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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汉地 ——韩城盘乐宋墓杂剧壁画所见丝路文化交流
摘 要： 2009年3月陕西韩城北宋墓葬杂剧壁画的发现，不仅为戏曲研究者提供了重大的反映北宋杂剧的实物资料，而且从整个墓葬的情况来看，也深刻地体现了中古时期以至于宋代沿着丝绸之路西域胡人逐步融入汉地的过程。韩城宋墓墓主人检测出的体质人类学上的西亚人种特征、该墓独特的葬仪、棺椁形制与葬俗，无不指向曾经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群，本文从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等方面尽力论述陕西关中尤其韩城地区入华粟特人的活动遗迹，以期揭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交融，而这种交流又恰巧体现在该墓出土的颇有意蕴的戏剧活动上面。 关键词：丝绸之路；宋杂剧；佛教；粟特；
引言：关中地区见证了戏剧的发展与融合
中国戏剧本身是文化交流和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交融的象征。这种交流在中古时期的隋唐两代达到高峰，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张籍《凉州词》）“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这是唐诗中留下的丝路文化、经贸双向、对等交流的场景。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作为汉唐京畿之地的关中地区尤其见证了中国戏剧在此地的聚合、交融，乃至在多元共生、极具包容性的唐文化母体内不断发展演进，至五代、北宋时期，中国戏剧的发展、定型也在这一地区表现得逐步深入。2009年初陕西韩城北宋杂剧壁画的出土即是这个发展过程的又一生动例证。 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韩城市新城区盘乐村考古钻探，发现古墓葬47座，但由于绝大多数被盗严重，仅发掘汉、宋、清代墓葬12座，其中，编号M218的一处宋代墓葬由于未被盗掘以及墓室未遭淤土浸扰，墓内壁画以及墓主遗骸保存完好而引起广泛注意，尤其该墓西壁表现宋代杂剧内容的壁画成为戏剧研究的一个新焦点，笔者曾有专文参与讨论【1】，此处不再赘言。本文不揣浅陋，仅就该墓迥异于汉地的独特葬式以及由墓主人人种信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再作探讨，冀望方家教正。 盘乐村古墓群数量众多，年代自汉及清，可见该地亦是一处宜于人居的自然聚落，期间发展兴替，作为个案可能在历史长河中闪烁不明，然而由于此次发掘出土，尤其编号为M218的宋墓，足可照见韩城地域人文历史之闪光与耀目之处。惜乎该墓葬群发掘简报未出，尚不能详尽一睹整个墓葬群特征，仅有相关此墓的零星文章以及为数不多的着眼于戏剧史角度的研究文章，故而还无法推测此墓葬形制究竟属于个例还是共性？抑或此墓与其它墓葬关系如何？不过，就此墓所呈现的墓主人人种信息，已足以知晓约公元四世纪以来沿着丝绸之路入华西域的胡人逐步汉化的进程，或者说，这些在中国历史文献中被称为“杂胡”的人群已经完全淹没在汉人丛中。这是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盘乐宋墓为砖券墓室，长2.45米、宽1.45米、深7.4米，其南端带有一条竖穴墓道，从外部葬式结构上讲，无一例外它属于汉地葬式，但是，该墓却在内部的形态上呈现出一些完全不同于汉地的具体形制（如不用棺材，而采用砖石砌成的榻床，并附有木制围栏，在考古学上称为“围屏石（砖）榻”或“石棺床”的类型）引人思考，因而作为一个很好的足可解剖的样本，韩城盘乐宋墓正如它最初被研究者关注的价值一样，新的解读也将会一一呈现在其描绘于1000多年前的颇富意蕴的戏剧内容上面。同时，本文还将不惮其烦，一再申明中国古典戏剧正是一种文化交融的象征。
一
