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埃德温·阿姆斯特朗坚持不懈地尝试调频无线电，而专家们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他不断用亨利· 惠勒· 肖（1818～1885）的格言提醒自己，肖是马萨诸塞州莱恩斯伯勒的演说家和幽默大家，笔名乔西·比林斯（Josh Billings）。肖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导致所有麻烦的并不是对具体事物无知，而是人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在此次研究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突破源自对假定的抛弃。点燃好奇之火的无知比泯灭好奇之火的半吊子知识更有资格作为求知的起点。移民到美国的电子工程师查尔斯·普罗蒂厄斯·斯坦梅茨说：“没有人会变成傻子，除非他不再提问题。” 第一个提供蒸汽船运行服务的人是约翰·菲奇，而不是大家通常认为的罗伯特·富尔顿。但是富尔顿从菲奇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在另一条河流上，在一个更佳的时机获得了成功。类似这种后来居上的还有亨利·福特的汽车制造、查尔斯·古德伊尔的硫化橡胶、艾萨克·辛格的缝纫机。奥林巴斯公司的马克·冈茨也提及：“从失败中领悟，成功源自领悟失败，行动基于这些认识。”洞悉前人的失败，定能让你别有洞天。 引申自第二条。由借鉴和结合产生的创新，要多于单纯发明的创新。亨利·福特说：“我没有发明任何新事物，只是把他人几百年来的发明组装成了汽车。”这话听来好懂，但却强调了另一种比创造力更重要的品质——想象力，一种洞察事物间相互关联性的能力。体重守望者公司的减肥食品并不是琼·尼德奇发明的。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没有发明第一台家用视频游戏机。创办第一家信用机构的并不是刘易斯·塔潘。露丝·汉德勒制作了芭比娃娃，原型是一个叫“莉莉”的德国产性玩偶。毕加索说：“优秀的艺术家靠借，伟大的艺术家靠偷。”也许这话他也是听来的吧！ 一个创意，只有当它被推向极致时，才能胜出。塞缪尔·英萨尔要求制造功率超常的发动机，胡安·特里普提出的飞机发动机功率也是前所未闻。假如他们的要求未能实现，就不会有今天的廉价电力和大众消费得起的飞机票。在一些科学领域，也存在这种对比。19世纪的实验者试图从水晶碎片中找到制造廉价偏光镜的办法，后来又转向用更大的水晶，但都失败了。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埃德温·兰德成功了，他转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采用极微小的水晶。橡胶这种随处可见的材料，以前一直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一到热天它就变得黏糊糊、臭熏熏的。查尔斯·古德伊尔一次在用他妻子的烤箱时，因加热时间过长，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加热后的橡胶，自此，硫化橡胶有了商业前景。 急不可耐的社会和传媒总期望凡事立竿见影。华尔街对每财季回报的迷信和短视使其回报每况愈下。“风险资本之父”乔治·多里奥特（GeorgesDoriot）注意到有太多的银行家和金融顾问忘记了产业巨人们的成长史。“公司的头15年跟人的发育很类似——希望、麻疹、失败、腮腺炎、重组、猩红热、执行不力、百日咳等，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银行家和经纪人劝他卖掉境况不佳的公司，他反问道：“你们会卖掉一个正在发高烧的孩子吗？”《今日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和CNN多年高烧不退，但都好转起来，因为其基本的创意方向是正确的。被斩首的创新，通常因为支持者不懂得珍惜，不知道要出落得人模人样需要时间。这点还请参看一下莱特兄弟。 每一次变革都会迎来一大群尖刻的反对者。雷蒙德·达马迪安认为核磁共振可以用于医学诊断，因此成了“可笑的傻瓜”； 西奥多·朱达提出在高峻的内华达山脉修铁路，被称为“疯子朱达”；埃德温·德雷克“疯狂地”认为他一定能通过钻探找到石油；贾尼尼认为银行可以服务大众，结果成了“冲动的意大利佬”。独断论者在真理到来时就会把他们过去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们总是出于某种企图。大约90%的冒险都会失败，所以唱反调的人获胜的概率更大；并且十次里面有一次将证明他们是错误的。