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起源的一种假说---《中国远古社会史论》读书笔记(评论: ...
中国远古社会史论的评论
山东大学马新、齐涛两位先生著作《中国远古社会史论》（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中提出一个中国人起源的观点：中国人祖先在三海平原发展起了早期文明，距今七、八千年前，由于海水上涨淹没三海平原，向西移民到大陆继续发展，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文明。书中对这一观点做了详尽的引据分析，颇有说服力。笔者对此兴趣浓厚，翻阅了手边一些相关资料，尝试写这篇习作，介绍一下这个观点。
众所周知，人类出现以来，经过旧石器时代、新时期时代的原始社会之后，才发展到今日所说的文明阶段。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是史学家划分原始社会的传统方法，划分的依据是原始社会人类的工具制造方法。这个按照工具类型的分期方式已经得到公认，不需赘言，不过，在这个分期方法下，还可以把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分得更细，例如原始社会晚期的金石并用时代等。工具的技术发展，对文明进化的影响巨大，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人类蒙昧时代的工具制造技术发展，不可能是顿变的，只能是渐变的，每一次渐变的过程，都可能经历上千年。 旧石器时代的标志是旧石器，旧石器的制作方法是用另一块石头砸打，砸出锋利的薄刃，用来切割兽肉、兽皮、武器等，其主要特征是：1、工具用途未真正分化，一件有着薄刃的工具，可以用来刮削，也可切割、钻凿；2、工具形制没有统一，打制出的石器什么形状都有，没有按照用途统一样式；3、使用时不加第二步加工，任选一片就使用。 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是新石器，新石器和旧石器的差别在于，工具是凿磨而成的，这样制作出来的工具比较精致，用途也分化了，同类石器的形制呈现出明显的统一性。有的新石器还安上木柄，钻孔穿绳。 从旧石器过渡到新石器，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了很长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在考古学上被称为“中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和新石器混用时期，同时，在石器制作的渐变中，出现一种过渡石器，被称为“细石器”。 所谓细石器，是在旧石器打制方法中出现的。前面讲过，旧石器是粗糙打制的，细石器也是打制的，但方法复杂一些，一般是先在石料上砸打出一个台面，然后从台面上多次砸击，就会打下若干细小的长条石片，这些石片再进一步加工出刃和尖，形成特定的工具，例如箭头。细石器的出现，有两个重大意义，一是石器制造技术的精细化，二是出现了弓箭，人类狩猎能力的飞跃。中石器时代作为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在国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这样，问题就来了，中国境内很少有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在山顶洞人、河套人、峙峪人、资阳人、柳江人等等大量1.5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这些7、8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间，明显出现了一个将近一万年的空白。 一 中石器时代的发现断层 中国的“中石器文化”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提出，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工作，收获依然寥寥，可以说是中国石器时代考古中最薄弱的环节。有部分学者开始对“中石器时代”的说法提出质疑。黄其煦认为“不能排除某些区域存在着类似欧洲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特别是目前极其值得注意的农业起源地区，不一定存在着像欧洲那样更新世冰期之后的一个未进入农耕文化的阶段”。张之恒则认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并非仅一种过渡形式”，“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在世界上不是所有地区和所有的文化传统都经过细石器阶段”。