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五帝本纪》2011-05-03 07:52:50| - 三生石的... 【题解】 《五帝本纪》载父系传说时代帝系相承，同姓而非一家，不是一个王朝。本篇述史寓含司马迁的卓越历史观，是《史记》全书的一个缩影。儒家经典《尚书》记事起于尧，宣扬让德；司马迁向前推至黄帝，是宣扬天下大一统；五帝时代约当公元前二十四、二十三世纪，距今四千多年，正当原始公社进入军事民主部落联盟时代，司马迁的记载符合历史进程。黄帝、颛项、、帝喾、唐尧、虞舜五帝禅让相承，典礼制度一步步完善。黄帝用战争统一诸侯，表明平乱世要用暴力。尧、舜二帝举贤、任能，天下大治，表明治国要用德，故篇末总括地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其德。”黄帝草创国家，虞帝时制度大备，鲜明地表现了司马迁进化论的历史观。 【评说】 司马迁叙述中华民族的历史由五帝开始，《史记》全书也由《五帝本纪》开篇。本篇系兼采《尚书》之二典，古本的《五帝德》《帝系姓》以及《国语》《左传》《世本》《庄子》《孟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书的资料熔铸而成，其中蕴含了司马迁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全部社会历史观，也表达了他的述史主旨和贯穿全书的主要几个方面的思想，因而具有总序的性质。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第一，明祖先。该篇讲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黄帝死，其孙颛顼继位。黄帝曾孙帝喾又接替颛顼，帝喾又是颛顼族子。帝喾死，其子放勋即位，是为帝尧。而帝舜是黄帝的八世孙。扩而言之，凡《史记》中所载三代天子世系、列国世家祖先、各地少数民族来历，追本溯源，其氏姓来源皆本于黄帝。作者意在说明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自此以后，中华民族就血统而论，都是同一祖先的后裔；就历史文化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进步的。“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之称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象征。 第二 明道德。文载黄帝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黄帝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又胜炎帝，杀蚩尤，以武力实现了统一。作者特别强调黄帝“修德振兵”而有天下，以说明平乱世要凭武力，治天下要用德政。作者高度赞扬黄帝以后的继位者们以德治国的丰功伟绩，“颛顼有盛德焉”，帝喾“知民之急”，“抚教万民而利诲之”，以至“其色郁郁，其德嶷嶷”。作者用大量篇幅详载尧、舜举贤、爱民、仁孝的美德。尧纪云：“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死，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又写舜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表明国家太平全凭德治。值得注意的是《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作者于此均弃之不取，而采禅让之说以明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很显然作者将五帝的禅让和治理归结到了儒家的道德上面，故篇末总结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其德。”用来说明民族历史初始时期道德发展的趋势和作者在历史记述中的道德所系。 第三，明人事。生活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神学迷信盛行对代的司马迁欲以《史记》“究天人之际”，毅然将中国历史的记述由黄帝开始，并大胆摒弃神化黄帝的那些荒诞离奇的百家之言。在他的笔下黄帝有名有姓有称号，上有父，下有子孙，生有所自，死有所归；还设官分职，建立制度，组织生产。总之，从黄帝开始，中国的历史才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文中作者完全以人的面目颂其功德，述其事迹，刻意塑造出一个富于进取精神和创造力的古代英雄形象。此外，作者纂述《五帝本纪》首称黄帝，无疑还具有讽刺汉武帝好神仙、信方士，以求长生不死韵荒唐行为的用意。所以李邺嗣说：《黄帝本纪》实太史公之谏书也，当与《封禅书》并读，即可见矣。自汉初学者多治黄老言，至孝武皇帝时始乡儒术，而帝更好言神仙。神仙者，道家之外乘也，其言亦本诸黄老。至轩辕古帝大圣人，又世绝远，可以极言附会，竦人主之听，于是诸方士竞进其说。今史公所作《黄帝本纪》，简而雅，质而不侉。至后书黄帝崩，葬桥山，而世所传纛湖上仙及诸荒怪不经，尽可不辨而见矣。