泰德·特纳也对我这么说：“如果你已有一个创意，并且大多数人没有对其嗤之以鼻的话，你的创意多半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当大家认为我是疯子时，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烦恼。实际上，每当此时，我认为我必须真正要做些什么了。” 利奥·贝克兰借助感光化学发明了塑料；雷蒙德·史密斯借鉴嘉年华会的表现手法把赌博变成了美国的主要产业；伊莱沙·奥的斯建造安全电梯使用的弹簧支撑臂，是从制作马车过程中得到的启发；威尔伯·莱特从思考让自行车转弯的办法领会到如何让飞机转弯。超越边界者能使知识运用更灵活、更具选择性。 乔治·多里奥特喜欢说一句话：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取得成功之后就是它最危险的时候。他的经验告诉他，此时公司通常会停止创新；反之，唯有持续改进和创新才能使公司摆脱效仿者的追击。肯·奥尔森既给别人上了一课，又领教于别人。他在小型计算机领域保持了创新，所以，当效仿者出现时，他早已准备好了整体跃进，而且能控制高昂的再设计成本。后来，他却被个人电脑击垮了。与之类似的还有CNN被福克斯新闻频道后来居上，爱迪生的直流电折戟于乔治·威斯汀豪斯的交流电。大公司尤其容易遭受攻击，因为它们不是自然风险的承受者。戈登·摩尔之所以离开仙童公司创建英特尔公司，就是因为他认为仙童公司船大难掉头。官僚机制总是在精心打造屏障。创新者被认为是妄图打破屏障、制造麻烦的人。每个公司都需要创新者，但很少有公司能容忍他们。 我们发现创新者多是以搭档形式出现的。心理学或许能解释这个现象。两个能力近似的人不太可能带来效果的叠加。索尼（美国）的主席彼得·彼得森年轻时曾是奔豪公司（Bell Howell）的总裁秘书，他发现：“如果你手下有两个能力相同的人，他们通常会陷入是非，因为他俩都担心被对方排挤替代。所以，我深信搭档之间必定是互补关系，我称之为‘连锁脉动’。”可圈可点的创新搭档有苹果公司的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仕女造型公司的艾达和威廉·罗森塔尔，网景公司的马克·安德里森和吉姆·克拉克，辛格和克拉克，柯尔特和路特，福特和库曾斯，莱特兄弟，以及Google的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 孤立的创新者可以创造奇迹——如费罗·法恩斯沃思发明了电视机——但他们很可能是在知识领域取得成功，或者与地理学有关，或者与电子学有关。塑料的发明者利奥·贝克兰移民美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比利时的大学蔑视科技成果商业化。在此次调查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知识象牙宝塔里的创新与商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生物科技产业的繁荣是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引发的，电子科技的发展则与斯坦福大学息息相关。 创新者之间联系紧密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好的创意得益于相关创新。与利奥·贝克兰经常通信的有爱迪生、莱特兄弟、福特、通用电气的威利斯·惠特尼、杜邦和贝尔。埃尔默·斯佩里发明电木，其对于工程的贡献要比在化学方面的意义更大。塞缪尔·柯尔特是塞缪尔·摩尔斯的好朋友。贾尼尼的美国银行给予了沃尔特·迪士尼早期电影风险投资，包括1940年的《幻想曲》（Fantasia）。迪士尼雇用了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参与打造制作《幻想曲》的第一批电子设备。老沃森可能是配备有自动点火器汽车的第一位乘客，他跟发明者查尔斯·凯特林是朋友，而凯特林的点火器需要用利奥·贝克兰的新型塑料来绝缘。亨利·福特用电木做挡泥板。福特装配线是受到了肉联加工创新者亚摩亚（Armour）和斯威夫特（Swift）改造芝加哥猪牛肉传统加工方式的启发。阿诺德·贝克曼支持威廉·肖克利制造晶体管；集成电路的发明者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被肖克利所雇用，这些发明又被雅达利公司创始人诺兰·布什内尔采用；布什内尔雇用了史蒂夫·乔布斯。芯片发明者特德·霍夫使个人电脑成为可能，他为英特尔公司工作；英特尔公司又聘请加里·基尔代尔做兼职；基尔代尔是计算机操作系统最重要的创新者，而IBM背叛了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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