综合有关此次韩城宋墓发掘的新闻报道及部分研究文章，关于该墓墓主人异族身份（人种种属）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葬式：“墓室内靠西壁有石床，长1.95米，宽1.13米，高35公分，石床至墓（室）顶1.65米。石床上置木榻，而不用棺材。”【2】 很显然，这与汉地葬式极不相同。榻式葬具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基本都与丝绸之路上来自西域的胡人联系紧密，尤其是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群，他们在中国古籍中被通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或者“胡”，这些入华粟特人在逐步融入中原文化过程中，一步步接受汉地文化包括葬俗，因而在其墓葬形制上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点，既保持本民族特征，又具有汉文化深刻影响。这种榻式葬具，又被称为“石棺床”。 关于粟特胡人墓葬的葬具形制，依据出土资料，形制多样，虽有争议但是还是以围屏式的榻床居多，有的作围屏石榻状，有的则和北魏以来的石棺床相似，不一而足，荣新江先生以现有出土的葬具图像资料，姑且笼统定其名为“石棺床”【3】。只不过，韩城宋墓由于其平民性质和时代特征（如宋代实行“非官不志”，即非官员不允立墓志等），形制与“石棺床”接近，仅仅是材料为砖砌而成，在砖质榻座上布置有木质围栏而已。 2，夫妇合葬及两人体质特征：据陈海涛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在唐代，夫妻合葬之风盛行，墓志在记录夫妻合葬之时，往往要称之为‘礼也’，即被认为这是符合周礼，现存大部分志文都证实了这一事实。唐代入华粟特人必然也受到了这一影响，这在入华粟特人的墓志中也多有反映。”【4】也就是说，夫妇合葬墓的葬俗，正是粟特文化深受汉地文化影响的结果。因为，夫妇合葬的墓葬形制在中亚地区迄今并未由一例发现，因而，它必然是深受汉地唐代文化影响的结果。 我们知道，葬俗是一个民族最底层的文化现象之一，其影响力虽然会随时代发生某种变化，但最主要的特征则保持稳定，因而入华粟特人群在唐代墓葬中所反映的这一特征，必然会保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考古学上墓葬形制几乎就是考察不同民族之间、种群之间差异的主要尺度之一。韩城宋墓，或许正是这个现象的反映。 “M218为夫妇合葬墓，墓主未用棺而直接置于砖榻上，出土时盖有粗纤维的毯子，身着衣物和骨骼已完全腐朽，但仍能分辨出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北。男性居东，骨架长1.80米；女性居西，骨架长1.65米。两者头发尚存，均为棕红色，目前已送交检测。”【5】 “二人均为黄色发髻，这究竟是属于当时西亚人种，还是由于埋葬时间长而发生变化待考。不过，女墓主鞋长18公分，前方向上卷，可见不裹脚，为非汉族说增添了旁证。两人均身穿粗纤维织物，并且墓内没有其它随葬品，也都与汉族习俗不符。”【6】 “值得说明的是，女墓主双脚骨骼经韩城矿务局附属医院骨科医生现场鉴定，未发现有遭受外力压迫的迹象，换言之，绝无裹脚，这对于研究宋代民俗当有重要价值。”【7】 关于该墓墓主人的人种信息，目前尚无正式简报发表，仅有初步的检测结果。有人曾推测墓主人为“契丹”或“西夏”种群【8】。不过进一步通过墓主人头发DNA检测结果后，证实墓主明显的具有西亚人种特征，因而排除契丹、西夏一类的推测。总之，该墓给人第一印象，即是非汉族特征明显。 3，手中握钱：经初步清理后发现，女墓主双手均握有钱币，其右手为两枚唐代“开元通宝“；左手握有3枚北宋真宗（在位公元1068—1077年）时期的“熙宁元宝”（笔者综合本次考古发掘有关资料）。 手中握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无论在判定该墓葬的年代下限，或者考察墓主人所属的种群丧葬礼俗上都极有价值，详见下文评述。
二
