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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熟读明代文人冯梦龙作品《三言》的人，大都会对其中“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印象深刻。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铁骨铮铮、行侠仗义，不惜远行千里护送萍水相逢的弱女子赵京娘回到蒲州老家，真可谓“极品好男人”。当然，或许此故事仅仅是后人为塑造赵匡胤的高大形象，而凭空杜撰的一个传说。不过，冯梦龙在讲述该故事时特意加入的一首小诗却道出了赵所处时代的真实情形，诗曰： 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 都来十五帝，扰乱五十秋。 短短五十余载，中华大地居然出现政权朝立夕倒、更迭频繁的怪现象。北方皇座五度易手，南方更是十国林立，干戈不已。 是何种原因导致五代十国混乱局面的出现？是由于唐末农民大起义冲击所致吗？为什么后来的赵匡胤却能够一统天下，开创数百年的赵宋基业？有时候，历史就像一道“罗生门”，因果环环相扣，答案扑朔迷离，极难解释。 好在并非无线索可循。中医说得好：“治病求本，针对病因”，既然各地势力独霸一方，不奉正朔，那就依此特征向上追溯，原来这竟与唐帝国所患的“慢性病”息息相关。 藩镇与割据 那唐帝国被何种“慢性病”所困扰？此病即藩镇割据也。 一谈到“藩镇”二字，当代人总容易将它同军阀割据联系在一起。其实，这种看法是有所偏颇的。藩镇又称藩岳、藩翰、藩垣、藩侯，在历史上并非一个贬义词。《诗经·大雅·板》就有“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的说法。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有“藩岳作镇，辅我京室”的赞词。韩愈致书凤翔节度使邢君牙亦誉称：“今阁下为王爪牙，为国藩垣”。可见，藩镇乃是形容地方军政机构能够屏藩王室，镇守一方的美称。唐代的藩镇称作“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 众所周知，怎样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古代社会诸多王朝始终无法妥善解决的课题，唐朝自然也不例外。那时候科技不发达，既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更谈不上网络视频会议，由于疆域辽阔，中央给地方下达命令，即使以日行八百里的速度，也是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时间差”。就算地方有何变故，等消息传入皇宫，已是多日之后的事情。因此为了防止地方观察使、节度使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唐初统治者只得采用频繁调换地方长官和改变行政区域的方法，来维持中央与地方的一种平衡。幸好刚刚建国的唐朝，就如同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尚能掌控纷扰复杂的局势。不过，终日的操心劳累也使得唐帝国从一开始就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之下。 然而，铁打的汉子也禁不住岁月的侵蚀，一场大病不期而至。到了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突于范阳起兵，挥师南下，势如破竹，直捣长安。由于仓促应战，唐军节节败退，先失了东都洛阳，后丢了首都长安，唐玄宗更是狼狈不堪地避难蜀中。就在逃往四川的途中，唐玄宗下了一道制命，准许地方节镇自募军队，自调兵食，自署官吏，意即将军权、财权及任免权全部下放给地方各藩镇长官。唐玄宗的这一招可谓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调动了节度使们勤王平乱的积极性，加强了作战将领的应变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唐帝国的体弱多病埋下了诱因。 经过八年的奋战，安史之乱终被平息下去，不过此时的唐帝国已迅速地步入中年，一个久病难愈的中年，无法再现前期的那种盛世景象。并且，多年的战乱摧残使得这位中年人患上了严重的“战争后遗症”——藩镇割据。 提到藩镇割据，首先要澄清一种错误的认识，即中唐以后并非所有的藩镇都处于割据状态。根据唐史专家张国刚先生的研究成果，当时的藩镇大致可分为四类： 河朔割据型：魏博、成德、卢龙、易定、沧景、淮西、淄青。 中原防遏型：宣武、忠武、武宁、河阳、义成、昭义、河东、陕虢。 边疆御边型：凤翔、邠宁、鄜坊、泾原、振武、银夏、天德、灵武、山南西、西川、东川、黔中、桂管、容管、邕管、安南、岭南。 东南财源型：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 在诸多藩镇里面，唯有河朔七镇是完全不听中央调遣，自立长官、截留赋税、养蓄重兵，与唐政府分庭抗礼。而其他类型的藩镇，则基本上能够执行中央的政策，拥护唐帝国的统治。至于四类藩镇同中央的关系及其常规职能，不妨以此简表示之：
