造自然的同时，能避免使天人关系走向彻底的分裂与对立。这种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诗性生产生活方式，在人与自然之间，代表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生产关系，而不是西方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关系；在人与社会之间，它代表了一种个体与他人的友好社会关系，而不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揭示的“他人即地狱”；在人与自身之间，它代表了一种感性和理性的有机交融关系，而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关系，是真正可持续的和面向未来的。以诗性文化概括中国文化的理念、模式和价值，可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中的主流与正宗地位。 其次，从历史流变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精神的根本性差异。 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中华民族最独特的创造则是诗学。尽管中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品类繁盛，但精神气质都是诗性的。它肇始于人与自然的交感，却不同于西方主、客之间相互对立、斗争的机械原理。它深入到个体的灵魂深处，但与西方个体深层的“本我”、 “冲动”、“死亡本能”在结构上迥然不同。 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古人，已有“唐诗主情”与“宋诗主理”之论。在今天，由于有了西方民族的“理”与“情”，所以这一说法已然十分不准确。对这两种“理”、“情”不加区别，特别是以西方之“情” “理”释中国古典诗词，是把后者搞得“非驴非马”的直接原因。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因而，前者就很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后者也时常要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由于两者如盐入水，融合无间，所以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其根源就在于此。与逐渐堕落为后现代肉身狂欢的西方理性文化相比，这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 再次，当代中华诗词，既是中国古代诗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延续，也负载着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和尊严。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渐多，但大都讲得比较空洞，主要还是复制一些西方文化理论的套话，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以及深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基本上关系不大。所以，要想发现对中国文化安全真正具有战略价值的议题，关键在于必须首先在脑子里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根本的中国文化利益，然后才能使中国文化安全研究变成一种真实、质朴、厚重、有根的思想和智慧。 在吸取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教训后，我们必须树立一种清醒的战略意识和文化自觉，即中华文明复兴必然是我们民族特有文化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复兴。未来世界真正的“文化大同”，决不应是理性文化独霸天下。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此而言，重建中国诗性文化，既是“为往圣继绝学”，也是“返本开新”； 既是中华民族在文化领域的当代天职与崇高使命，也是我们对人类文化生态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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