上述三条，为我们研究该墓墓主人人种归属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结合中古时期中亚胡人通过丝绸之路在长安（或关中地区）与中原民族逐步交融的历史，我们以韩城宋墓为例做进一步分析。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来自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粟特地区的人表现得最为持久，交融也最为充分、深入，“就今所知，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的于阗、楼兰、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和长安、洛阳等许多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他们的后裔渐渐汉化，但不少人的外表还是深目高鼻。”【9】某种程度上说，粟特入华实质上是一场移民运动，中国古代文献以及最近的考古发现都已充分证明。陈海涛先生认为“这些粟特人虽然主要是以商业活动为主，但可以想象，如此大量的粟特商人来到中原，……其中大部分以后自然就留居于中原，这与单纯意义上的商业活动还是有一定区别。从其客观结果来考虑，也应将其看作是一场移民运动。”【10】 粟特人一波一波、持久不断地入华，为中原腹地带来大量西亚、中亚的宗教、美术、音乐、舞蹈等等文化，这些文化深深地植入和影响着中古时期中国（本文同时也以“汉地”代称中国）的文化。位于关中东部、同时也是粟特人继续北上太原、并州、幽州等粟特聚居区重要路径上的韩城宋墓的发现，则又是给这一波移民运动增添了一例异常生动的文化交流的物证。由于历史原因，粟特人入华虽经安史之乱后逐渐减弱，但仍有证据表明唐末、五代直至北宋时期，入华后的他们在汉化程度上愈来愈深入，这一点韩城宋墓表现得相当鲜明。 需要指出的是，汉化过程是复杂的，因为粟特迁入长安或关中的时间并非一致，入居时间上具有一种接续性的特征。“粟特人入居长安，同敦煌和六胡州的差别还在于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唐代来讲，并没有一个始终的界线，它上承北朝及隋，基本结束则一直持续到晚唐回鹘衰落之后，几乎伴随唐代之始终。这一特点，决定了长安粟特人在汉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性，也就是说当一些粟特人在一段时期的融合之后已经基本趋于汉化之时，而另一些粟特人才开始进入长安，也才开始他们的汉化过程。”【11】 参照20世纪初以来重要的粟特墓考古发现，我们可以从其独特的墓葬形制、葬俗（手中握钱）以及入华后的宗教转换上面作一考察。 1，围屏榻式的葬具 2004年4月，在西安北二环坑底村发掘清理的北周康业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第七座右围屏榻或石椁的粟特人墓葬”。【12】围屏榻，宋以前的发现均为石质，故有的学者称之为“围屏石榻”，也有时称作“石棺床”，韩城宋墓出土的类似形制的葬具，在材质上为砖木结构，这可能是由死者的民间身份所致。 学者们对“围屏石榻”或“石棺床”的重新审视，是缘于1999年7月山西太原发现虞弘墓和2000年5月陕西西安发现安伽墓引起的。荣新江指出，“这两座墓的发现，也确证了此前发现了几个类似的石棺床，应当都是北朝至唐初的粟特胡人墓葬出土物，很可能就是当地胡人聚落首领萨保的墓葬。”【13】 笔者整理这些围屏石榻墓葬包括：（1）20世纪初河南安阳出土而分散藏于巴黎、科隆、波士顿等博物馆，已知年代最早；（2）日本Miho美术馆藏传山西出土石棺，年代在北朝后期；（3）1971年山东益都发现北齐石棺；（4）1982年甘肃天水发现北朝晚期或隋初石棺；（5）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虞弘墓，年代隋；（6）2000年西安北郊发现安伽墓，年代北周；（7）2004年西安北郊发现康业墓，年代北周。 荣新江进一步指出： 这些出自陕西、河南、山西、甘肃、山东等不同地域的石棺床，其上面所镌刻的图像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石棺的主人，有的是粟特聚落首领，有的是管理粟特聚落的官员，表明它们反映的是同样的观念，特别在表现日常生活方面，可以说是粟特聚落内部形态的真实体现。【14】 这些考古资料依然反映的是入华粟特人一步步融入中国的历史事实，北周安伽墓尚有火烧痕迹，亦即还保留中亚祆教某些葬俗，但至虞弘墓、史君墓、康业墓火烧痕迹已经消失，这是汉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因此韩城宋墓更无火烧迹象，表明他们基本融入汉地。 2，手中握钱的葬俗 在众多的北周、隋唐粟特墓葬中，还发现有粟特的死者口含或手握钱币的葬俗。