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海钩沉】 仁者误国（五）——定川寨之战 一，前奏 定川寨战役中，宋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对于整个大宋国家来讲，那两万五千人马的损失还算不上伤筋动骨，所以，还是不承认元昊当皇帝、建国家的独立地位。元昊为了进一步打击宋朝，移师北上，试图从北面寻找打击宋军的机会。从1041年（宋庆历元年）夏到1042年初（宋庆历二年），先后向宋的丰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府州（今陕西府谷县）发起攻击试探。这时，宋朝全面贯彻防守战略，各州、府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除了远在塞外的丰州失陷外，麟州、府州在折继闵、张亢等人的指挥下，不仅坚若磐石，而且还斩杀西夏兵马四千人以上。元昊不得不另谋他图。 这时，张元给他提出建议：说宋军的精锐部队全布置在沿边境一线，其后方的关中地区空虚，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防御工事。如果我们出动一部分军队，袭扰边塞诸州城，将他们的精锐部队吸引在边塞之上，同时以主力兵团长驱直进，直抵潼关，这样可隔绝四川贡赋，古都长安直接控制在手中，不怕宋朝不让步。张元的战略计划也是在一年前范仲淹所担心的，在战略上确是高瞻远瞩，以元昊的悟性，立即看出了这个计划的高超之处，立马付诸实施。 二，战役经过 当时宋夏边境，宋朝设置了五个防守军区，北线是麟府路，元昊已经不碰壁，而且离关中太远，走不通。西线从北至南分别是鄜延路、环庆路、泾源路、秦凤路四路。其中，鄜延路的庞籍、环庆路的范仲淹、秦凤路的韩琦，在多次的战争交手中，已显示出强大的防守能力，从这三路突破的可能性较小，只有泾原路的主将王沿较弱。所以，元昊就选择了泾原路作为进入关中地区的突破口。 王沿，是大名府馆陶（今山东定陶人），进士出身，于《春秋》深有研究，做河北地方官时兴修水利，有善名。他曾上书宗仁，建议在河北的宋辽边境上，招募当地土人当兵，不再从后方调用禁军，这一主张与夏竦、范仲淹想在两线以土兵代“东兵”的设想完全一致。王沿书生气很重，办事好走极端，他在担任陕西都转运使（相当于陕西前线后勤司令）时，朝廷为减轻向前线运送兵粮的负担，要求各防区缩减常驻边防的军队数量，让一些军队撤回内陆休息。王沿不满这个决定，认为这样会削弱边防力量，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但他不明说，直接上报陕西可一次撤回到内陆好几万人，报告交到枢密院（相当于总参谋部），当时在枢密院负责的是李咨，觉得这个数字太离谱了，就发回去，要求各防区的负责人重新统计研究好后，再上报。这回，王沿不仅不上报人数，反而上了一封说风凉话的报告，说“军机大事由你们这些大人物在朝庭之上决定就行了，用不着再让我们这些小人物讨论来讨论去的，报上去还说不对！”李咨很生气，向仁宗上奏此事，给王沿以降职的处分。 仁宗之所以又把王沿任命为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并知渭州，是因为在丰、麟、府防御战中，当时任山西并州知州的王沿上奏说：丰州孤悬于塞外，应及早放弃，将兵力撤回来。宋仁宗正犹豫间，丰州果然丢了，知州王馀庆等守将战死。通过这件事，仁宗皇帝大概觉得王沿有战略远见，就派他以枢密值学士的级别（相当于陆军“中将”的军衔）担任泾原战区的司令。 王沿到任之后，所做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是加强了渭州（今甘肃平凉）的防御能力，原先的渭州城池太小，容不下太多的驻军。