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汽车还是街道，要大House还是紧密城市，要Mall还是消费社区，要摩天楼还是公共空间，要景观社会还是家园，陈冠中反思自己的城市观，我们的推土机社会也应该反思。 陈冠中 香港《号外》杂志创办人、作家、编剧，生于上海、成长于香港、就读于美国，曾旅居台北6年，现居北京。 文/陈冠中 年轻时候对城市的想法，现在看来都该受点批评。 1.我渴望开着私家车，在街道上奔驰。 2.我认为理想的住家是个独户独幢的洋房，前后环着草地泊着两辆私家车，每个小孩有自己的卧室，家中有超大的厨房和多个卫浴间。 3.自从新的海运大厦(现海港城的一部分)在1966年开业后，我心目中理想的购物是在有空调的大型室内商场进行的。 4.如果你问我，未来的城市是什么模样，我会以香港中环1973年建成的52层摩天楼康乐大厦(现名怡和大厦)作榜样——让整个城市都变新，建筑物都变高变大，变成康乐大厦吧。 5.我以名胜、奇观、度假、购物、娱乐和摩登性来想象别的城市，也以同样的角度来理解香港。 我相信我不是唯一有这5个想法的香港人。 扩城运动中的城市之死 本来，5个想法的头4个，实现得最彻底的是美国，但当我亲历其境，感觉到的不是兴奋而是郁闷，看到的是亚市区(suburb)、外市区(exurb)、边陲城(edge city)和沥青地面的无节制蔓延，及核心城市的衰败。当中产阶级和蓝领都逃离城市，住进低密度亚市区的小洋房，摊大饼就免不了，距离拉远，公共交通失去了经济效益，私家车为王， 高速公路主导了都会区布局，事无大小都要开车，造成解决不了的塞车和耗能问题。生活圈离城日远，公路出口旁单调地环绕着鞋盒型的大商场、大型学校。在一片前不沾村后不沾店的荒地中央矗立巨型办公楼，四周不用说是沥青停车场——这是城市之死，用评论家库斯勒(James Howard Kunstler)的说法，这叫“什么都不是的地方的地理面貌”(geography of nowhere)。如果只是少数几个人开大汽车、住郊区大洋房，问题反而不大，如果私家车只作休闲用，更多人拥有车子也不成问题，但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新都会区建得不够紧密，把面积摊得很大，通勤线越拉越长，公共交通又不足，市民唯有自己开车，结果是越修路人们越有期待，越买车越塞车。过去几年北京每隔两年就新增近60万辆车，相当于香港现有的私家车总量。香港人日常出行，公共交通使用率在75%以上，而北京的公交却只承担了不到30%的出行量。 我自己喜欢的少数幸存的北美城市，如旧金山、波士顿、曼哈顿、波特兰、温哥华、蒙特里奥，它们的核心城区恰恰没有被5个想法彻底渗透，虽然都曾受到局部破坏，不过它们的近郊亚市区往往逃不掉上述的5个魔障。 欧洲名城一般保育得比较好，而且很多都设有城市界限或环城绿带，可是它们的郊区依然会陷入上述五大迷思，譬如巴黎城中心很好，环路以外在二战后的发展就参差不一了。 好的欧美当代城市首先改变了我的城市美学，然后才促使我反省：如果我喜欢的城市都不是依5个想法建出来的，那么我年轻时的城市观可能就有问题了。我观察到一点：一个城区，只要主街道是繁荣的——马路不宽不窄，容易穿行，街上有行人有商店，不同年龄的建筑物紧密并存，商住混合，公共空间有社区感，公共建筑近贴闹区成为小巧地标，同时不管路弯路直，建筑物能形成连绵街墙(street wall)——总是让人喜欢的。 街道盛衰与城市的命运 本来在上世纪初，好的建筑师都很讲究联境(context)，即自己的建筑物跟四周街道和其他建筑物的联系，特别关注的是路面那层步行人的体验，而不是自恋的只顾自己的那一幢从远处观看时的外形。可是到了二战后，受现代主义影响，建筑师的心态变了，往往忽略了路人街道的公共层面——现代主义原教旨大祭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名句之一是“杀死街道”，即消灭有行人的街道，代之以高速车路，把各个隔离的超大高厦连接起来，再不用考虑什么行人和路面联境。 