但中国的新、旧石器时代，究竟如何转变，如何解释这一阶段长达万年的考古空白，一直是中国考古的困惑。 但细石器在中国并非从无踪影，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部分遗址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部分遗址中都发现过有少量细石器，以下分作列举。 旧石器时代晚期，例如在距今3万年前的峙峪人遗址（山西朔州）中，发现了原始的石镞。距今1.3万年前的小南海遗址（河南安阳）发现了燧石和脉石英制作的类似细石器的打制石器。 新石器文化早期，沙苑遗址（陕西大荔），地表采集到3000多件典型的细石器，同时发现了2件磨制的三角形无铤箭头。灵井遗址（河南许昌），地下10米深砂层中发现人类股骨化石，采集到上千件石器，其中打制石器与细石器数量参半，显示出从打制石器向细石器进步的特征。 从地理范围看，以上4个遗址分布在北到山西朔州，南到河南许昌，西到陕西大荔，东到河南安阳、许昌一线。从时间跨度看，4个遗址的时间跨度在距今3万年到距今8千年之间。在此地理与时间范围内，本应存在着明显的细石器遗址分布，奇怪的是，却如此空白突兀。（注，该地理范围以外，时间范围以内，尚有河北中北部的大石片砍砸器-厚尖状器系统的遗址，以及分布在东北、内蒙、宁夏、新疆、甘肃、西藏的较多细石器文化，但鲜见向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这一传统的华夏族中心地区的渗透影响，可不考虑。） 二 传说中的洪水时代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有大洪水的传说，而且其历史大都从洪水结束开始，洪水之前则往往过于虚幻模糊。中国也有洪水的传说，但其特别之处在于只有洪水治理，而没有洪水毁灭。同时还要注意到，中国的洪水传说指向了尧舜禹时代，但尧舜禹之间的继承关系非常明确，却与之前的黄帝、炎帝之间的继承关系说法纷纭，模糊晦暗。 另外，中国西南很多少数民族的创世传说中，却充满了洪水毁灭。纳西族的《创世纪》、土家族《摆手歌》、仫佬族《洪水滔天》、彝族《洪水纪略》中都有着惊人相似的洪水灭绝了人类和世间万物，只留下一对男女重新繁衍后代的内容。 汉族洪水传说与西南少数民族洪水传说，都提到洪水，破坏程度却迥然不同，这里面暗示了什么呢？让我们先看看华夏族古籍中对洪水的描述，并列举一些特征，稍作分析。 首先，这场洪水非常大。《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五谷不登，禽兽逼人。”，《淮南子·览冥训》形容成“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水浩洋而不息。”如果仅仅是黄河泛滥成洪，从黄河流域地貌来看，只有三门峡往下，才有可能，但受到北部的王屋山和南部的中条山限制，泛滥区域很难令先人有“泛滥于天下” 之感。 其次，这场洪水是倒流。《孟子·滕文公下》引《尚书》：“洚水警予”，并解释：“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孟子·告子下》：“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孟子·滕文公下》更是形象地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定所，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似乎很难洪水逆行。不过，如果是海水上涨倒灌，这个可能性就存在了。问题是，一般性的海水因潮汐原因倒灌，能形成这么大的洪水么？ 再三，洪水的起因是共工氏。《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氏在远古传说中多被提到，可见在远古是一较大的氏族。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指出：“对于共工氏的传说颇不一致，有恭维他的，也有诋毁他的，可是不管恭维与诋毁，他的传说几乎全同水有关。”，而且“它的建国在今何地，古代无传。”个人或者一个氏族或民族能引起大洪水，当然只是传说，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站在叙述者的立场，从尧舜禹的后人向一代代口述这些故事的祖先追溯上去，在他们眼中，共工氏的出现是伴随着洪水而来的。 至于不周山在哪里，《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海水入焉。”不句山，即不周山，这里暗示着不周山在海中。 再四，鲧禹治水的重新诠释。众所周知，鲧治水是“堵”，结果治水失败，被尧令祝融杀于羽郊。