所以，他在城西五里处修筑了新的城墙，将城防区域扩大，这一举措在后来防守元昊大军掳掠渭州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昊的计划是直扑潼关，这次他又是带了十万机动兵团南下，但他不是将十万大军并作一路长驱直入，而是先派出两股疑兵，分别进攻其左翼（从其行军方向看）的宋属彭阳城和右翼的刘璠堡。每股人马都在五千人以上，这样的兵力是打不下来。至少有一两千兵力防守的宋军寨堡的，但也不会被防守的宋军吃掉，目的是将这些寨堡的宋军困在那里动弹不得。元昊自率主力大军在两翼的保护之中南下。南下过程中，元昊又派出多股疑兵，每股人马也在五千左右，见到宋军的重要寨堡上去就围打，打下来就打，打不下来留下一部分兵马监视，其余的兵马再向前进。所以，王沿接到了来自多路的同时报警。 宋军最早得到的警报是刘璠堡（应在今固原地区清水河畔，具体地点待考）和彭阳城（今固原彭阳）被围的消息。王沿即派大将葛怀敏从渭州出发，越过六盘山，到前线各堡寨统一作战。葛怀敏当时的职务是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泾州知州，是泾原路这个战区的“第二把手”。王沿派葛怀敏出征，并没有明确的战略战役意向，只是派一名高级将领到前线统一指挥各寨堡的防御作战，所以，葛怀敏从渭州带出的兵力并不多，可能只有他的随营卫队数百人。王沿给葛怀敏的命令，是每到一处宋军的寨堡就停下，观察敌情后，再做行动。这是从后方战区司令派到前线的最高长官的通常作法，逐寨视察兵力防守情况，遇有紧急情况再留下临机处理。 葛怀敏是将门之子，其父葛霸，是太宗、真宗朝的名将，屡立战功，葛怀敏是以其父荫得官的，曾经镇守宋辽前线的霸州，有谋略。当时霸州天旱，城中水塘的水都干了，正好辽国的使节来访，葛怀敏怕辽人发现城中无水，乘机发兵围城，事先命人将河水引入城中池塘，塘水尽满，来窥探虚实的辽国使臣发现葛怀敏已有准备，遂不敢有所动作。葛怀敏在莱州当团练使时，曾经镇压过一起兵变，干脆利落，“尽诛其党”。皇帝注意到他，是因为他曾上过《平燕策》，提出收复被辽人控制的“幽燕十六州”的军事计划，于是召他进朝入对，这次会谈中葛怀敏的给仁宗皇帝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仁宗把本朝已故的最杰出的将领曹玮穿过的甲胄，赐给葛怀敏，可见依重之深。葛怀敏被派往西部前线后，先在范仲淹手下做事，执行过多次战斗任务，有成有败。但他和范仲淹的关系不好，他有些瞧不起范仲淹，据说见到范仲淹时很没不礼貌，范仲淹也看不上他，说他“猾懦不知兵”，所以“猾”就是投机的意思，总想着钻敌人的空子，所谓“懦”是指他不敢坚守一地，死打硬仗。本来，朝廷是要派葛怀敏给范仲淹当副手的，但范仲淹不要，这才被拨到王沿的手下。没想到王沿倒挺欣赏他的军事思想，王沿的儿子王豫也看不惯葛怀敏，认为这人不堪将才，建议王沿上奏朝廷将其撤换，但王沿不听，坚持信任、重用葛怀敏。 葛怀敏此行的第一站是宋军的瓦亭寨，这是他和王沿事先商量好的路线，王沿曾劝他就留在瓦亭指挥战争，但他没听，这里离有敌情的刘璠堡还有七十公里的路程，连敌人的影子还没见到。崇尚机动战术的葛怀敏带上驻扎在瓦亭寨的宋环庆路都监刘贺部下的五千兵马与他一同进一步北上，刘贺部下的这五千兵马全是“蕃兵”，即由边境各其它非汉人部落招来的兵员，包括羌人、吐蕃人以及党项人等。 行进到瓦亭寨以北约40公里的第背城时，葛怀敏又一次停了下来。在这里，他调集了离这里仅 5公里左右的镇戎军知军曹英以及其它军官，赵珣、向进、刘湛等多路人马约一万之众，准备进一步北上，增援正受到围攻的宋军寨堡。当时得到的情报是刘璠堡（今宁夏固原清水河畔）仍在宋军手中，但已有一部分西夏军越过刘璠寨，进展到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上店子村）北面宋军修筑的长壕之前，定川寨离镇戎军只有18公里的路程，离第背城约23公里。