余尝考《汉书?艺文志》，道家载《黄帝书》一百篇，神仙家载《黄帝书》六十一卷，所谓百家言黄帝，俱一时方士诡撰以欺入主，荐绅先生难言之。今《本纪》尽削不载，而别于《封禅书》俱述前说，而直断之曰：‘海上怪迂之方士、阿谀苟合之徒，所言不经无验者’。盖一以征信，一以斥诬，使入主开卷惕然，知黄帝忧劳，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如此。太史公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而凡《封禅书》所载方士之怪迂语，其文不雅驯，当不使复陈于人主之前矣。且上虽好神仙，而酷吏峻刑，更相继起，人臣救过小赡，史公特于《老子传》附以申不害、韩非，使之黄老之学一变而为刑名，其弊固然也。（《杲堂文钞》卷四） 第四，明制度。司马迁认为五帝是一切人间制度、法规的始刨者，他们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础。文载黄帝初创制度，遵循天时四季的变化和地利来安排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祭祀山川鬼神的活动，组建军双作为国家机器从事征伐战争，并以“云”命官名“为云师”，“置左右大监”，建立官僚系统。至尧舜时有“四岳”“十二牧”，还设有司空、稷、司徒、士、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官佐，并修五礼，定巡狩之制，同律度量衡，建立法典，制五刑。天文历法也初步确立，能推算出“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从此，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期度初步完备，中华民族开始在安定中过上有组织的文化生活。文章注意记述从黄帝创立国家到尧、舜完备制度的发展过程，体现出司马迁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 第五，明一统。作者注意表述五帝时国境四界的意图非常明显。言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颛顼“北至于幽隆，’南至于交陆，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尧时“肇十有二州”。虞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疆域之大，令人惊异。司马迁开阔的胸襟和宏大的眼光往往体现在他对历史的记述之中。他叙黄帝“抚万民，度四方”而“万国和”；述颛顼称“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尧能“合和万国”，舜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这些叙述虽不尽可信，却说明当时所知的世界范围已经进入司马迁的视野之中了。这种恢宏的气魄和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博大胸怀，正是西汉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体现。司马迁记述中国历史起于黄帝，迄于汉武帝，系统回顾了中华民族由氏族社会部落联盟逐步走向大一统的历程，热情讴歌了五帝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这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撰述《史记》的基点之一，也是他放弃《尚书》以尧为历史起点而上推黄帝的主要用意所在。 第六，明义例。司马迁在赞语中交待了《史记》全书的编纂方法和义例，以及有关古史考信的基本立场。它和《三代世表序》《孔子世家传》《伯夷列传》一起构成司马迁有关历史记述的理论体系和总原则。司马迁提出对古文献资料的记载，一是要“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孔子世家赞》）。二是选择史料要“择其言尤雅者”，“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对于没有把握的史料则阙者记阙，“疑则传疑”修（《三代世表序》）。三是实地调查，取证以补充、验证文献资料。有关中国历史的起点问题，历来诸家表述各异。孔子序《尚书》断自尧舜，而《五帝德》《帝系姓》则始于黄帝，黄帝以前，司马迁已知的古帝王还有伏羲（《太史公自序》）、神农（《五帝本纪》）、无怀氏和泰帝（《封禅书》）等，但散见于群书，文多缪悠不经，因此，司马迁不取。而《五帝德》《帝系姓》传自孔子，《春秋》《国语》多发明其指，而且四方风教，长老所称，又与古文相合，都可以兼采折衷，所以作者去“其文不雅驯”而“择其言尤雅者”，以黄帝为本书的开端。至于文献中年代、世系上的矛盾抵牾之处，作者一因旧文，所谓“疑则传疑，盖其慎也”。这种方法是符合孔子次《春秋》，序《尚书》之意的。其中既包含着作者严谨、求实的治学作风，也集中体现了司马迁贯穿《史记》全书的尊孔子、崇六经的指导思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