羽郊在哪里？汉代郭璞注《山海经·南山经》：“今东海视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外，计其道理不相应，似非也。”后世学者也认为方位不合情理，只能以神话不足为信解释，作罢。 而禹传说中为鲧之子，自然时代在鲧之后。我们都知道，禹治水是“疏”，获得成功，并因此建立夏朝。禹的时代，《吕氏春秋·应同》：“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东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虽然这段明明是五行之说，但若从中找线索，“草木秋冬不杀”则表示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温颇高，秋冬季的温度之高，可使植物常绿，无疑已经接近亚热带水平。《淮南子·齐俗训》：“禹之时，天下大雨。”雨水丰沛，也可佐证当时气温之高。《庄子·秋水》：“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这说明当时雨水充沛，水位却没有上涨。拿这个现象和现在的情况对照来看，每当夏季雨水过多，造成河流、湖泊水位上涨，情况正好相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再五，三苗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三苗本是海外诸国之一，后来泛指海外诸国。《淮南子·地形训》：“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南而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三苗民······凿齿民······”，结胸国，据《山海经·海外南经》，其东南有南山，“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称呼“蛇”为虫的特点，与胶东古语类似。羽民则在结胸国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凿齿国方位不详，但《山海经·海外南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但无论如何，按照字面理解，结胸国在胶东半岛一带，而羽民则在胶东半岛东南方向的海岛，偏偏地理位置上本属近邻的凿齿，却跨越万里，到了昆仑山之东。这一点存疑。 现在的西南的部分少数民族仍保存羽饰传统，出土的少数民族文物中，也颇多羽人图案，此可以与羽民对应。至于凿齿，则在清代之前，西南少数民族有凿齿风俗，例如《乾隆贵州通志·苗蛮》里记载打牙仡佬“将嫁，必先折其两尺，恐妨害夫家，即所谓‘凿齿之氏’也”，大汶口文化（山东泰安）的墓葬中，也发现一些头骨的牙齿被人为拔去两颗。昆仑之东、大汶口、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凿齿风俗，其中是否有必然联系呢。 三 《山海经》的地理观 上面提出这么些问题，看起来混乱繁杂，仅仅从问题本身去找答案，只会迷团重锁，愈发看不清楚。先把这些问题放下，我们来看看《山海经》，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古代中国人的地理观。 《山海经》一向被后人视为荒诞不经，其中涉及到的地名更是难以考证，与现代大陆地貌几乎无法找出对应线索。例如昆仑之虚乃是西方的高山，现在的人一提到昆仑，也多半会联想到昆仑山脉。但是，若依据此昆仑即现代中国西部的昆仑山，以此为起点，研究《山海经》中诸多地名，则不得其解。 1985年，何幼琦先生在《山海经新探》中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山海经》中的昆仑之虚就是今天的泰山。马新、齐涛二先生认为：“按这一观点（何幼琦先生观点）看待《山海经》，原来难以解释的许多地望、部族都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例如上节中的凿齿国，败于羿的地点，就在泰山之东，那么就容易与大汶口文化中的凿齿风俗联系起来。而把泰山看做西北高山的部族，势必距离泰山较远，这么一来，这个流传下昆仑之虚说法的先人族群，只能是生活在汪洋大海里，东海之中。 问题在于，流传下《山海经》丰富的地理观的先人部族，可能生活在东海之中吗？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山海经》错位得不可能巧合的地理观呢。成语“沧海桑田”来自葛洪《神仙传·卷三·王远》中的故事，东汉桓帝时，仙人王远见到女仙麻姑，麻姑曰：“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何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得复还为陵陆乎？”