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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报
古代神话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艺术表现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宏伟的史前文明画卷。它受到了历代文人的重视，被历代文人加以引用。它对后世文学乃至意识形态、社会风尚、国家制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西方神话的比较研究，更能揭示出中西方人民早期思想走向的差异。这对于把握今天中西方意识形态、社会风尚，显然具有独特的意义。
在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的知识水平也有限，在他们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不可能科学地了解自然规律和生产中的矛盾与变化，如宇宙的起源、日月的运行、火山的爆发、洪水猛兽的危害、暴风骤雨的袭击等，都让人们感到惊奇、恐惧与神秘，因而把自然界各种变化的动力都归于神的意志和权力，认为这些变化莫测的现象都被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指挥着、控制着。在他们心目中，一切自然力都被他们的想象形象化、人格化了。随后，他们又依据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出现的英雄人物，通过新奇奔放的幻想而创造出许多神的故事，在人们的口头广为流传。这就是神话的起源。
然而中国古代神话和希腊古神话之间，更有意义的是在它们之间的差别上。
中国古代神话内容很丰富，短小、故事性不强；没有古希腊神话那样的长篇巨制和曲折生动的情节。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的神之间跨越区域的联系比较少，没有形成一个以具有独尊地位的主神为核心的神际关系网。而古希腊有一个以主神宙斯为核心的神际关系网--奥林匹斯神系。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在伦理道德上比较“严谨”，思想感情亦超凡脱俗，世俗色彩比较淡薄。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更多是人形的，神的事迹弥漫着浓郁的人类生活气息，有人的感情欲望，有人的世俗功利。
如对于人类起源的描述：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絚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絚人也。
再如对日月星辰的西落及中国地形西高东低的解：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再如关于救水灾的神：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总之，中国古代神话是丰富的。但是，从以上所举可见，中国古代神话篇幅都很短小，对神的事迹记载非常简略，故事性不强，没有古希腊神话那样的长篇巨制和曲折生动的情节。
相反，希腊神话却通过婚姻关系和血缘繁衍关系，将众多的、彼此本无什么联系的神都纠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以宙斯为核心的庞大的神的谱系。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神话很丰富，关于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诞生、天灾与救世等主题故事都有，但神们的世系不完整，尤其是神之间跨越区域的联系比较少。今天看来应当成为主神的黄帝或炎帝，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远没有获得宙斯在古希腊神话中那样的地位，没有成为联系众神或神族的纽带。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已与一些神或神族有了联系一些联系。但中国神话中的黄帝炎帝仍没能上升到独尊地位，因为还有很多神（如《山海经》中纷繁众多的地域神），都与黄帝炎帝没有任何直接的和间接的联系。
希腊人没有把神打造的完美无缺，希腊人允许神有不可容忍的缺点，比如宙斯王的放纵。
希腊神的双重性代表着人类自身无法抗拒的矛盾，希腊神话里，神们总是轻言放弃，但这不是悲观的预言，而是勇敢的希腊人面对现实的冷静思考。
中国的神话，有多大的魅力，我曾看到一文章说，中国神话是说教的产物，希腊神话是表达的思想。中国神话是政治的络印，希腊神话是人类爱与恶的伤痕的肉体及心灵。
当冥王抢走了宙斯之姐的女儿时，当赫拉满怀的嫉恨之心想报复某个女人时，那一幕幕，令人震憾，又震惊，希腊人为何如此表绘神，神的欲望神的贪婪，啊，原来，这是希腊人为现实的残酷插上了浪漫的翅膀。
表达美好没有错，中国神话表达的最为完美，完美的没有缺撼，中国人创造的中国神高尚的没有缺点，一切不耻的事就让妖魔去做吧。
从中西神话的早期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人性论的假设就已经分道扬镳。中国神话诸神性善，是神性；西方诸神虽没有明确是性恶，但是却偏恶，是人性。中西这种早期殊途，在后来儒家和希腊哲学的发展中，越行越远。对现今中西方人民的思想思维影响深远。如罗马的国教基督教，它明确指出了人人生来带有原罪，直接给人性论下了最简洁的定义。随着罗马帝国疆域的扩大，基督教对人性的假定对后来的西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在中国儒教倡导的更多的是仁政和德政，说明其在人性论的假设中，是偏向于善的。孟子明确指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还是修齐治平，以至于其基本的由己推人，都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
历史再次比较。稍早于文艺复兴的宋明理学，是儒家继董仲舒之后的第二次变形。但是其性善论的人性假设没有变。朱熹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存天理，灭人欲。”理是无有不善的，不善在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却必为善。明朝大儒王阳明也说：“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儒家向理学的转变，没有改变其性善论的理念。
而西方稍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又做了些什么呢？路德和达尔文宗教改革的本身，并没有否定基督教的核心理念，因此其对于人性的取向，同样是性恶的。他们都认为，人“倘若不被管束，那么在凶暴残忍方面，他就会远胜过所有凶禽猛兽。”而稍后的胡克尔更是说道:“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以防范人们的外部行动，使他们不致妨碍所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不是完善的。”他们认为权利如果不走向腐败，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之上。
在性善论的前提下，强调的是“以德治国”。而性恶论强调的是“依法治国”。性善论期冀“人性”，性恶论指望“制度”。明君千载难逢，制度一劳永逸。寄托明君和清官，成了中国民众几千年颠扑不破的梦想。从中国古代神话与古代希腊神话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在早期的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的较大的差异。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不利我国家的长远发展。当今世界正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快车道，我们既需要民主思潮的亲和力，更需要法制思想约束力。但愿我们能从中西方神话的比较中，跳出“性善”的一元化思想，博采众长。这对于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也是我作此课题研究的初衷所在。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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