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选择，我们必须站在矿工们中间。忘记两种力量间的博弈，忘记事件的复杂性。单纯的选择一边，站在那里，参与进去，这是艺术家的选择。这是一部关于矿工的纪录片，也是一部关于工会的纪录片。是关于斗争的纪录片，也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白皮书。 当然这里面还有温度，这温度并不是仅仅由矿工们的斗争歌曲所引发，而是那些瞬间——比如雇凶杀人的大老板，几个月之后坐着轮椅被抬到法庭。还有矿工们那斗争的勇气，这勇气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自于美国宪法的基础，来自人本主义的微光。个人并不能完全战胜恐惧，因为矿工们说了“我是工会的人！生的时候是，死的时候也是！” 纪录者不是观察者，而是参与者。没有做自怜自恋的个人主义秀，而是参与到别人的痛苦与希望之中。新闻式的现场纪录，狠狠盯住目标。这影像中的仇恨与斗争中的仇恨相重合。而在结构上看，结构本身，最又不断稀释这“仇恨”。做一个既能深入其中，又能适时跳出框子的创作者是困难的。而《美国哈兰郡》的创作者们做到了。这种适时的情感投入与适时的理性观察结合在一起正是美国纪录电影的魂魄。 无论是梅索斯兄弟的《推销员》，还是怀斯曼的《提提卡蠢事》。无论是AndrewJarecki的《抓住弗雷德曼一家》还是埃罗尔.莫里斯《细细的蓝线》。从本质上来说，美国纪录片的诗意都紧紧蕴藏在社会学的土壤之中。这一切早在弗拉哈迪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个人主义拥抱着社会属性的根基。理智与情感共同肩负起怀疑世界的重任。美国的纪录艺术，更像无神论者的艺术。也是怀疑主义者的艺术。它在某种意义上参与构建起美国本身。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