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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民主如何解决具体生活问题？笔者经历过两件事，一件发生在美国，一件发生在中国，大家不妨对比一下。
当时我在一所加利福尼亚著名大学边上有一处公寓房产，整个小区有三十多户人家，户主大多是退休教授和职工，我是最年轻的户主，因此被选为“小区总统”。这个总统到也算清闲，平时走走看看周围，花匠工作如何，卫生清洁如何，每年定期检查白蚁等等。唯一比较难的是每年要召集各户开户主代表会议，总结年度财政，并做下年度的预算。不过，最令人头疼的是邻里纠纷处理。这些户主都非常懂法律，而且口才甚佳，各执一词，难解难分，如果闹大了，每次都要经过调解和仲裁过程，不但让小区管理费支出增加，而且后续矛盾丛生。
一般而言，这三十户人大多不过问小区管理，参加年会的人也只有十户人家，每次主持会议都走流水程序，把尖锐问题放到最后讨论。有一家抱怨邻居的树木遮住了自己的窗户，另一户投诉邻居的狗叫的很凶，还有一户说楼上邻居违规把地毯换成了木地板造成天花板声音大，我便逐条依照小区管理规则开展讨论，先安排调解，不行的话再找法律程序渠道。
没想到，那只狗的主人回信说“我的狗是小于一尺长的齐娃娃品种，这符合小区规则的限制”，经过协商，她同意不把狗放出门，算是妥协了。那棵树的主人回信说“小区规则并没有限制树的大小尺寸，我不容许砍树”，最后，经过协调他同意由小区出钱修理树枝，让邻居窗户多了些光线。可是，那户安装地板的户主回信说“我已经委托律师处理这宗案子，你将收到律师信”，小区管理小组只得应战，也向那户人家发出反告信。按规则，先要庭外调解，由户主、楼下邻居和小区各出三分一费用拆除地板换回地毯。规则就是规则，但如何维护规则却是一门艺术，各方都要找出一个妥协契合点，否则官司会越打越大，不可开交。
我在广州短住在一位亲戚家，那是个非常独特的豪宅小区，可是有一户主动工拆掉原有房子，打算把三层楼改建成五层，把地基延伸到公共道路分界线，一时间让小区内议论纷纷。按照小区章程这是严重违规，于是我向小区提出召开小区管理会议就此讨论。但是小区管理公司推辞不负责此事，我不得不挨家挨户去送信倡议此事。很快有人来告诉我“别管闲事”，据说那户人家背景特殊，小区根本不敢管。但也有人私下支持我，揶揄我去上告市政府。我心想，我要那么做不是成了喧宾夺主了吗，何必呢。没过多久，出现了第二户人家同样拆旧建新，接下来是第三户、第四户。。。半年之内，小区中那数十户改建弄得机器隆隆，道路堵塞，砂石车来来往往。这就是所谓的“破窗效应”例子。
过了一段时间，当时当政的万书记心血来潮要搞亚运会市容整顿，派了一小队人来强拆违章建筑。当他们看到那些五层四层的漂亮豪宅，那敢动手？最后，只得选了一户只等着封顶的新楼，把加建的四楼给砸掉了，并不许复工修建，算是个交代了。
如果把这两个国家处理同类事件的过程对比一下，我们对于自由民主的概念就会清晰很多。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人性恶，人性贪，但美国对于私有财产有明确司法保护，这具体体现在小区规则之中，即使发生纠纷可以内部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最终还是用财产权益方式妥协解决，不至于造成司法层次扩大化。美国司法部门对于所有涉案人都是一种威慑力量，大家都怕官司闹大会得不偿失，一般都点到为止进行妥协。有人说“美国的民主自由是靠律师们撑起来的”，没错，有这班饿狼一样的律师大家都谨慎多了。相比之下，中国人处理财产利益时，往往采取个人私利最大化态度，罔顾社区利益，根本不把法律当成一回事，有钱就敢动手，纠纷就找靠山，很快整个势态一边倒，造成破窗效应，人人一起违法搞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导致集体和社会规则丧失殆尽，官民关系无所适从，不得不出动最高权力打压抚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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