这是当时步兵行军半天的路程。情况紧急，葛怀敏在决定兵分四路： 第一路由向进、刘湛带领出水西口（今地名待考）约1000人的兵力； 第二路由曹英率领继续增援刘璠寨； 第三路由赵珣率领去莲花堡（今地名待考）； 第四路由葛怀敏和刘贺率领去定西堡（今地名待考）。这四个寨堡在今天的地理位置已难以考证，但从后来他们四路人马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内齐聚定川寨来看，这些地方相距都不太远，最多不超过10公里。 葛怀敏在第背城停留的时间较长，这期间还与远在80公里外渭州的王沿有过一次交流，王沿建议他留在第背城，不要再深入前沿了。葛怀敏没听，继续统兵北上。 出师之后，向进、刘湛还没到西水口，在赵福堡就遇上了敌军，向、刘的兵力只有1000左右，于是就近退往向家峡。赵珣和曹英在路上，接到情报说赵福堡有敌人，于是改变原来的方向，奔赴赵福堡，可是很快，第二个情报又到了，说定川寨北也出现了夏军约有五千人。于是，葛怀敏命令赵珣和曹英两路人马加上他和刘贺的五千人马全部直赴定川寨，中午时分，他们在定川寨与定川寨寨主郭纶等会合。这时，敌人已在定川寨的东门外集结列阵。葛怀敏命曹英部在定川寨城墙外的东北角扎营列阵，隔着一段寨壕，与敌军相对，他自率中军主力在寨的东门外列阵，也隔着这条寨壕，对抗敌人的中军主阵，定川寨的原守军守在寨内。同时，他派刘贺率领从瓦亭寨带来的五千蕃兵去攻占寨西的一条河流，那是定川寨的水源。不想这支蕃兵部队，一遇西夏兵马，竟然一触即溃，哗变投敌了，只有刘贺等少数人逃回大营，定川寨的水源被西夏兵切断。西夏军队从四面完成了对定川寨的包围。 完成包围之后，下午时分，西夏军发动了进攻。第一波进攻是攻击葛怀敏所在的中军大营，被葛怀敏部击退，又转而攻击寨外东北角的曹英部，天不凑巧，在西夏军向曹英部发起攻击的同时，正好刮起了一股黑风，大概是戈壁上那种强劲的龙卷风，直冲曹英的军阵而来，西夏兵随风跟进，被大风吹迷了眼睛的宋军立不住阵脚，军阵发生了溃乱，曹英面部中箭跌倒在寨壕中，被士兵救起。曹英部的溃乱使葛怀敏中军主阵的侧翼失去掩护，暴露在敌军的袭击之下，一时主阵也发生了溃乱，葛怀敏被溃退过来的人流挤倒踩踏，昏了过去，他的亲兵死命相救，把他抢入东寨门的瓮城之中。少顷，他苏醒过来，这时寨外已极度混乱，宋军溃兵纷纷想越壕攀墙，退入寨内，葛怀敏命亲军卫队，仗剑杀了一批溃入城门的退兵，又命骑兵部队从两翼出击，攻击进攻的西夏士兵，这样，寨墙外才重新组织起防守秩序，将敌人又逼回了寨壕对面。这时已是入夜，敌人没有再发起进攻，只是在四周高声喊话，要求葛怀敏部投降。 当夜二更时分，葛怀敏在寨外大营之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方案，葛怀敏的意见是全军结阵而行，放弃定川寨，经安西堡（今地名待考）撤入镇戎军。这主要是因为定川寨是个小寨，太狭小，容不下这么多军队，而且水源也被敌军断了，大军在这里无法长久坚持。会上没有太多的不同意见，只有赵珣建议退往更南的笼竿城（今宁夏隆德），他是怕敌人在镇戎军方向有埋伏，但立刻被大家否定了，因为那条路太远，赵珣不高兴，争执得很激烈，但被大家劝住了。葛怀敏发布命令：明日黎明大军结阵，听见鼓声后南行突围。黎明时分，葛怀敏发现大军安堵未动，根本没做撤退的准备。他骑上马要自己南下，被士兵拉住缰绳劝住，他命令骑兵先前进突围，骑兵队长借口进城去取草料，没影了。葛怀敏气得命令马上行动，这时有亲兵还拉着马的缰绳不让前进，葛怀敏挥剑要砍士兵，这群士兵哄散开了，葛怀敏策马沿着寨壕内缘向东南方向冲去，跟随他的只有十几名军官，在东南角的寨壕前，他们遇到了西夏兵的阻击，葛怀敏、曹英、刘贺等十四名将领全部阵亡。