虽然是神话故事，未必没有隐藏着先人代代相传的模糊记忆，东海在遥远的几乎湮灭的历史记忆中，也许真的就是陆地。如果真的如此，上面的诸多问题即可得解。 四 假设的历史 让我们不妨做个假设，东海、黄海、渤海在遥远的远古时期，并不是海洋，而是陆地。从现在海洋地质学的成果，我们知道这一带是大陆架海底平原地貌，我们姑且称为“三海平原”，这也正是马新、齐涛二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的。按照这个假设，逐一解释上文中提出的各个问题。 1、细石器文化在大陆，特别是中原地区的空白断层。这是因为细石器时代的华夏先祖，生活在三海平原。遗址大都埋没在海底，自然难以发现； 2、洪水之大。只有海水上涨，淹没三海平原，才有可能形成如此壮观的洪水，否则不足于“泛滥于天下”； 3、洪水倒流。因为海水上涨，洪水的来势就将由东向西，大规模倒灌，也就是所谓的“绛水”； 4、洪水与共工氏的共存关系。共工氏可能是三海平原偏东的部族，尧舜禹的部族则在其西部地势较高的大陆架上。海水上涨，共工氏步步向西后退，势必与西边的尧舜禹战争，类似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一旦遇上旱年，势必南下侵掠的情形。站在尧舜禹部族的角度看，共工到哪里，洪水就上涨到哪里，自然把洪水的起因联想到共工氏。再加上不周山逐渐没入海中，就被夸大成被共工触折。而共工氏地望不可知，那是因为共工的家乡已经没入大海，而共工作为战败消亡的部族，其对家乡的记忆，也自然比得胜或幸存的部族要湮灭得快； 5、鲧“堵”水失败及羽郊地望。海水上涨，鲧只能用“堵”，但海水上涨的力量，处于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原始人群是难以阻挡的，必然失败。羽郊，既然“今东海视其县西南有羽山”，就合理了； 6、禹“疏”水成功。海水上涨到一定程度，就基本停止，也开始小幅度回流。虽然雨水充沛，但由于海水回落，水位就不再大规模上涨。所以，“水弗为加益”。这时，禹疏导河川，使得水位顺利回流，治水效果自然显著； 7、三苗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西南少数民族是三苗的后裔，风俗上的继承关系可以表明这一点。三苗在尧舜禹的东边，其家乡为海水淹没，和共工一样，但由于被尧舜禹驱赶到西南周边地区，“流共工于幽州，窜三苗于三危。”对大洪水的毁灭家园的记忆就被固化在这些少数民族的传说中了。 8、汉族洪水传说中只有治水，无毁灭。华夏民族的先祖可能居住在三海平原靠近大陆的较高处，没有家园被洪水淹没的突然毁灭性打击，其向西迁徙的步骤也较共工、三苗更和缓些，也就不曾有洪水毁灭的记忆。 五 大理冰期的三海平原 当假设的历史顺理成章，疑惑得到自圆其说之时，我们却不能就此止步。推测毕竟是推测，虽然有可能永远找不到真相，但能够尽最大努力接近真相，我们还得走下去。三海平原果真是中国人的来源之地吗？茫茫大海之下究竟掩藏了什么？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李四光，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的首倡者。关于中国是否也经历过第四纪冰川，学术界现在仍然颇多争议。但无论中国大陆，特别是华北到华南大范围区域，是否曾有过冰川覆盖，整个地球经历的冰期，中国大陆当然不可避免。第四纪更新世的冰期，从160万年前到1万年前，全球气温周期性降低和升高，距离我们最近一次的全球气温冰期，被称为“大理冰期”，时间在大约10万到1万年前。地质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大理冰期的存在，并概括出了冰期的变化面貌。 大理冰期气温下降的幅度相当大，例如陕豫交界一带冰期的平均气温，比现在低7oC~9oC。气温下降带来的影响包括：冰盖和冰川的扩张、雪线的海拔下移、多年冻土带向低纬度扩张、气候干旱化、动植物分布的变化，以及对本文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海平面下降。 1. 中国西部，特别是青藏高原，在大理冰期盛期，形成了大面积冰盖。西部的雪线下移幅度，念青唐古拉山400~1000米，祁连山600~800米，横断山脉400~600米。冰盖扩张和雪线下移是互相作用发生的，在3万年~1万年前的大理冰期，造成的一大影响是发源自西部高原的河流水量大幅度下降。 2. 中国中部、东部沿海地区，是否存在冰川说法不一。前段时间，CCTV一个节目中提到河北承德、广东梅州等地发现了显示冰川作用痕迹的U形谷、漂砾石，以及局部冰盖消融时形成的向上规则圆形石凹等，昭示了中国中东部地域，在大理冰期也可能有局部冰川发育。不过，多年冻土区大幅度南移是不争的事实。