别瞧只是少数藩镇实行割据，但其危害却颇大。毕竟在唐代，河朔地区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且毗邻东北少数民族，因而民风彪悍，骑兵勇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事重镇。故如此要地实行割据，自然令唐朝帝王们每每有坐如针毡、如芒在背的感觉，十分不爽，却又无可奈何。中唐之后，唐统治者虽屡次决心削藩，然而积年沉疴又岂是几剂重汤猛药便能祛除的？于是，藩镇割据这医不好的慢性病伴随着唐帝国走完了余下的一百四十多年的时光。 慢性转急性 当日渐蹒跚的唐帝国步入晚年，随着抵抗力的再度下降，藩镇割据的病情也愈加恶化。而爆发于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的黄巢起义更令藩镇割据由慢性转为急性，唐帝国已气若游丝，奄奄一息。 持续达十年之久的黄巢起义不仅给年迈的唐帝国以沉重打击，并促使藩镇割据愈发严重，难以控制。为了镇压起义，唐统治者饮鸩止渴，不惜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各路藩镇，其结果便是原先那些尚能安分守己的节度使们也皆嚣张跋扈，怀揣贰心，妄图割据一方，甚至有个别胆儿大的竟起了僭越王权的念头。据《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记载： 时中尉韩全诲及北司与茂贞相善，宰相崔胤与朱全忠（即后梁太祖朱温）相善，四人各为表里。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 堂堂大唐帝王竟成为臣下争权夺利的傀儡，可见起义虽扑灭了，但人心也散了，队伍没法带了，唐帝国大限将至！果不其然，朱温在这场角逐中脱颖而出，他先是逼唐昭帝迁都洛阳，后杀昭帝立哀帝，最终禁不住皇位的诱惑，于公元907年自立为王，历时289年的唐朝寿终正寝。 那朱温又是何许人也？他幼年家贫，长大后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黄巢起义时，他前往参加，并升任大将。后叛变义军，投诚唐朝，因镇压起义有功，晋封宣武节度使，成为关东最强的藩镇。而907年的建国称帝也使他完成了由一个街头混混到藩镇长官，再达到权力最顶峰的传奇人生。也就从此刻起，皇权不再神圣庄严，帝王绝非高不可攀。《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中曾记录了当时的一段流行语： 重荣起于军伍，暴获富贵，复睹累朝自节镇遽升大位，每谓人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在那些高级将领中，这种对政治权位的觊觎已相当普遍，也成为不少年轻小伙子们当兵入伍的终极目标——“I have a dream!我要做天子！”可谓是“公开的秘密”，而成功与否的关键即在于条件的创造与时机的把握而已。宋太祖赵匡胤便是其中一位，他凭借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手腕成就了当时五代十国军人们共同为之奋斗却无法实现的帝王梦想，并且超额完成目标，结束了这豆分瓜剖、战祸不已的混乱局面。 自公元960年大年初四的那一天清晨起，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与兄弟赵光义开始实现属于自己的梦想，他们先镇压后周残余势力，接着合并荆湘、西讨后蜀、攻伐南汉、轻取南唐，在陈洪进纳土和吴越归地之后，北宋铁蹄挥师北进，灭亡北汉，鏖战燕云，合二十年之力打下了北宋版图。 一病接一病 按理说，大宋军队节节胜利，势不可挡，赵匡胤应当很Happy，可是他却偏偏高兴不起来，而且因心事所困，赵的睡眠质量很差，难以就寝，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那赵匡胤究竟为何事苦恼？原来他心想：此时去唐亡未远，五代乱祸犹在眼前。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若要谋求大宋帝国的长治久安，则必须建立一种制度，尽快将全国的军队纳入中央政府统一控制之下，消除藩镇割据式的慢性病，防止“赵匡胤第二”的出现。 