而他们所带领驻扎在寨墙外的那九千四百多士兵、六百匹战马竟然被西夏军队俘虏了，而寨墙内的1000多人宋兵，包括葛怀敏的儿子在内，居然躲过了这一劫，西夏兵没有继续向寨子进攻，而是撤兵走了。 这是宋夏战争史中最为诡异的一场战役记录，作为正史的《宋史》和《读资治通鉴长编》是这么记录的。近一万大军没有经过交手怎么就被俘虏了？而它的主帅和重要将领却又全都战死，这太不合逻辑了。笔者觉得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支军队临阵哗变，投降西夏方面了，基层军官和士兵已经不听葛怀敏的命令，葛怀敏只能和十几个高级军官独自南逃，可他明知道东南方向也有夏兵防守呀，他们这十几个人冲不出去的，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呢？原始史料的记载零乱而矛盾，理不出头绪。我们只能猜测，是哗变的士兵将他们这十几名高级官官逼向东南角，由那里的西夏兵将他们杀害的。寨内防守的士兵据寨自守，而哗变的士兵也没有向自己昔日的战友大开杀戒，他们听从西夏军队的安排，或是跟着从军，或是分散溃逃回家了。可如果是军队哗变，《宋史》为什么不明确说明呢？这是至今令人十分费解的事。 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提出了另一个说法，说是葛怀敏部是在结阵行进途中被截为三截，分别溃散的。但这是司马光的私人笔记，资料来源是“张述晦”的回忆，其中关于人数严重有误，说是葛怀敏带了十万人马，当时泾原路全路也没这么多人马，而且这个说法与《宋史》和《读资治通鉴》的记录截然不同。宋史在不同人物传记中关于此役的记载大致相同，虽然有些诡异费解，但说法基本一致。所以，我们只能按《宋史》的记载来解释这场战役。 三，余绪 定川寨战役后，元昊又先后攻破宋军栏马（今宁夏固原西郊大堡村）、平泉两座城堡，大军直抵渭州。这时王沿事先扩大的城墙起了重大的作用，王沿率兵死守城防，并多树旗帜，以虚张声势。元昊也没有死命攻打渭州，只是在渭州周边大肆焚毁民宅，抢掠人畜。此次南下，元昊曾公开扬言：“联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但他没有打到长安，只进到渭州就收兵回撤了。原因在于他已深入宋境近 100公里，这是他远离本土深入宋境最深的一次，战线太长，兵力过于分散，支撑不住更深入的攻势。 当时，宋军部署在边境一线的总兵力有二十余万。元昊所经行的泾原路有七万部队，虽然葛怀敏部折损一万五千人马，但这一路还有五万多人马，各据城寨死守，元昊不得不分派兵力，围困这一路的数十座城寨。同时，环庆路的范仲淹亲自率兵6000由泾州（今陕西泾川）、邠州（今陕西彬县）前往渭州附近的潘原（今甘肃平凉四十里铺镇曹湾村和芦寨村境内）一带救援。在秦州的韩琦也派兵数千增援瓦亭寨，宋原州知州景泰也率兵5000支援潘原战场。在北线，宋军麟府路主动出击西夏，劫掠牛马，引起西夏国内紧张。 当元昊行进到渭州时，由于要不断分兵困守沿途宋军寨堡，他能直接掌握的机动部队可能已经不足五万，面对不断增加的宋军援军，他实在不敢继续深入下去，害怕被切断后路，分割围歼。所以，只能及时回撤，没有实现他和张元“直据长安”的梦想。 葛怀敏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汴梁，宰相吕夷简哀叹：一战不及一战，太可怕了！ 战后，王沿被撤销泾原路招讨经略、安抚，招讨使和渭州知州的身份，降级以刑部郎中的身份为虢州知州。退守向家峡的刘湛，向进和坚守莲花堡的宋将郝从政等因没有及时出兵增援葛怀敏部而被撤职处分。 对葛怀敏则追赠太尉，给予崇高隆重的礼遇，对其它阵亡将领均追赠更高的官衔以示表彰。 