只是，建筑物是不能独立只看自己的，在地面那层，它不只是一堵墙中间开个门口，它要照顾到与街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康乐大厦是挺糟糕的例子，它不幸地给一条高速路切断了它和对面市区的关系，而在地面那层，它以半密封的外墙拒人于外，完全是空地中竖一幢巨厦的落伍行为。同样的地面毛病出现在中环东端的长江大厦和新中银大厦，延续了中环边的沉闷地带、失落空间。 贝聿铭建筑所设计、1976年落成、60层高的波士顿汉考克大厦(John Hancock Tower)可以说明我的意思。该摩天楼从动工开始就风风雨雨：地基不稳，工程差点弄塌旁边的历史古迹圣三一教堂，1973年玻璃幕墙就开始掉下来，竣工后还有评估说它会倒。不过汉考克大厦后来因为备受注意，不断加固，玻璃幕墙脱落的问题也被克服了，因此才有后来贝聿铭在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建筑和香港新中银大厦。现在汉考克大厦是安全的，但我要诟病的是它地面那层跟四周街道缺乏互动，制造了大段沉闷的失落空间，备加不幸的是，它毗邻由著名的佐佐木建筑所设计的嵌入式考布里广场(Copley Square)，因为路人视线受阻，该区一度成了吸毒者和劫匪出没、低级酒吧进驻之地。这里想说明的是，著名建筑师可以是糟糕的城市建设者，因为他们只顾自己的建筑物和广场设计感。 香港因为人口密度高，街道较不容易死，故此就算市区内有大型商场，商业街还可以存活，两者兼备是我们的幸运，我个人至今喜欢在街上行走，也喜欢逛商场。不过，一个城市的多元特色是在它的街道，而不是怀特(William Whyte)所批评的“市区堡垒”式的密封建筑。香港已经不算是东亚唯一的购物乐园，海运大厦式大商场作为游客招徕的时代已过，我们以后的吸引力可能更依赖有本地风格的街道、小店和社区，而不是充斥跨国连锁店的大型商场。 这里我没法细数这5个根深蒂固想法的后遗症，只是认为从宜居、城市竞争力与可持续的角度，这五方面都应被检讨，是当前重要的思想改造。以前香港人认为贪污是必然的，是生活方式，甚至是有利经济运作的，现在我们知道不是那回事。观念改变是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 新思维观念下的城市复兴 如果把我年轻时的5个想法倒过来又如何？ 1.城市的建设，最理想是让市民能步行完成生活和工作的任务，退而求其次可以用脚踏车或各种公交特别是轨道交通补足，私家车是为假日郊游用——难道那不是原来驾驶乐趣所在？ 2.住在节能的高密度紧密城市，但每人平均居住空间可与日本的310方 至西欧或北京的380方 看齐——富裕的香港竟达不到这个标准，说明我们的 房价占了每个人过多的生活本钱。3.让街道上的商店生意兴隆，途人如鲫。看街头的景况，我们就知道那是不是一个有自己特色、鼓励创业创意的多样化消费服务城市。 4.作为主张城市应该高密度和紧密的集中主义者，我当然不排斥高楼，但不会像柯布西耶那样认为越高越大就越好。从纽约、北京等城市的经验，局部地区限高是有效保育城区的方法之一，而城区的整体风格比一幢建筑物的形式感更重要。密封或凹后建筑物向街道一面的所谓景观装饰、绿化、成片的草地甚至美丽的花木是没意义的，依然是中看不中用的失落空间。 5.从宜居来看自己的城市，把城市当家园。我年轻时的5个想法，皆漏掉了最重要的一个观念：社区。若我们重视自己的社区街坊，我们自然会想到可持续性，珍惜成熟街区，维修各代的建筑物，限制车辆在住宅区和学校区的速度，减低全特区废气排量，注重公共空间的场域感(sense of place)，确保建筑符合人的尺度(human scale)，说不定与此同时还会带来愉快的效果，因为营造了地方特色，增添了多样性，更吸引游客及创意阶层的移民。 我不想把事情说得太简单，好像一切悬于一念。仅就如何避免大面积拆旧楼，并精耕式的改善旧区这一点而言，务实的解决之道，尚需市民和公部门对城市观念的新思维及对公共资源分配的新共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