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木匠。他的木工手艺是爷爷教的,就如《荀子》所说:“工匠之子莫不继事。” 父亲年轻时,曾与爷爷一起去四乡八邻箍桶。后来手艺精进,就与爷爷分开单干了。 当太阳像一个软软的柿子挂在东方,父亲就挑着一个木柜和一个竹筐往附近的乡村走去。木柜和竹筐里装着他的工具:铁锯、铁锤、斧头、凿子、刨子、铁圆规、虎头钳、船形墨斗等,还有几圈铅线和一个为午餐准备的铝饭盒。父亲来到一个小村庄,开始亮开喉门吆喝起来:“箍桶啦”。人们听到父亲的叫喊声,就把家里崩塌或桶底朽烂的水桶、腰桶、打谷桶、小吊桶等拿出来让父亲修理。父亲将大小不同的各种木桶收下,找处空地作为工作场所,低头忙活。面对一只桶底腐朽的木桶,父亲先把桶底卸出修好,用“土法”算出桶底的圆周率,把多余的部分锯掉刨好,然后牢牢地打进去,再用小木屑打进四周接缝,用铅线把桶腰箍紧。这样就把木桶修好了,一点也不会漏水。 父亲走东村、穿西巷,往往接不了多少工件,每天所挣的工钱并不多。其时适逢“集中劳动、评工记分”的人民公社时代,父亲必须将每天所挣的大部分工钱上交生产队,用以抵换工分。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去箍桶,不过是一种变相的田园劳动,并没有为自己谋得多少利益。 到了“分田到户,插标为界”的时候,父亲已经是方圆百里小有名气的木工艺人了。父亲不再去外村箍桶,而是以制造木犁铁耙等农具和盖房架屋为主要活计。 父亲制造的木犁做工精细,结构合理,耕田时既省力又耕得深,深得乡邻的信任和推崇。有些人家的犁辕、犁梢、犁盘、犁铧或别的什么坏了,就会将木犁背来让父亲修理。父亲修犁时废弃的破犁铧,经常成为我的私人财产——我把它当作破烂卖掉,可以得到一笔小钱。 乡邻中有人建造新房,夯好墙壁后,就来请父亲前往架檩排椽。这时,父亲会请一个同行作帮手,把工具搬到那户人家的新房。父亲和他的同行先将檩条的长度整好,再将一些细小的杉木锯成椽子,然后一一刨平。到了某个吉日良时,一般在深夜或凌晨,父亲就得去帮主人起脊檩。用两根长长的红布带把脊檩弄上屋顶后,父亲立马在屋顶上唱赞词——说些“荣华富贵,子孙满堂”的话。完工后,主人给父亲送上一个红包,这是父亲生活中的一笔额外收入。接着就是架檩,然后排椽,这些工作都是在墙头上完成,颇有些风险,但父亲习以为常。有一次我去上学,同伴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角,指了指天空,我往上一望,看见父亲正站在一间新屋的高高的屋顶上对我微笑。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我写过一首诗歌,名字就叫《站在屋顶上的父亲》。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几年可以说是父亲作为一个木工师傅的黄金时光。 民间有“家财万贯,不如手艺随身”的说法,不少乡民都希望孩子能够学到一门谋生的手艺,九佬十八匠,哪一个行业都行。作为一名木匠,父亲手艺精湛,正道直行,在乡邻和同行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和相当的地位。因此,乡邻中就有不少人家让孩子来向父亲拜师学艺,杀鸡提酒,仪式讲究。父亲收了五个徒弟,个个乖巧听话。他们每天早早来到我家,把斧头凿子等工具磨好,再把铁锯锉得锋利无比,然后跟着父亲一起干活。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每个学徒学艺三年才可出师,并且在这期间不能向师傅索要劳动所得。但父亲并不墨守泥古,学徒跟了他一年多后,他就会每月支给弟子一定的工资。乡村里有些工匠会与徒弟陡生龃龉、反目成仇,而父亲为人仁慈豁达、善良谨慎,从不随便斥责徒弟,与几个徒弟一直相安无事。那些徒弟艺满出师、单打独斗之后,还与父亲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几年,父亲主要是帮乡邻制作各种各样的家具,生意可谓如火如荼。父亲制作的家具榫眼严密,木面平滑,造型新颖,外表美观,在同行中别具一格,独领风骚。家乡有这么一种婚娶风俗:男方要送聘金和自造眠床,女方要陪送嫁妆,主要是陪送衣柜、橱柜、妆台、椅子等木制家具。这样,谁家要娶媳嫁女了,就会来请父亲做家具。一般是包工包料,等父亲在自家将家具完成,他们再来搬走。有进几户人家同时找上门来,父亲和他的徒弟们就会忙得不可开交了。 这样的日子,我家就成了一个木工作坊了。父亲和他的徒弟们有的在厅堂,有的在院子,有的在门口,专心致志地捣弄着各色家具组件。屋里摆放着完成了框架的衣柜半成品,厅堂和院子的长杌边堆满了刨花,门口落满了木屑,空气中弥漫着苦涩的刺鼻的木材的气息。而锤打声、砍削声、电刨声、拉锯声等汇成了一曲兴奋高亢的音乐,一直飘到左邻右舍的窗口去,并停驻在我多年后的一个又一个的夜梦里。 火热的生意为父亲带来了相当数量的银子,而这些银子都花在了他的儿女身上。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父亲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他跟多数的乡民一样,希望孩子通过读书这条道路,去谋取功名,改变命运,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但大哥读完高中,自己就不想读了。父亲便花了几千块钱,让他去学开货车,也算捧住了一个饭碗。这样一来,父亲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可我高考的成绩特别糟糕,父亲苦笑了一下,就托人找关系花了一笔钱帮我弄到一个代培生的名额,这样把我送进了大学。而我大学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需要父亲用斧头砍削多少杉木,用刨子刨下多少刨花啊?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原籍当了一名教师,这是一个与父亲的初衷想去甚远的结局。父亲从没在我面前表露过什么不满,但我认为他的内心肯定有些许的失落。 后来,时势发生了变化,木器厂制造的家具占领了市场,乡邻盖房变作盖小洋楼,门做的是铁门,窗做的是铝合金窗和百叶窗……每个木匠的门庭都冷落了,于是好多木匠改了行,父亲的几个徒弟就先后跑到深圳干起了收购废品的生意。父亲没有改行,但也跟改行差不了多少,偶尔会接到一点活计,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上折腾那几百棵荔枝树。活计稀疏,人物凋零,父亲在乡间踽踽而行的身影难免带点孤单。有时我会产生这么一种错觉:父亲不再是一名木匠,而是一位果农。 (蔡裕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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