例如西安北郊发现的北周康业墓，“死者不仅在右手握有一枚‘布泉’铜钱，而且还在其口中含有1枚东罗马金币”。【15】宁夏固原也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粟特聚落之一，其中发掘隋代粟特人史射勿墓，也出土有2枚波斯银币，两侧穿孔，据有关专家推定“显然不是作为流通之用，当为墓主生前饰物，结合发现时的位置是在头部来看，推测入葬时可能是含于墓主口中。”【16】有学者指出，入华粟特人群这个独特的葬俗现象，“显然是受到了中国传统葬俗死者口中含币和手中握币的影响。”【17】 究其原因，曾主持固原南郊隋唐墓葬的考古学家罗丰先生认为：“从死者口含、手握外国金银币习俗的总体分布来看，新疆吐鲁番市这种葬俗的集中分布区，进入内陆则与粟特人的具体流向有关，固原、西安、洛阳、内蒙古水磨沟和朝阳地区都有明显的粟特人指向。葬仪是中国古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寓中国的粟特人在入乡随俗方面有着相当程度的妥协。当然这种妥协的基础，是汉地葬仪形式代表了潮流化的方向，使每个生活在中国的粟特人不能不考虑接受。长墓道、多天井的土葬形式，记载自身生平事迹、家庭来源的墓志均为粟特人接受并使用。”“口含、手握金银币理应被看作是粟特人流寓中国后演进的一种重要葬俗。”【18】但同时，这个习俗也不能不说是粟特汉化的结果。 有关习擅经商的粟特人口中含钱等风俗，从古代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唐会要》卷九九，康国条载： 深目高鼻，多须髯。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手内。欲其成长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19】 也就是说，粟特人在孩子出生之时，就要在其口中填蜜，手中握钱，这是这个经商民族独特的习俗，自从入华以来，他们应该更为重视。从生到死，不会有大的改变，所以，死后在葬俗中依然保持，而且其影响力十分深远。 日本学者菅谷文则主持发掘调查的唐招提寺金堂须弥坛上的药师如来立佛左掌中就发现有铜钱。“药师如来立佛高336.6cm，偏袒右臂，右肩斜挂大衣，左手掌向前方垂下，中指稍向内侧弯曲。掌有手纹和地纹线。自拇指的根至掌丘即中指的延长线上发现了三枚铜钱。背在上面的是和同开诊，中间是表为上的隆平永宝（与合同开诊对面），最内侧的是表为上的万年通宝。这三枚所谓的皇朝钱纳入的方式是，最新铸造的隆平永宝为最内侧，按照铸造时间排列，最古的和同开珍在最外侧。”【20】而这尊佛像，则是随鉴真和尚东渡而来的粟特美术师安如宝所塑造的，这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的情况。 韩城宋墓中女主人双手握钱，就可以看出这个习俗的根深蒂固，至宋代仍然存在。
三
由韩城宋墓壁画中东壁所绘《佛祖涅盘图》，我们再着重来看粟特人群的宗教信仰问题。应该说，粟特地区的宗教是丰富多样的，正像毕波指出的那样：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粟特地区不仅是南北东西交通、贸易的十字路口，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汇中心，因此，粟特本土的宗教信仰可谓种类多样、丰富多彩，这里既有来自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的异端聂思托里教（唐代称为景教）、摩尼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也有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和北部草原地带的萨满教，还有当地民众的土著信仰。【21】 因此入华粟特人也把他们信仰的宗教诸如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22】带来中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宗教信仰和汉地发生碰撞、交融，甚至转换，以汉化的面貌呈现。毕波就认为“这是因为在中古时期的中国，佛教信仰是占据人们信仰空间的一种主流宗教。进入中国的粟特人，在中原的环境下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因此就有一些人改宗了佛教。”