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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抗战中的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非但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成为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可谓从废墟开出一朵花，在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一起被铭记的还有治学精神和知识分子气质。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年之际，本期《掷地有声》搜狐教育名家沙龙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特邀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历史学者雷颐和作家岳南对话“战 争中的中国大学”。刚出版的陈平原先生的著作《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也对那段历史进行了呈现。以下为当天沙龙实录整理： 本文为搜狐教育独家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违者必究！ 烽火中仍弦歌不辍 ，本身就是稳定人心的力量 您写《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这本书的背景是什么？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本书是我写的“大学五书”中一本，《老北大的故事》讲的是北京大学，《大学何为》讲当下中国大学问题，《大学有精神》 讲民国年间的大学史，《大学小言》讲内陆和香港高等教育现状和问题。这一本是谈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大学，是100多年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也刚好 赶在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特殊时刻出版。 我不是专门做抗日战争研究的，我谈的也不是某个具体作家和学者的内迁，而是整个大学的内 迁。纵观历史，古代中国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同时期的欧美等国家也谈不上，比如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 火的影响；欧洲的大学只有英国没有被占领，像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 和中国情况接近有内迁历史的是前苏联，但外流徙时间都不 长，比如莫斯科大学1941年10月迁离危城，1943年春胜利回归，在外流浪的时间基本上是一年半，而北大等中国大学在外流浪时间却达八年之久，在这个 意义上它留下了更多的故事和更值得关注的历史。抗战中的中国大学非但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这本书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我是删繁就简，希望能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在书中第一章是总论中国内迁大学的故事、精神和传说，第二章讲西南联大的历史和追 忆，第三章讲西南联大的读书人用旧体诗来表达他们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困惑与怨怼。最后一章是讲我的三位导师季镇淮、王瑶、吴宏聪如何饱含深情地谈论他 们各自的在西南联大的导师闻一多、朱自清和杨振声的。 所以我是用这样一个思路，从整个中国抗战大学的场景出发最后落脚到如何承接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以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心态，这本书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史或者文化教育史。 百余年中国高等教育史，八年内迁岁月最困难也最辉煌 您怎么看中国大学在抗争中的内迁历程？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回望整个西迁的过程，从80年代我们就陆陆续续在做有关研究，但基本上都是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我们从中得知最多的可能 是很多浪漫的故事。但我认为这不是很真实的历史叙述，我需要做一些清理。只是说，这个特定的时刻，我们知道了70多年前那一场战争，除了军民的浴血奋战以 外，还有这么多柔弱的读书人，他们仍挺立在天地间，他们也照样的跟这个国家、跟这个民族一直走过来。以前我们谈战争更多的是有形的炮火，今天我们谈的是炮 火中的弦歌不辍，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回首中国高等教育一百多年走过来的路，这八年是特别值得关注和追怀的。可以说最困难的时刻，也是中国大学最辉煌的时刻。 除了自身的精神信念，整个战争中的大学生和教授的牺牲人数比例很小。一战的时候，英国和法国都让大学生上前线抗战，但战争胜利后发现大量的人才在战争中牺牲了，国家发展成了大问题。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着不屈的意志和精神，但最终奔赴前线浴血奋战的还是将士们，整个政府和民众给了知识分子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读书。战争结束时，中国大学由108所增加到141所，学生从4万多增加到8万多，相当于现在国内一所大学的人数。 战争中中国大学大量的内迁，对于西南西北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感情和生活习惯产生巨大冲击。其实以前虽然都在中国，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突 然来了一大批外地人，而且他们很可能比本地人更有文化更有思想。当战争来了，当地人如何看待这个变化的世界，如何跟外来的人如何融合，甚至中间出现矛盾如 何去修弥，这都是面临的问题。整个大学的内迁过程其实也是整个民族的觉醒过程。抗战建国不是一句空话，在这个过程中大学也发挥了凝聚民众、强化国家意识的工作。 沙龙现场嘉宾（左起）：作家、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岳南，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主持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陈勤。 