四，战役总结 定川寨一战是宋夏战争中记载最为模糊混乱的一次战役，各种史料间矛盾百出，均不能自圆其说，而今人之史著，多从《宋史·王沿传》之说，将战役失败的责任推到葛怀敏头上，说是他不听王沿的命令，没有在瓦亭寨或第背城扎寨，以逸待劳，等候敌军到来，而是轻率冒进北上，才招致失败的。这和当年夏竦把战败的责任推到任福头上一样，是王沿推托责任的说法。王沿可能确实建议过葛怀敏驻节于瓦亭寨或第背城指挥作战，但那只是出于主帅对副帅安全的关心，叮嘱葛怀敏不要深入到前敌一线，而不是正式的作战命令。葛怀敏当然可以不听，他是一员战将，上前线是来打仗的，瓦亭距渭州只有三十八公里，是渭州最重要的门户，过了渭州大路平坦开阔，渭州就无险可守了，王沿可能命令放弃镇戎军而只守瓦亭，因为当时，镇戎军还没有接到敌情，第背城附近也没有出现敌情，叫葛怀敏在这些没有敌情的地方等什么呢？当时敌人尚在北面二十多公里外的刘璠堡，王沿也没命令葛怀敏放弃刘璠堡哇！他又怎么能见死不救？所以说，葛怀敏的北上并不能说违抗王沿命令擅自做主。 从军事角度来总结，首先还得说到情报问题。从整个战役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宋军仍然没判断清楚元昊的战略目的是什么，而是仍将其判断为一次常规的边境寨堡攻防线，于是按照这类战役的常规应对措施，一寨有警，他寨火速驰援。葛怀敏在前线所执行的，仍然是这一套战术原则。应该说，葛怀敏的战场情报还算及时，所以，他能在一个上午两次根据变化的敌情更改命令，最终在中午之前将主力部队集中于定川寨与敌人形成对峙。 但这场战役实际是一场遭遇战，我们推测，与葛怀敏部遭遇的只是元昊派出袭扰围困宋军寨堡的“护路部队”，元昊没有亲临定川寨战场，他率领他的主力兵团的本来目标是直抵长安，不可能参与对任何一个寨堡的围攻。所以，与葛怀敏对阵的西夏军队，充其量超不过两万，可能只有一万多，并不具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否则，还算重视战场情报又崇尚运动战术的葛怀敏不会主动在定川寨列阵的，他也可以及时退回镇戒军或第背城，按照这种兵力对比，如果部队听从指挥，是不会造成惨败的。 问题出现在士兵溃变上。首先是刘贺所率领的那五千蕃兵的叛逃，使军心受到重大打击，而定川寨，寨垣狭小，无法容纳万人大军，水源又被敌军切断。在当天下午的交战中，受天气影响，宋军遭受重大挫折，虽然最后稳住了阵脚，没被击垮，但军心越发不稳。就在葛怀敏与高级将通宵开会的同时，各部队的基层军官和士兵也在悄然酝酿哗变的图谋。等到黎明，葛怀敏下达全军结阵突围的命令后，各级基层军官和士兵事实上已进入不听命令的状态，而且开始失去秩序地溃逃。葛怀敏和十几名高级军官被哗变的士兵逼向东南角，死于守候在那里的西夏兵手中。 在士兵已经哗变的情况下，再评价葛怀敏的“突围转移”决策的正确与否已经没有意义，因为面对着一群已经不执行任何命令的士兵，无论“走”还是“守”的决策都没有用了，唯一有意义的思考，应该是：这群士兵为什么要哗变？ 刘贺部的蕃兵哗变容易理解，那些人本来就是蕃人，与西夏兵有着血缘、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天然联系，而其它部队士兵的哗变原因就令人费解了，由于缺少史料，我们只能凭想像来推测这些部队哗变的原因。首先，他们不是由一个指挥官带出来的整建制的统一部队，而是来自四、五个堡寨的不同部队，彼此不了解，也不够团结。其次，很可能其主要兵员来自当地的“土兵”，这些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蕃汉杂居之地，有不少人是在两边当兵混饭吃的兵油子，一看形势危急，难免心思浮动。而另外两件具体的事情进一步刺激了士兵的动摇情绪：一是下午作战时出现的那股黑风，帮助西夏兵冲乱了宋军阵脚，当时人多数迷信，认为这是天意要灭亡宋军；二是宋军溃乱时，葛怀敏命卫队执法，斩杀溃兵，可能激怒了士兵对抗心理。