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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阿伦·伯尔的决斗 文丨林海 转自十五言，微信ID：www15yancom 本文已取得授权，请勿擅自转载 1804年7月11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参加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决斗。对手是他曾经的战友、一生的敌人副总统阿伦·伯尔（Aaron Burr）。二人之间曾在华尔街进行过无数次猎手与狐狸式的、监管者和投机者式的较量。而无论胜负是非，他们的对决无疑已常常镌嵌于美国金融史的基石之中。 汉密尔顿于1757年1月11日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虽然在11岁那年成为孤儿，小汉密尔顿却天生志向远大，14岁时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我渴望成功，为了成功，可以去冒生命危险，但是不能牺牲人格。我希望能发生一场战争，让我展现自己的能力。”他阅读着每一本能够得到的书籍，不管是英语的、拉丁语的，还是希腊语的。在积累了不少经济知识之后，他越发明显地展露出自己擅长表达的才能。1772年，一场风暴袭击了西印度群岛，他遂给《皇家丹麦美国公报》写了一篇相关报道，文章精彩绝伦，引人入胜。亲戚朋友都感觉到“此子非池中之物”，恰巧他的姨妈搬到纽约居住，便将汉密尔顿也带往纽约上学。 汉密尔顿最初的选择是新泽西学院（现普林斯顿大学）的医学院，并打算学成医术后回岛从医。为准备入学，他在伊丽莎白镇一所中学进行准备。据载，他是学校里最认真的学生之一，每天看书到午夜，早上又很早起床，到一个安静的墓园去继续读书。一年后，他向新泽西学院提出申请，然而，或许是因缘注定，他的入学申请被拒绝了。他转向国王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申请，很快被录取。直至今日，这仍然是哥伦比亚大学用于嘲讽普林斯顿大学“有眼无珠”的轶事之一。 在国王学院的两年内，他很关心北美殖民地独立的问题，并撰写许多文章，抗议英国的镇压统治。他未完成学业，即投笔从戎。很快被总司令华盛顿看中，出任贴身副官。他和伯尔也是在战场上认识的，曾并肩作战。独立战争结束后，汉密尔顿回到纽约学习法律，以七个多月时间完成平常人最快也需要4年才能完成的学业。1783年7月，他获得在纽约执业的律师资格。不到3年，即成为纽约最有名、最赚钱的律师之一，他处理的多个案件成为后来美国法律制度之经典范例。而伯尔也同样在纽约执业，两人都凭借着出色的政治能力和军功筹码，挺进政界。而汉密尔顿更是作为《联邦党人文集》最重要的作者、制宪会议的发起者和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实际主导着美国联邦的形成和政治走向。 汉密尔顿和伯尔的政见因阵营不同而日渐分野。伯尔掌握了汉密尔顿和一名有夫之妇之间的情书，并泄露给媒体。汉密尔顿则时常在报上抨击伯尔，并最终使其空有竞选实力而无法参选总统。两人隔阂渐深，最终决定以决斗了结恩怨。然而决斗前的一天，汉密尔顿却在日记里写道：“我的信仰让我相信，决斗时不应将子弹真的射向对手。”第二天，他的子弹果然远远地偏离了伯尔，然而伯尔则不这么想，一颗还击的子弹正中汉密尔顿的右胸，葬送了这位宪法之父年仅46岁的生命和他未尽的梦想。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1902年的一个秋天的下午，两名学者到阿伦·伯尔的墓前凭吊，其中一位念念有词：“他是个多么被人误解的人啊。”这位学者正是伍德罗·威尔逊，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来的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 阿伦·伯尔1756年出生于新泽西，幼年失去双亲，由一位叔叔抚养成人。1772年，毕业于拒绝了汉密尔顿的普林斯顿大学。他随阿诺德将军远征加拿大，勇冠三军，并在曼哈顿战役中立下军功。战后，伯尔投身民主共和党，迁居纽约。1789年，州长克林顿任命他为纽约州检察长。两年后，他又击败汉密尔顿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成为联邦参议员。强劲的竞争能力，对竞选机制的谙熟和创新，为他带来了“现代竞选之父”的威名。 那颗致命的子弹改变了美国历史进程，更将伯尔钉在了耻辱柱上。尽管如此，他仍然在千夫所指中完成了副总统的任期。此后从政坛消失，不知所踪。蹊跷的是，1807年1月10日，联邦政府突然签发对伯尔的通缉令，准备以叛国罪加以起诉。2月20日，伯尔在逃往西属佛罗里达的路上，被执法人员抓获，押送到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接受审判。 监狱中的伯尔，觉得这次凶多吉少。因为杰弗逊总统亲自在幕后指挥这起“国家对个人的战争”。伯尔请来当时最好的律师亨利·克莱和卢瑟·马丁，他们指出，总统杰弗逊在审判前就在众院内指责伯尔为叛国分子，以其身份发这样的议论，显然会影响司法公正。然而，联邦党人恨伯尔打死汉密尔顿，民主共和党人又在杰弗逊的高压下无法出头。眼看伯尔叛国罪成立之时，竟然出现了另一位大人物登场相救。1799年，约翰·马歇尔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在亚当斯总统的授意下，马歇尔作出了“劝人叛乱或促使叛乱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叛乱”的结论，并于9月1日宣布伯尔无罪。然而实际上，伯尔最大的“罪过”并不是叛国或杀死汉密尔顿，而是利用法律的空子，成立了第一家私人控制的银行。后面再度讲到的这桩“罪”，亦成为激发他和汉密尔顿恩怨升级的导火索。