【23】关中地区信仰佛教的粟特人有相当数量，如唐中期高僧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岐，遂为凤翔人。”（《宋高僧传·神会传》）《安节令墓志》称其先辈“历仕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唐代墓志汇编》）。【24】 在韩城宋墓壁画中，东壁《佛祖涅盘图》，不仅在内容上完全表明粟特人转换了宗教信仰，由祆改佛，融入汉地，而壁画中的人物也有反映，其中有两个留须的汉装人物，站立在佛祖身边，其中一人挽起右手抚摸佛祖的足部，另一个手端香炉面向佛祖，正如康、孙一文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场景体现了北宋以后佛教在关中地区的进一步汉化特征。这两个人物“约四五十岁年纪，呈现出中原人的面部特征，与画上其它人士的神目高鼻形成明显对比。可以认为，这是佛教汉化影响所致。”【25】 究其实，粟特人的宗教转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宋朝初定，历五代更迭，祆教在中原完成了“佛教化”、“中国化”的过程。比如，粟特文化融入中国佛教文化之中，这种融合，大抵在北宋时期完成，其制度性因素就是“祆祠入祀”。《宋史》卷一百二《礼志》载： 建隆元年，太祖平泽、潞，仍祭祆庙、泰山、城隍，征扬州、河东，并用此礼。……初，学士院不设配位，及是问礼官，言：“祭必有配，报如常祀。当设配坐。”又诸神祠、天齐、五龙用牛祠，祆祠、城隍用羊一，八笾，八豆。旧制，不祈四海。帝曰：“百谷之长，润泽及物，安可阙礼？”特命祭之。【26】 其结果就是林悟殊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祆庙、祆祠已与中国的泰山、城隍等传统祭祀对象一同被纳入官方轨道，按官方规定的标准享受祭祀，这说明祆神已进入了中国的万神殿，且位居上座。”【27】粟特人自己信仰的祆教已逐渐失去自己原有的特征，而被汉化改造，融入汉地文化之中。宋人董逌《广川画跋》卷四《书常彦辅祆神像》条云：“元佑八年七月，常君彦辅就开宝寺之文殊院，遇寒热疾，大惧不良。及夜，祷于祆神相。明日，良愈。乃祀于庭，又图像归事之。属某书，且使世知神之休也。祆祠，世所奉梵相也。其相希异，即所谓摩酰首罗，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摄服四方，以卫佛法。”【28】可见，宋人已明确地把祆神转换为佛的护法。 另一条宋人的记录则是《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条云：“大内西去，右掖门祆庙，直南浚仪桥，街西尚书省东门，至省前横街，南即御史台，西即郊社。”【29】在这条记载中，位于北宋都城的繁华地段祆庙，祆教各种繁琐严格的宗教仪式与祷告活动消失殆尽，林悟殊先生因此推测：“当时的祭祆活动无大异于其它民间诸神的祭祀，无甚特色值得一书。”【30】 韩城宋墓壁画无疑反映的是粟特入华后逐渐融入汉地轨迹上的一个点，一个生动的例证，特别是它极其生动地绘制的佛教题材的绘画。
四
韩城地处关中东部，是长安通往中国东北方向等地的重要通道，不但在军事地理上极其重要，而且在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上十分瞩目，因此中古时期，也是来自丝绸之路的西域胡人包括粟特民族在汇集于长安之后，然后再向中国更广远的腹地继续深入的路径。 这一地区，最早出现“粟特”族名的是前秦建元三年（367）所立的《邓太尉祠碑》，其中记载有前秦冯翊护军所统诸部落的名称： 大秦苻氏建元三年，岁在丁卯，冯翊护军……（笔者略）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兼治夏阳。【31】 夏阳，即今之韩城，这条记载证明当时渭北地区包括韩城等地就有粟特部落的活动。另外，《魏书》卷四一《源子雍传》也记载：“贼帅康维摩拥率羌、胡，守锯谷，断罂棠桥，子雍与交战，大破之。”锯谷，唐长孺先生考证为：“按《太平寰宇记》卷二八《同州韩城县》有崌谷水，在县南一里，注于河，其地正是冯翊护军所属。”【32】这条记载中的康维摩，即是粟特姓氏，据马长寿先生推测，此粟特康姓一族，为由蓝田迁徙而至冯翊的，《晋书·姚兴载记》透露世居蓝田的粟特人康宦驱略白鹿原氐、胡数百家奔上洛。【33】也就是这说粟特胡酋率众在渭北地区仍然还有活动。 2000年西安大明宫遗址北出土《安伽墓墓志》，题为“大周大都督同州萨保安君墓志铭”，由此可知，安伽实为北周大象元年（579年）以前的同州萨保，同州即今陕西大荔。“从萨保一词可以推知，在北朝末年，同州地区仍然有从粟特地区迁徙而来的粟特人形成的聚落，安伽墓出土的围屏石榻上，形象地展现了他们的生活情形。”【34】