西南联大出大师：那时的精力都在本科教学 您觉得那时的大学，很多人都在怀念那个时代的自由和大师。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在很多人会问现在不是战争年代，也有足够的科研经费，但为什么还是出不了大师。大师的出现需要一个过程，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也会被认可的。我不太认可有时一个老先生去世，马上就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师了，江山代有才人出。 今天再谈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时，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的元勋”以及其他院士等。但需追问和反思的是，为什么在当时那么困苦的状态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水平没有下降还出现了不少大师，反而现在却饱受批评。 我特别要强调一点，那时几乎所有精力放在本科教学上，战争中中国的本科教育水平很好。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拿到博士拿学位的不到100人，但现在每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能拿到博士、硕士学位的就有140人。有 个别人像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是念完硕士出去的，大部分人其实只读完了本科。讲西南联大以及战争中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的时候，有些学科如哲学没有受影响，但一 些具体的学科如说地理学、历史学、自然科学受影响很大。没有支票、没有仪器实验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调整教学，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本科教学只有本科 的教科书就足够好，老师学生们足够认真，这样以后出来的学生就是好学生。 我们现在听到很多战争中或者民国大学很多浪漫的故事。但其实并 不是很自由散漫，他们都是很认真的在上课。我研究对照过朱自清先生的日记，当时他在西南联大开中文系的文辞研究，只有一个学生选，还有一个旁听生。朱自清 每次来上课就对着一个学生抄黑板，然后学生就在那记笔记虽然只有一个学生，但朱自清照样在教书，然读到这一段我很感慨。有一天学生没来上课，朱自清很伤心 在日记里面写道，看来是我的教学很不成功。不过第二天这个学生还是来了。 所以后来我看了他们的日记，还有功课表，还有最后论文的答辩，也都很严格，所以教授学生们，其实是在很认真的读书，没有我们想象的散漫和玩。 我不主张给每个大学都找适合它的“精神” 如果说那个时代有独特的大学精神，对当下高等教育的启示是什么？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前几年大家都在谈校训，校训只是最初组织大学人的一个愿望，其实文字很漂亮，每个大学都在找一个漂亮的词然后来描述。北大是没有校训的，而且到现在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校训。我不主张给每一个大学找一个精神，就像前几年每个城市都在找精神，什么北京精神、上海精神、广东精神等等，我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和实际效果怎样又有何意义。但我们可以关注战争中中国的内迁大学的总体的精神状态，那样也许更合适一些。但是每个大学要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对比西南联大，如今师生间距离越来越远 那个时候的师生都是一种什么状态或关系？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谈大学的时候，我希望比较具体的讨论，否则我们只能谈一些比较虚的比如抗战必胜的信念、民族意识等等。这里我想谈一个小问题，就是师生的关系。在这么一 个特定的困难时期，老师和学生在一起学习生活。感情上的、精神上的，学问上的，离的那么近。有一个辅导员说，从来没有一个这么长的时期，我和我的学生距离 这么近，我和我的学生在一起吃住，除了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特殊的状态下。 举个李政道的事例，1945年年仅19岁的李政道带着一封介绍信 到西南联大找从未谋面的吴大猷教授，希望可以拜在他的门下学习。当时正值西南联大的学年中间，不经过考试便不能转学。但吴大猷教授还是让李政道在西南联大 做起了旁听生。李政道经常去吴大猷的家里请教问题和做作业，因为吴大猷妻子身体不好，李政道顺便会帮老师做一点杂事，比如洗衣做饭等。这对师生俨然像一对 父子。 我们今天的大学很多在新建的大学城里，老师的与学生相处的时间很短，距离也很远，既使在北京大学，一般来说老师和学生都在搞各自的学习和科研，今天来说就是老师和学生，距离越来越遥远了。 （此文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简介：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作者讲述了抗战中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书稿跨越虚构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老大学的故事”重新焕发光彩。 本期《掷地有声》搜狐教育名家沙龙简介 战争能炸毁一座城，也能摧毁一个民族和他们的文化。抗战中的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非但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成为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可谓从废墟开出一朵花，至今仍被缅怀和不断重提。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一起被铭记的还有治学精神和知识分子气质。主持当时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 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的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等精神，成了那个时代中国大学和知识分子的象征。今年也是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本期名家沙龙教育跨界尖峰对话特邀请三位重磅嘉宾对谈战争中的中国大学。 点击查看往期《掷地有声》搜狐教育名家沙龙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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