大理冰期盛期，中国的多年冻土带的南线，从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一线，折向南，沿秦岭南坡600米等高线向西，与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相接。而现代中国东部的多年冻土区，仅局限在黑龙江西北大兴安岭地区。 多年冻土区，顾名思义，就是土壤中的水分长年保持冰冻状态的区域。形成多年冻土区的条件是，冻土深度足够大，全年温度最高在0oC左近。这就说明当时的华北大部地区全年气温都非常低，即使是华南地区，也变成了不适宜温带的动植物，包括处于旧石器时代的先人的恶劣环境。 3. 气温降低，多年冰盖和多年冻土，造成大气中水分蒸发量大大降低，气候因此变得干旱，带来生态环境巨大的变化，草原和荒漠向南扩张。在日益恶劣的环境影响下，动植物的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木本植物基本消失，草本植物以草原植被为主。长江下游地区，则分布着松柏为主的稀树干草原或森林草原。哺乳动物化石的分布也显示了动物向南梯次迁徙的变化。 无论是气温降低，气候干旱，赖以果腹的动植物的南迁，都必然影响到旧石器时代人类。在恶劣的环境逼迫下，旧石器时代人类必然往相对温暖湿润的东南部沿海、沿河地区迁移。 4. 由于中国西部的冰盖扩张，冻土带南移，气候干旱，造成主要河流的水量大幅度降低。入海水量的锐减，海平面也随之大幅度降低。地质学的研究表明，当时东海海平面最低下降了130~155米。现在的黄海、东海水深一般在100米以内，小于60米水深的部分占整个黄海、东海大陆架的3/4，因此，渤海、黄海、东海大部分陆架都完全裸露，形成长1300公里，宽500~600公里的辽阔平原，并将大陆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台湾岛都连为一体，我们称之为“三海平原”。 在三海平原的北部，包括渤海、黄海北部以荒漠地貌为主，而黄海南部到东海平原，则为以栎树为主的森林草原，长江口向东一线以南，则变成栎树、松树混合的针阔叶混合森林。这一带在当时，是最适合从旧大陆迁移过来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繁衍的。 日本学者高保良认为，1.47万年前，海平面下降到154.7米之后才开始回升。三海平原的主体，存在了1.3万~1.4万年左右。 六 沧海桑田，汉人东来 大理冰期在1.5年前结束，全球气温开始回生。9千年前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冰期最低点回升了16oC。气温上升，冰盖和冰川迅速融化，多年冻土带北撤，空气中的水分蒸发量上升，江河水量急剧增大，海平面也开始回升。这并非中国独家的现象。地球上大部分因为冰河时代形成的新陆地，都在海平面的回升里，重新变成大海，例如地中海平原、波斯湾平原、北海平原等。这些海区的海洋考古都有史前遗址的发现。 海水的上涨，并不会象水注入水缸一样的平稳上升。实际上，海平面的上升幅度存在着不稳定的脉动，有时候，这种脉动的幅度非常跳跃，例如1.16万年前，北美冰帽突然崩塌，大量冰水注进墨西哥湾和太平洋，造成全球海洋水位以海啸速度剧增。 旧大陆上的冰盖融化、冻土融化，使得地面水量猛增，陆地上大理冰期时期形成的河道承受能力有限，也必然出现大范围的泛滥。同时，海平面的跳跃性剧增，造成的三海平原近海地区的海啸式洪水。新旧大陆顿时变成洪水滔天，江河泛滥。而气温回升，气候变得潮湿，狂风暴雨、雷鸣电闪也会频繁发作。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三海平原上的先民，目睹着这一切，怎么会不感觉到“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居住在三海平原的先民，一个部族一个部族，多米诺效应地向西惊惶西退，为了生存，互相战争残杀。居住在三海平原高台地带的尧舜禹部族，只看到了洪水，而无法感受到海啸般洪水毁灭家园的末世苍凉，为我们留下了治水的千载传说。而那些被高台地带以逸待劳的尧舜禹部族驱赶到边缘地区的南方少数民族，即使是上万年封锁在崇山峻岭的高原里，却始终无法把毁灭世界的大洪水的记忆从脑海中抹去。 七 后记 这篇文章，笔者大量借鉴了马新、齐涛两位先生著作中的内容，所有观点的阐释，笔者只是做个传声筒而已，也未得到两位先生同意。对于笔者来说，更多的是在做一篇读书笔记，帮助笔者整理所学习到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时，也是希望能将此观点，告诉每位能读到此文的朋友，以求更多对此观点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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