在登基后不久，赵匡胤就曾问过近臣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深悉太祖的所思所想，自然给出了赵匡胤想要的答案：“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普的意思很明确，要想避免重蹈中唐以来之覆辙，就必须从收回藩镇的“权”、“钱”、“兵”（即政权、财权和军权）三方面入手，唯有如此方可保证中央控制地方、皇帝驾驭将领，“如臂使指”般灵活自如。 既然大的方针已敲定，那剩下的就是具体操作了，此时赵匡胤展现出大宋政治“第一操盘手”的过人掌控能力。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一天，赵匡胤大摆酒席，宴请石守信、王审琦等诸位高级将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立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郡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守信等皆曰：“何故？” 上曰：“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守信皆惶恐起，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 话说到这份儿上，石守信们即便真的“无心”，也应该清楚地领会到皇帝的此番谈话的用意所在。外柔内刚的言语背后，透露出阴森的杀气和凛冽的逼迫。昔日共享富贵荣华的“战友”，如今已经是高下悬隔、等级分明。石守信们或许直至此时方才意识到，这种“悬隔”、“等级”意味着什么。想到自己的小命完全攥在皇上的手心之中，诸将已是万分惊惧，不由得汗流浃背，请皇帝给自己指一条生路： （守信等）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第二天，已无从选择的诸位大将们“皆称疾，乞罢典兵”。赵匡胤自然欣然接受，并任命“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这帮武夫虽然官位甚高，“其实兵权不在也”，沦为名副其实的“闲人”。 后来，赵匡胤又故伎重演，收回了王彦超等诸藩镇的兵权，于是军权终于全部聚集于赵的手中。 赵匡胤可以说是把“杯酒释兵权”这部古装大片“导”得有声有色、跌宕起伏，想必即使是刚刚拍完大手笔电影《赤壁》的金牌导演吴宇森，其水准也难以与这位北宋开国皇帝相媲美。当然，学界虽对这个典故的真实性颇有质疑，但透过该事件，其所反映出的宋初统治者决心治愈中唐以来藩镇割据这种病症的用意是再明显不过的。 收回军权之后，赵匡胤又推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措施：改编军队，设立枢密院，集中财权，增建封桩库，完善科举，重用读书人，而且这些政策被定为“祖宗之法”，不得逾越变更。多年后，北宋统治者欣喜地发现：过去困扰唐帝国的慢性病终于不见了。 然而，任何制度改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须随形势发展不断进行修正。北宋鉴于晚唐五代之弊，加强中央集权，这的确收到一定成效。不过，由于矫枉过正，藩镇割据虽然没了，但又引发了许多新的弊端：军队中“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缺乏战斗力；政府里机构臃肿，冗员过多，办事效率低；君臣间猜忌太深，防范太甚，无人敢做事，导致终宋一朝，强干弱枝，朝纲不振。走笔至此，笔者不禁又想起了“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故事开头隐士石老人对宋朝积弊的深刻点评： 汉好征伐四夷，儒者虽言其“黩武”，然蛮夷畏惧，称为强汉，魏武犹借其余威以服匈奴。唐初府兵最盛，后变为藩镇，虽跋扈不臣，而犬牙相制，终藉其力。宋自澶渊和虏，惮于用兵。其后以岁币为常，以拒敌为讳，金元继起，遂至亡国，此则偃武修文之弊耳。不戮大臣，虽是忠厚之典，然奸雄误国，一概姑容，使小人进有非望之福，退无不测之祸，终宋之世，朝政坏于奸相之手。乃致末年，时穷势败，函侂胄于虏庭，刺似道于厕下，不亦晚乎！以是为胜于汉唐，岂其然哉？ “偃武修文”，石老人可谓是一语点破天机。治愈了唐帝国的慢性病，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病根，这或许是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俩所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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