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2015-07-2117:02:53来源：凤凰读书?作者：李向东、王增如丁玲1956年8月17日写的《一九四九至一
九五二年我对周扬同志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约一万字。周扬并非青面獠牙，甚至比丁玲还“温情”。韦君宜说过：“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
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这句话，我对郭小川说过。他说，他也跟我有同感。”李纳说：
1957年反右时，我们家和周扬都住在东四头条文化部院子里，茅盾、阳翰笙也都住在那一片，有几栋小洋楼，每次党组扩大会开完，周扬总叫着
我坐他的车一起走，在车上他对我说，这几年你为什么写不出东西，就是你太温情了，太重感情了。李纳是文研所丁玲喜欢的学员，她的妹妹李灵源
，在苏灵扬任党委书记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教，而且是蒋祖林的恋人。这些情况周扬不会不知道。周扬口才好，善于做大报告，不拿稿子，条理清
楚，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课，“大家都说周扬讲得好，真能解决问题”。周扬和丁玲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且曾多年共事。他们是同乡，丁玲的
家乡常德和周扬的家乡益阳相邻。丁玲比周扬大4岁，他们先后来到上海，加入左联，加入中共，成为同志。丁玲主编的《北斗》停刊后，新的左联
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由周扬主编，丁玲把她联系的一些作者和稿件都转给了周扬。丁玲1932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她被捕后这一职
务由周扬接任。丁玲讲过一件事情，1932年夏天，敌人搜查出版《北斗》的湖风书店，正巧丁玲去谈事情，她走到门口，看见有穿黑衣服的包打
听在附近走动。进了书店，厨房的厨子又偷偷向她摆手，她知道出了问题，就没有上楼去编辑室，装作一个读者在楼下买书。她穿了一件花旗袍，还
故意向店员发脾气，所以没有引起敌人注意。出了书店，丁玲跳上一辆黄包车，直接赶到周扬家，告诉他湖风书店出了问题，不能去了。周扬与前妻
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艾若，一个叫迈克尔，丁玲1931年写《给孩子们》，把这两个名字都作为书中人物写进小说里，她说，他们都是同事的儿
子，很好玩么！全国解放后，第一次文代会就确定了周扬在全国文艺界的领导地位，大会主席团的主席是郭沫若，副主席是茅盾和周扬，大会一开幕
，连续三天每人一个大报告。周扬器重丁玲，表扬过丁玲，他们的政治思想文艺观点是一致的，都是《讲话》精神的积极执行者和坚定捍卫者。丁玲
很看重周扬的表扬，1951年1月15日致陈明信说：前几天我们家里开了一个会，周扬表扬了伯钊和我，说我们积极负责。夏更起和张凤珠都感
觉周扬与丁玲关系较好，张凤珠1954年8月从文讲所毕业，给丁玲当秘书，在她家住了一两个月，看到周扬去多福巷聊天，谈笑风生，像好朋友
。丁玲听到别人对周扬有意见，有时还做些解释，她在这份《意见》中说：“1949年，党决定我留在北京，我即下决心拥护周扬同志，愿意把关
系搞好。我同一些同志谈过，军队有司令员，文艺界也应该有司令员，周扬同志较合适。我还引用过一个例子——这是我在晋察冀时听说的，说有许
多干部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聂荣臻同志有意见，为了撤出张家口，而少奇同志反问，那么你们看谁好，谁能代替他？而大家都不说话了。这个例子很
好，我觉得文艺界没有旁人比他合适，既然如此，党又把责任委托给他，我们党员就应该拥护他。我在柯仲平、冯雪峰、陈企霞面前都谈过。而在更
多的同志面前说过他的好话。”为此，还影响到丁玲同雪峰的关系，她在另一份材料里说，检查文艺报工作时，“我同雪峰同志几乎有一年之久未常
见面，见面时也只有点头招呼，问问身体情况，没有交谈过什么，并且有两年的样子，彼此都有些隔阂。我当时体会大约是对周扬同志的领导有些意
见，我的思想里有一部分并不同意雪峰同志平日的某些看法和作法，并不觉得他都对”。丁玲在《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中，讲了对周扬“工作上曾
有过的意见”。1947年春天，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决定恢复出版《长城》，确定萧三主编。周扬不大相信萧三，要丁玲主编，丁玲说要写小说，
推掉了。萧三要求调一个技术编辑，但半年多也调不来，只有他一个人编，周扬近在咫尺，却不闻不问，过了半年，周扬同丁玲说，在山沟沟里办文
学杂志没什么必要。丁玲想，既然没必要，为什么还要办？既然决定办，为什么不派干部，不过问，不支持？“如果周扬同志不满意这个人做这个工
作时，那么即使叫你做了，也是不支持的。”周扬对同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有戒备（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学习
七届四中全会文件时，会前周扬来丁玲家，丁玲提出：应该团结对你有过意见的同志，不要让他们总是怕犯错误被你抓住，心怀顾虑，比如冯雪峰化