五
中国古典艺术中，戏剧的综合性就是这种艺术体上体现的交融，是文化交流的象征。 粟特主要是闻名于丝路之上的经商族群，但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也带来了特征鲜明的艺术：胡乐、胡舞，以及大量的必要的艺术人才（本文仅就戏剧艺术而言）。这些音乐、歌舞艺术催生了中国的戏剧艺术在唐代的巨大发展。 中国戏剧在唐代获得的发展，尤其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体制阔大的歌舞戏，粟特人带来的音乐和歌舞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首先，粟特人居留长安，在唐人眼里，他们兴贩发财、资产雄厚、歌天酒地，奢靡的生活中，乐、舞是必不可少的元素，这些除大量为人们熟知的唐诗有反映外，敦煌文书中也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P.3813《文明判集》第1114—126行记载： 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产巨富……婆陀闟阛商人，旗亭贾竖，……绮毂缤纷，……梅梁桂陈，架向浮空；绣桷雕楹，光霞烂目。歌姬舞女，纡罗袂以惊风；骑士游童，转金鞍而照日。【35】 这样的生活，映射的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响，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36】 其次，胡乐、胡舞纷至沓来，《旧唐书·音乐志》载：“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37】，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安国乐与康国乐，隋代已把这些音乐列入官方正式国乐之中。《隋书·音乐志》中记载： 康国，……歌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拨等四种，为一部。……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正鼓、铜拨等十种，为一部。【38】 在唐代所见的粟特舞蹈中，以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为代表，唐代的文献、出土的考古资料多余反映，兹不举。 其三，粟特乐人，享誉长安。仅《乐府杂录》记载的就有：“歌者条”载元和、长庆以来，有米嘉荣、何勘；“俳优条”载弄参军有曹叔度、弄婆罗门有康乃、石宝山；“琵琶条”载贞元中有康昆仑、曹保、保子善才，其孙曹刚；咸通中有米嘉荣子米和；“筚篥条”载大中以来，汴州有史敬约等数人。【39】
正是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外来艺术激发和催生了本土艺术，戏剧正是这样一个吞吐吸纳的熔炉。毋庸置疑，中国戏剧是一个文化交流与有机融合的象征。“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左传·隐公元年》），2009年3月发现的韩城宋墓壁画就是这样生动地记录了一次空前的文化交融活动，它穿越时空，散射无穷魅力，由地下空间穿越千年位移地面，并且将深深地铭记于大地之上。
【1】焦海民：《韩城盘乐宋墓杂剧壁画初考》，《戏曲研究》第7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9月
【2】 康保成 【3】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114页 【4】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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