汉密尔顿和资本投机商的较量贯穿了他的后半生。1785年，财政委员会秘书、后来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尔成为了汉密尔顿的第一个“重量级”对手。杜尔虽由汉密尔顿亲任部长助理，却只是希望在财政部“建立各种关系”。联邦出台法律，禁止财政部官员参与任何证券投机活动时，杜尔选择了辞职“下海炒股”。他利用一系列内幕信息，从18世纪80年代的土地和独立战争债券中获利，并开始操作美国银行和纽约银行的股票。 当市场传说美国银行正在收购纽约银行，并要将纽约银行变成美国银行在纽约的分行时，杜尔一方面指挥投机商麦科姆买进纽约银行的股票，一方面又用自己的账户做空这支股票。他这样“两面下注”的做法，确保无论股票涨跌，都能够获利。汉密尔顿对此非常失望，给这位自己曾经的助理写信道：“我很担心，唯恐你会走得更远，那样会对你自己造成伤害，也会损害公共利益，连你我之间的友谊和我对公众利益的义务都将受到威胁。”然而杜尔不以为然，反而开始继续炒高纽约银行股价。他公开地“秘密”借款购买这支股票，并乐于看到其他的投机商跟随他涌入市场。股价飞涨的同时，新的一轮泡沫也积蓄而生。 汉密尔顿果断决定采取行动，他说：“这种时候应该有一个区分好人和恶棍的界线，来区分受人尊敬的股票投资者和纯粹的毫无原则的赌徒。”在他的影响下，银行开始控制货币供应，并启动新的一轮信用紧缩，利息飙升至日息1%的疯狂高位。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审计人员发现杜尔从财政部账户上挪用了23.8万美元。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对杜尔提起诉讼追回这笔巨款。很快，杜尔被捕入狱。市场恐慌随之而来，股价狂跌引大量炒家破产。值得称道的是，汉密尔顿并没有放任市场恐慌摧毁整个交易体制。他在炒家损失了近500万美元之后，及时下令财政部购买大额联邦证券救市，并通过放宽关税支付手段的方式，缓解货币短缺。利用财政部和他手中控制的两家银行，汉密尔顿成功地制定了严密的应急计划，打击投机商的同时制止了恐慌，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这些金融机构保持完整，任何真正的公共性灾难都不会发生。” 阿伦·伯尔 伯尔最大的“恶行”不是在决斗中杀死汉密尔顿或试图叛国，而是创建了一家为自己和民主党人恣意操纵的银行。这家原名为曼哈顿银行的机构，近期还活跃于公众的视野。曼哈顿银行1908年改名为大通曼哈顿银行，2000年与J.P.摩根合并成为摩根大通银行，并于不久前因“伦敦鲸事件”巨亏20亿美元，引发华尔街地震和世界金融局势的大动荡。 在这家银行创立之前，纽约只剩下两家银行，它们都由汉密尔顿建立并牢牢控制着。这两家银行对于商人——特别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们——贷款流程审批严格。伯尔从自己和民主党人的立场出发，想打破这种垄断。然而想从汉密尔顿等人控制的州政府手中拿到这个银行的“准生证”，显然难上又难。伯尔的办法是，成立一家自来水公司，名义上为纽约城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实际上把允许这家公司开办银行的条款巧妙地隐藏在公司章程的小字里。 在18世纪末的纽约，由于四面环海，居民仍然在喝井水。当井被废物和生活垃圾污染之后，富人们尚能喝到从城外运进来的淡水，但其他人只好听天由命。脏水带来的霍乱、疟疾和其他疾病横行纽约。伯尔利用这个机会，成立了一家自来水公司，并在公司章程里悄悄塞进这样的条款：“为了向纽约城供应干净、卫生的水……公司可以动用任何盈余资金购买公共股票或其他股票，或从事任何其他资金交易或业务经营。”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条款。公司成立之后，一根水管都没有铺设，就马上开设了一家银行，并向伯尔本人贷款6万余美元——以当时的标准，这是一笔巨款——然而它提供的水却从没有真正“纯净和卫生”过。 汉密尔顿在这一事件中，可谓棋差一着。当纽约市政官员建议，由市政府而非伯尔操控的这家公司来提供饮用水时，伯尔以其如簧之舌，说服两个党派的5位领导人和他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向市政府说明由私立公司承担这一项目的诸多好处。汉密尔顿的名字，在这个委员会的名单里赫然在目——当时连他也没有意识到伯尔的阴谋。在曼哈顿银行问世之后，汉密尔顿大为懊悔愤怒，抨击它为“法理上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怪兽，同时又是一个获得巨利和影响力的方便工具。” 怀着对伯尔的愤怒，汉密尔顿给参议员古维纳·莫里斯写信，将伯尔称为是一个“只有野心没有原则的人”。 由此，他开始了对伯尔的新一轮绞杀。他奉劝联邦党人不要投票给当时正在竞选副总统的伯尔，致使伯尔落选。在伯尔退而竞选州长时，汉密尔顿再次站出来，在《阿尔巴尼纪事报》上表示“伯尔是个危险的人”。与此同时，伯尔寻获了汉密尔顿写给情妇的情书，并伺机公布。两人的积怨越激越深，最终在那场著名的决斗中彻底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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