名李定中写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只因听到你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他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是他写的。周扬承认自己没有去主动团结，而
且对这几个老同志确实有戒备。丁玲自己也对周扬有一些顾虑。“在我负责《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期，周扬同志对我很宽容，经常向他汇报
工作，他总是没有多大意见，什么事都好商量。我当时觉得他不太热心领导这些工作，又觉得他太忙，只能关心文化部的行政工作，可是总以为这是
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每当《文艺报》有了一点差错，周扬同志不是雷厉风行开会讨论，便是四处宣扬，如《文艺报》对《红旗歌》的讨论，其实刚刚
发表了三篇文章。萧殷的文章，虽不够全面，有缺点，但不至反动，也决不是打《红旗歌》（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还说：‘打《红旗歌》就是
打我们’，此话我至今不能理解）。但周扬同志赶快开会讨论。对《金锁》的批评，也只涉及了赵树理同志，周扬同志也即立刻开会，决定以后不能
再这样做（实际稿子都是经过他审查的。在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也说这是‘打了赵树理，打赵树理，就是打我们’。这话同样令人难以理解
。）如对李定中文章也是这样，经过这几次，我就常常怕犯错误，心想要是真的犯了错误，就不知道该怎样了。我有了这种想法，便很想脱出文艺界
的领导圈子，专搞创作（当然，想专搞创作，不是只为此原因），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我也常在心里批评自己。而这种顾虑，怕犯错误，和专
搞创作的心情，都不可能不在共同工作的同志之间有此流露。”丁玲还谈到文艺界领导同志之间、老同志之间的团结问题，认为“周扬同志负首要责
任”。有人在会上提意见说，这些老同志是以丁玲为中心，同周扬不团结是受了丁玲的挑拨，丁玲反驳说：“实际上自到北京以后，这几个老同志同
我来往都不多。柯仲平、萧三，长年不在北京，见面机会都很少。冯雪峰虽在北京，我们也很少私人过从，后来就无来往了，工作联系也不多。大家
偶尔见到了，哪里会就谈挑拨离间的话，除非是有神经病的人。如谈到周扬同志时，他们还总是觉得我同周扬同志的关系有好转，表示庆幸，我也说
我对周扬同志的看法，虽然接近多，工作上的意见会多些，但我还是能同他谈谈直话，我觉得周扬同志还是很好商量的，当然也会谈到工作上某个意
见的，但这顶多也只有一两句，因为的确见到这些人的次数都是很有限的次数。而实际上，我同周扬同志接触要密得多，因为这几年我都在他的直接
领导之下工作。正因为我知道这几个老同志过去对他有过意见，我又在周扬同志领导之下工作，还很注意，愿意少同他们来往。比如李伯钊同志从苏
联回来后，我知道她有一些意见，她也同我谈过一点点，李伯钊同志总也希望能找我谈谈天，曾经三番五次约我去她家里，我们因为过去在延安一道
学习，审干时也是她帮助我的，在北京因工作关系接触也比较多，但这时，我都不去，怕引起误会。我只向周扬同志提议他找李伯钊同志谈谈，周扬
同志说，‘在宣传部开会，也不能说服她’，以后我就更远远地离开李伯钊同志（同样我也向周扬同志提过，找雪峰、陈企霞谈谈，他也未采纳）。
老同志之间的关系，须要如此小心相处，实在是不正常的。而事实上，根据我同这些老同志的接触（柯、萧、冯），我知道他们对周扬同志虽然曾经
有些意见，但对周扬同志接受党的委托，领导文艺界全是拥护的，谁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他们间或与我谈到他的某些缺点，也是感到遗憾，而且
是希望他有所改进，更好的领导。”丁玲最气恼的，是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态度，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周扬那么凶狠，简直要置她于死地，多年
一起共事，并无深仇大恨，怎么下得了手呢！丁玲写道：“去年党组扩大会，给我增加了新的印象，使我不能不对周扬同志产生意见。我也愿意趁这
个机会全部向党披露。去年党组扩大会对我进行斗争，会上许多同志的发言，我以为只要把事实说清楚了，我没有很多意见。但对周扬同志，我觉得
很不应该。会议是由他直接领导与掌握的。我在北京，在他直接领导之下工作近四年。在我工作时期，他没有意见，说我正确，识大体，党性加强。
在我离开工作两年多之后（这两年我常不在北京，正在写作），怎么对我工作的意见突然多起来了，而且严重到什么反党，反中央，反政策，两面派
，破坏团结，文艺界的高饶等罪名，统统都掼在我头上。而且当做法宝，急于传达下去，甚至党外国外都知道了。与会的其他负责同志不完全清楚真
相，难道周扬同志，接受党中央委托，长时期直接领导过我工作的同志，竟一点也不清楚吗？那么过去他称赞我的话是怎样说出口的呢？我始终相信
他这些话是诚恳的，既然那样说，去年却又为什么随便改口，带头把这些严重的罪状加在我头上呢？真正对党负责、爱护同志的人（即使这个同志有
缺点，有错误）是这样做事，这样对待下层同志的吗？”丁玲把该澄清的澄清，该说明的说明，该反驳的反驳之后，8月23日写出《我的检讨》。至此，她要写的材料全部写完。她承认了三条错误，一条是“腐朽的自由主义作风”，一条是“无原则的信赖、纵容和包庇干部”，一条是对周扬有宗派主义观点。丁玲在检讨书中说：“深怕犯了错误的时候，周扬同志会整我，而我又不会处理这种事情”，她怕挨整，却终于被整。摘自《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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