所以，第二天早上葛怀敏下令突围转移时，大军安堵不动，葛怀敏可能意识到士兵普遍的对立情绪，所以，下令他的亲兵卫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是想避内部发生大规模的火并。 范仲淹评价葛怀敏“猾懦不知兵”，这个“不知兵”，如果是指他不熟悉兵法，可能说不过去；但若说他不理解士兵心理，则是恰如其份的。要说葛怀敏有所失误的话，也正在于此。 这种临阵哗变也不只一次了，这是宋军防卫战略必然带来的副产品。长期防御，为减少内陆“东兵”的运转负担，自然会采取招募当地兵员的办法来充实边防部队，难免发生蕃汉杂处、部队素质不纯的情况。定川寨战役之失，可能只是规模最大的临阵哗变而已。 从根本上来讲，应检讨的还是宋朝的军事防守主义战略。 故伎重施：以金钱买和平 战争的目的从来就是为了和平，如同没有不散的筵席一样，也没有永不终结的战争。在定川寨战役之后，元昊已经显示了他有打击大宋王朝纵深的能力，他觉得是和谈的火候了。所以，在1043年（宋庆历三年）正月，在辽国的斡旋下，西夏同意与宋朝议和。 谈判陆陆续续地折腾了多半年，经过多次谈判，在这年秋天，两国总算签定了和平协议，协议内容主要如下： 1.西夏向宋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 2.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绢14.5万匹、茶7.5万斤、白银6.5万两、合钱约二十五万五千。 这算是个什么结果呢？ 元昊几乎完全达到了他的政治、军事目的。 首先，他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宋朝册封他的是“夏国主”，而不再是什么“节度使”、“平西王”之类的，他在事实上获得与大理国、辽国一样的独立国家地位。其次，他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布匹、茶叶等物资，加强了国力。 从宋朝这边看，无论怎么看都是重大的失败。 在政治上，眼睁睁地看着本来属于自己的领土分裂独立出去了。虽然元昊同意在外交文书上对宋朝以“臣”相称，并接受宋国的册封，但事实上，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元昊在其国内仍自称“兀卒”，就是西夏语“青天子”的意思（他们认为汉人为“黄天子”），元昊的官制完全用西夏语称呼，不用汉语的称呼即可。元昊也根本没把宋朝的“册封书”当回事，把宋朝隆重派去送册封书的使臣晾在边境的宥州（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城川乡东南）会馆中，派三个小官接受了这份“册封书”。而且，就是这个“兀卒”也是元昊侮辱宋朝的语言把戏，他给宋的文书中自称“吾祖”，说是这是西夏语“可汗”的音译。但宋朝的大臣听得出来，这话念出来就是“我祖宗”的意思，所以，用了对译的词是“兀卒”，汉语意思是“快要死了”。双方在这种文字游戏上没少费心机，宋朝所需要的西夏以“臣”相称的这回事儿，在面子上做得都说不过去。 在经济上，每年二十五万的“岁币”支出，驻防宋夏边境近三十万军队的支出，成为宋朝沉重的负担。 就是这么一个协议，要不是这时西夏与辽国的关系紧张，元昊还不愿意签呢。为全力对付北方的强国大辽，元昊才给了宋朝这个不是面子的“面子”。 没办法，谁让你在军事上打不过人家呢，“国际条约”从来都只是战胜者单方面制定的“法律条令”，战败者只有执行的份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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