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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重于“生知”

 虹72 2015-08-06


“学知”重于“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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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无论是中哲里还是西学中,我们都知道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学者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调查对象是网上随便任何没有深入接触过哲学的人,结果发现,在接受调查的人中,绝大部分人认为:“唯物主义”就是类似“共产主义”,就是“不迷信,不相信鬼神之类”;而“唯心主义”就是“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就是“迷信,行事武断及凭感觉做事等”。抛开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是发展经济的最佳社会制度与模式且我们今天还必须承认资本、私有财产在经济发展中的合理性等这些复杂问题,单说“唯物主义”及“唯心主义”,居然简单地被普通人认为是区分“不迷信”与“迷信”的道具,不知道是社会体制的悲哀,还是固有观念的余毒,使哲学上两种复杂的“物质至上”及“精神至高”的概念,被混淆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就我本人来看,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都不可一概而论,都是可取的,也都有其不可取的。
 
     言归正传,再抛开较为复杂的哲学“唯物”及“唯心”主义之辩,回到重点,孔子“知识论”的问题:在中国,对孔子的“知识论”,人们(包括一些极端主义学者),或冠之以“唯心主义”,或归其入“先验主义”,同时,一把大扫帚,狠狠地将孔夫子扫进“奴隶主的发言人”或“奴隶主阶级的形象代言人”,一开批斗大会,夫子绝对是“奴隶主阶级”响当当的头牌特约嘉宾,总之,孔子就是诸如此类的“反动者,复辟狂,保守魔”,是“站起来了的新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所深恶痛绝的所一概诛之的,一时间,人人喊打。
 
有人根据孔子的“生而知之”将夫子硬塞进“唯心主义”的队伍中,于是就有人拉来他的“学而知之”又把他老人家生生拽到“唯物主义”之列,这些,在我看来,都有些过于片面,我们应当综合孔子的整个思想的全部内容,从事实出发,以史料为基础,做出客观、公正的科学结论。
 
    《礼记·中庸》有:“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用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论语·季氏》载:“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有人据此认定:孔子必是“先验主义者”,是坚定的“唯心主义者”,一出口,吐沫乱飞,我倒觉得,这类人过分激动,实在是有失水准呐。是的,孔子说过“生而知之”,但如果这样,就草率一推将其划入“唯心主义”,就未免太过肤浅、不分主次,就太操之过急了。这就属于“只知其表,未见其实”型。
 
从《论语》一书和相关资料来看,孔子的“生知”是空洞而个别的,事实上,这就是哲学上最最常见的“抽象承认、具体否定”的用法,这里,孔子不过是想告诉我们这些“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不学”的人们,“生而知之”或许是有的,从理论上看,它是存在的,但对于凡人来说,通常是可慕不可及的。“生而知之”者就如同“圣人”,已经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我们是不会看到的---这就等于明白地告诉人们:现实中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是不存在“生而知之”的人,但我们仍然可以做个“学而知之”者。 
老年时的夫子,在当时的社会中,其实已经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了,所以,人们常以“圣人”尊之,但生活中孔子却否认了“圣人”的存在,也从不认可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论语·述而》中就有一条直接证据,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知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列子·仲尼》中更载有孔子答商太宰问的资料:“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这里,孔子甚至否定了“三王五帝”的“圣者”身份,且经过我随导师长期深入的考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孔子认为他的学问多是从“贫且贱”的生活中来,所以“多能鄙事”,而“三王五帝”的贤能则是从“善任智勇者、仁义者或因时者”中得到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有“生而知之”的人存在,一切学问或贤德都是“学而知之”来的,更有孔子“一以贯之”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可见,孔子并非“先验主义者”,他对于人们知识产生的本义立场是“学而知之”。
 
     上述孔子对待知识来源的见解,是我们分析其“知识论”本质的重要证据。而孔子对待知识的总体态度是如《论语·为政》中他所强调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还坚持:“夏礼,杞吾能言之,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些,都说明空子的认识前提是事实、是感觉经验,这就是“唯物主义”的“知识论”。
 
    另外,在对待的标准上,他主张“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就是要人在认识时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另有《论语·公冶长》:“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为证,孔子把对人的观察及对其行为的分析带进了认识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孔子的“知识论”是以“学知”为基本倾向,是以事实并结合实际的“力行”为其重点支持,这也正是唯物主义所注重的“事实根据”。
 
    孔子虽然认可“生知”,但在哲学的“抽象承认、具体否定”面前,其实很容易发现,他在实际问题上根据自己的学识与实践又否定了“生知”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可能,孔子强调一切知识都由“学知”而获,这也就是他“知识论”的真正倾向与实质。由“生知”过度到“学知”,我们发现,孔子的“知识论”不是“先验主义”,而是从事实出发的科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唯物观”及部分科学的“唯心主义”的结合。
 
作者:紫墨红姬
编辑: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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