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城历修方志漫谈

丰城历修方志漫谈

作为中国三种文字历史的主要载体之一，地方志和正史、族谱一样受到历代地方行政官员的重视。尤其是在有“文章节义”之称的江西，修撰方志的频率密度以及质量数量，一点也不比同样称为“人文渊薮”的江苏、浙江逊色，当然也包括在江西属于“上等县”的 丰城 。      丰城 有文字记载的旧志一共修撰过十五次，其中宋代五次，即祥符、绍兴、淳熙、嘉定、淳佑《丰水图经》;元代一次，即延佑《丰水续志》，一称《富州志》，以上这些志基本上都失传了;明代三次，即《 丰城 县志》，一称《马湖志》;嘉靖《丰乘》、万历《续丰乘》;清代五次，分别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 丰城 县志》;民国一次，即民国三十七年编成的《 丰城 县志稿》。     这些旧志修撰的时代背景，大多数都是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编撰完成的。如 丰城 宋代的志，基本在南渡后政治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以后修成;元代仅有一部志书，也是在经历了战乱后的短暂稳定时期始修;明代两部志，分别是在明代“仁宣之治”后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万历时期;清代的五部志，都修在“康乾盛世”时期、“同治中兴”时期。民国志创修于抗战胜利后，是全国民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相互迸发的结果。      丰城 地方志自明嘉靖《丰乘》以后的七部方志都见存，而且同一部志越往后存世的复本数量越多，如同治志就在全国至少二十五个公私图书馆有藏，《丰乘》只在宁波天一阁有硕果仅存的残本。     方志主修往往是在 丰城 为官作吏的外地人，但主纂一般都是清一色的 丰城 人。这样的做法一是地方人士熟悉地方情况，而且在工作中带有强烈的家乡观念和工作激情。这些主纂都有三个特点，一是科举出身，受过系统的教育和学术训练，这样就保证了撰修者的自身素质;二是有丰富的阅历，大多有过治理州县的经验，这样就保证了撰修者对州县事务的深入了解和体会;三是品行高洁，具备修志的才、学、识、德。他们大多是辞官谢政归来，热心家乡建设，在地方上有着很高的威望，而且文采斐然，有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如宋元方志的主纂甘同叔、王孝友、李义山、李克家等都是一代名臣。主纂们除了上述资历外，还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以保证在旷日持久的修志历程中保持工作能力。以现存七部旧志为例，我们谈一些主纂们的主要情况。     从籍贯分布看，这七部志书的主纂大多是城里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非偶然，主要与城区是 丰城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关，地理的优势也决定了他们参与乡邦事业的便利性和主动性。其中嘉靖志主纂 李贵 是城内后巷李家人;康熙志主纂陆履敬是城内陆家巷人;乾隆志主纂唐光云是城内大北门尚书第人;民国志两位主纂之一的任传藻是城内后街人。这四位主纂居址方圆几乎相距不到一里路，密度极为惊人。另外几位主纂，嘉庆志两位主纂之一的丁奠猷骏是城郊沙湖丁家人，另一位主纂罗拔是荣塘白沙人;道光志主纂毛辉凤是石滩大塘人;同治志主纂周文凤是孙渡凤凰人。民国志另一位主纂杨向时是对河曲江钟山口人，距城区的距离都是比较近的。    上述诸位主纂中，都是举人进士出身，不仅文词一流，而且有着治理地方的经验和良好的个人品格。如 李贵 是吏部尚书李裕的曾孙，自己有着令人艳羡的乡试解元、进士、翰林等一连串耀眼光环，后任四川按察副使等职，居家以著书讲学自娱，“四方士翕然从之”。陆履敬是顺治进士，“学问深邃，是于是非得失，凡令丰者，有兴革必造庐商榷”。唐光云“读书目数行下，文誉动一时”，他主纂县志，“秉笔谨严，称完书”。后任四川长宁知县，“长宁人以明仁诵之”。罗拔是乾隆进士，先后任湖北巴东、黄陂知县，致仕后主讲狮山义塾、贵溪象山书院，修志时仍不顾高度近视，坚持修撰;丁猷骏则是江西乡试第一名解元丁·的孙子，自己则是举人出身，任过教谕、训导、江苏江浦知县等职。道光志主纂毛辉凤是嘉庆恩科举人，先后为四川彭县、灌县、江油、綦江、乐山、巴县知县，人称“毛青天”。同治志主纂周文凤是举人出身，与翰林徐士谷齐名。民国志主纂任传藻是前清的举人，在民国做过河北曲周、藁城县知事。杨向时在心远中学、无锡中专虽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但国学功底深厚，他和任传藻都是“龙山诗社”的密友，他还是江西通志馆副馆长辛际周的乘龙快婿，参与过《江西通志》的编修，回乡修《 丰城 县志》更是驾轻就熟。    就历修县志的质量而言，可以说是瑕瑜互见、而瑕不掩瑜的。其优点如道光、同治志卷帙浩繁、体例完备;刊刻精良、装帧细腻;主们能在编修中以身作则，不“夹带私货”等;一些弊病则是由于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历史原因，如连篇累牍地对封建节烈妇女的行为歌功颂德;对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禁区讳莫如深;把一些属于民间传说性质的故事当作正史采信;还有的就是一些“技术故障”了。如不知崇仁县旧名罗山县，而将崇仁《罗山志跋》误当作 丰城 罗山资料收入艺文;朱熹与甘惟寅《龙光书院诗》重收，只是个别字句有异;还有就是一些校对问题，如同治志《文职》将万历知县、名臣汤兆京误为“汤京兆”，导致新志更误为“阳京兆”;《学宫》将孔庙创建时间绍兴十三年误为“绍熙十三年”等，这些都是本可以避免的硬伤。但是，我们还要感谢和学习旧志，使我们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才能有利于编好更多的新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