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是《“愚人船”何以可能》，这是借用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用语，目的不仅在于研究福柯著作中重要的批判意象“愚人船”的具体面貌，更要探求福柯是如何塑造出这个供他批判的“愚人船”的。 一、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愚人船”何以可能？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福柯所要批判的对象是什么。初看《疯癫与文明》，很容易受到福柯动人描写的感触，因而产生一种错觉：他是在书写人类建构控制疯癫的言语城堡的历史。福柯对此有明确的澄清：“我的目的不是撰写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而是论述那种沉默的考古学。” “考古学”作为福柯学术研究的特色，意在推翻书写的历史对于人的意识的建构作用，通过对原始细节的观察分析来批判精神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 在这里，福柯的考古对象是一种“沉默”，因为“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联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的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 现代“理性人”与“疯人”之间的裂痕就是那种拒绝交流的沉默，而“精神病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独白。他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 ，这也成了福柯的考古材料。 关于这份研究的价值，福柯认为是由于“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而福柯一再为自己这样石破天惊的研究方式、内容和结论辩解：“我们所进入的领域既不是认识史，又不是历史本身，既不受真理目的论支配，也不遵循理性的因果逻辑，因为只有在这种区分之外因果才有价值和意义。” 福柯将自己的研究置于任何区分之外，也为了观察种种区分的病态，因为他所要质疑的，正是“一种文化的界限，而不是文化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福柯的著作中有两种“疯癫”。一种是通过精神病学诊断确定的“疯人”所患有的疾病，他们多存在于精神病院，少数流散在城市中，而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疯癫的气质。另一种是现代社会在“沉默”的基础上的“疯癫体验，即把精神错乱归结为精神疾病。” 相比过去将疯人作为智慧的持有者的体验相比，这种转变所形成的是一种新的结构，“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 。简言之，这是一种无言的、冷漠的对精神错乱者在文化意义上的区分，承认其生物特性，却将其排除在“人类文明”这一概念之外。福柯正试图通过考古提炼出这种“疯癫”。
“愚人船”是中世纪文学和社会生活中处置精神错乱者的特殊工具，人们将疯人送上船，任其漂流。福柯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近代社会精神世界中精神错乱对麻风病的替代，也就是精神错乱取代死亡威胁，福柯有一段相当系统的论述：“疯癫主题取代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受到质疑的依然是生存的虚无，但是这种虚无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外在的终点，即威胁和结局。它是从内心体验的持续不变的永恒的生存方式。” 原本疯癫并没有成为区分人的重要条件，疯人们游荡在欧洲各地，他们的形象通过各种文学作品成为了神秘智慧的象征，疯人经常可以说出关键的话语。而近代的麻风病院成了疯人院，人们随之对疯人实行大禁闭，并且无情地静置疯人，这并不是人类理性的明证，恰恰是另一种疯癫的表征。“疯癫是对某种虚假结果的虚假惩罚，但它揭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从而使问题能真正得到解决。”而这种问题“无需任何外部因素便可获得某种真正的解决，而只须将其错觉推至真理。” 福柯是这样概括这种变革的：“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它们不可分割的时候，正是它们尚不存在的时刻。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存在于交流之中，而交流使它们区分开。” 福柯的研究显然是透过对“疯癫”的挖掘而完成的。“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 福柯将历史对待疯癫的转变看做“理性的流动”，更因为世俗观点中的疯癫（即精神错乱）处于被选择、被安排的境地，因此疯人过的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 。
二、福柯的意象“愚人船”何以可能？ 针对福柯的研究，最多的批评在于“愚人船”的真实性。福柯的论据多半来自于古代传说、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绘画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塑造了许多引起共鸣的形象，然而将他们的描绘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写照，是否有失片面呢？例如，福柯对于文学中的疯癫形象的典型作了归纳，目的是将需要“废止”的“悲剧性的疯狂经验” 的形象具体化：“浪漫化的疯癫”来源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狂妄自大的疯癫”来源于伊拉斯谟的《愚人颂》，“正义惩罚的疯癫”来源于高乃依的《梅里特》，“欲望情欲的疯癫”来源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其他戏剧。这些形象无疑是典型的，然而用来区分疯癫的形态似乎有失严谨。另外，文学作品中的疯癫与现实生活中的精神错乱有着许多区别。纯粹的精神错乱，传统的、经验的沟通方式发生障碍，存在于日常生活，而沟通的失败是使得习惯于传统经验的人排斥另一种疯人。这种排斥变得很严重，以至于也常常以残暴的方式出现，显得无理取闹，丧失人性。不过，我们不该把对精神错乱者的冷漠称之为“疯癫”，以免这两者之间可以画上等号。 然而，即便这种不甚严谨的描述方法显得如此不可靠，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福柯的叙述带着一种很强的体验。当我们观看杰克·尼克尔森的电影《飞越疯人院》时，同样会有一种奇怪的压抑感，紧闭疯人的地方成了一个无比残酷的场所，不仅不能与一些文学作品中光辉的愚人形象媲美，甚至连被放逐的愚人船上的疯人们也不如。福柯的敏感特质起到了作用，他将这种无情无意的排斥放在了人们面前。然而他如果足够聪明，是可以预见到人们将会如何对待这部作品的，即继续用一种实证的方法来否定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并且试图将其言论的锋芒尽可能得降低到“奇谈怪论”的程度。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福柯所提炼出的这种存在于现代理性背后的疯癫，事实上是一种区分人的“异己感”。无论是哪一种批判理论，似乎都以某种方式陈述了这个问题。建构主义者所讲的“认同”及其构建也同样承认，人将用排他的方式来确认自己。文明人的成长过程中必须不断排斥非文明人的特性，以树立起自己的身份。 福柯的叙述如同文学作品一样充满感染力，他所运用的材料尽管不符合当时学术体制下的研究规范，然而福柯在一开始便交代了自己的研究不能受限于某种传统的框架，也拒绝被归类为某一个既定范畴之下。这里也不希望为福柯谋求准确的位置，而是试图发现他的著作中的现实价值。正如他自己说的，区分在交流中产生，最终的那种沉默宣布了两者的必然分离。从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从原先哲学的统摄万物到现在学科的精细分支，其中也布满了难以计数的“沉默”。人们在书写自己的文明史的时候，必定也在书写一部“野蛮史”，而这当中也包含了疯癫的历史。我们因何而感到自豪呢？如果因为努力的区分有了成果，高大的围墙把原先的泛同类划分出去而确认了自己，那也就是福柯最担心的结局。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除了区分之外，区分的结果也并不令人乐观，无论是个人主义的哲学信条还是实证主义的确诊方法都出现了无法自愈的问题和局限，如今回望，敏感的人不难和福柯一样忧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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