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自我救赎

逆境中的自我救赎

——试论苏轼对黄州贬居生活的适应及其人生智慧

郭杏芳

 

    摘要：被贬黄州，苏轼面临人生失意的生存逆境，精神苦闷，生活困难，为适应新环境和新角色，他接受现实、适应现实，做到躬耕自给、精神自适，亲近山水、广交朋友，勤奋创作，并取得了文学艺术创作的辉煌成就，确立了与“旧我”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他在困境中的自我救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处世态度与人生智慧，是此后历代知识分子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苏轼；贬居黄州；角色适应；人生智慧

 

    在我国古代众多优秀的文学家中，北宋苏轼无疑是其佼佼者，无论是文学成就还是品德胸怀都少有与其比肩者，就是仕途的坎坷也是文人官员中少有的。贬谪黄州是其仕途首遭劫难，但他不仅适应了艰难的贬居生活，还活出了人生的新境界，取得了平生最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他的文学成就和人生智慧近千年来滋养了一代代文人学子，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学习。在此，笔者试对其逆境生活的适应过程及其处世态度和人生智慧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黄州生活的适应——从想象到现实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新春佳节之际，苏轼逃脱了言官构陷的“乌台诗案”劫难，却不得不立即起程赴贬所黄州，接受那“不得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的任命。历经一个月的路途颠簸，他与长子迈于当年二月初一抵达黄州。当他因罪臣之身而不得入住黄州官府，只得寓居城内破寺定惠院时，他的身份已由徐州、湖州等地独挡一面的地方行政长官，变成了如今“着本州安置”的罪臣，闲人。他不是赴任，他是接受改造。他要面对的是全新的身份和环境，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的问题，然后才是如何给自己的人生重新定位。当然，这二者相辅相承，相互影响，生活方式的取向是人生价值取向的体现，人生价值观又影响着生活方式的选择。但此时苏轼只能被选择，他要做的是如何尽快找到接受被选择的生存法则。

    在未到黄州之前，苏轼完全不知他将到之地会是怎样。当他被“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后就赋诗两首，其中第二首前六句诗云：“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1]47

    他被捕入狱是文字之累（是诗直接惹的祸），过去还因诗文使其声名太高，如何正臣所言“轼所为文字，传于人者甚众”，舒亶（dǎn）说他“传播中外，自以为能”，李定也说他“滥得时名”。此诗前两句似是他的反省和自律；三四两句两个典故写出了他的后怕和自洁；五六句则是他的现实考虑和长远打算，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家贫无酒，因此为了家贫，苏轼不敢休官；最后一句说的是精神层面的，以后如何面对现实呢？效维摩以法喜为妻，他将与佛法终老。　

    此诗看起来好像苏轼赴贬所黄州之前已作好了思想准备，但却是抽象的大方向式的，不涉及具体内容和办法。他大概只知道黄州在湖北、且在长江边，而从唐诗里又知道了“云梦泽”这个美妙的名字，便想象那里应是鱼米之乡。所以，在经过淮河时，他作了《过淮》诗，其中就有很美好的想象：

    黄州在何许？想象云梦泽。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2]1022

    从描述中可以看出，苏轼把将要度过的贬谪生活想象得比较简单，好像只要自己没有过多要求，只要有“鱼与稻”，就会无生计之忧，以后的生活现实证明他和家人的生存都存在很大问题。显然，未到黄州之前他对未来生活的困难与痛苦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初到黄州，只是他与儿子迈两人，生活容易解决，“随僧蔬食”，还感觉不到生活上有多大的压力，因此，他的《初到黄州》诗，笔调诙谐风趣，心气平和。前四句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1]49从诗中看不出诗人有多大的悲伤，倒看出了诗中自嘲透着自得，而且他总能看到生活中的美好，看到的是“鱼美”和“笋香”。从此诗中既看到了诗人乐天的性格，也说明苏轼对贬谪生活的困难还没体会到，也可以说他将生活表面现象包裹住了心灵深处的创伤。其实，对他来说生活表象的困难可能更容易克服和解决，思想上精神上的伤痛是难以平复的，在他以后即使是情感洒脱放旷的诗词中仍能体味他的悲伤。我们现在从他的诗文中之所以处处感觉到他好像不太在乎生活的困苦，表现出来的是乐观豪爽的一面，我想，这正是他生活的智慧：他不想让生活的苦涩消解了人的意志和精神。

    现实的贬谪生活远比设想的要严峻，随着家眷的到来，生活穷困更显露出来，快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了，虽然痛自节俭，仍有难以为继之虞。在与学生和好友的书信中，苏轼多次提到他面临的困境和担忧。元丰三年五月在给参知政事章子厚的信中说到他抵黄后的生活：“现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家眷到来后“廪禄将绝”，所以“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元丰三年十一月和元丰四年七月，在给学生秦太虚和难友王定国的信中，分别描述了他生活的窘境及如何痛自节俭生活用度：“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大块，挂屋梁上，平日用画叉挑起一块，即藏去叉”（《答秦太虚书》），“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此时的苏轼“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3]25。

    这种困境的破解，有赖于一位对他不离不弃的朋友马正卿，马到黄州府请得城东数十亩故营地，于是，苏轼在黄州贬所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食其力的躬耕生活。放下做官的身架，放下读书人的身段，从过去不懂稼穑到现在开荒种地、精打细算，苏轼一家的温饱得到了解决。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精神生活才能谈得上安适，灵魂才能有所依存，在生存之上的精神创造也从此有了可能。

    二、精神上的惶恐与自我调适

    面对新的人生考验，苏轼既不能像陶潜那样挂冠而去，又不能改变朝廷的决定，那么，就只有接受现实，适应变化。其实，这时最难安置的还是自己的思想和心灵，身份只是外在的因素，内心安定了才可以四海为家，宠辱不惊。支撑他精神复原的仍然有儒家思想的内核，入世出世思想此后一直伴随其终身。此时应急养性的，他借助的主要是释家的超脱和道家的养生。

    为适应新的角色，确立新的人生观，苏轼经历了复杂而痛苦的心灵煎熬。一开始不免有些畏人畏事，忧谗畏讥。在给一些同僚和朋友的书信中，往往流露出他的愁苦和余悸心情。“轼自得罪心来，不敢复与人事”；他还感叹“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有书与之亦不答”。最初可能有相当一段时间“不敢作诗与文字”，他说“笔墨荒废，实以多难畏人”[3]27。　

    任何人要适应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生活都有一个过程，何况苏轼又是个情感丰富的诗人，更是被贬之人，自然更容易引起情感的波澜。当他“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时，记起了少年时在一村院墙壁上题诗中的两句“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 便因此作一绝：“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可以看出苏轼贬谪黄州后心境是何等凄惶，这恐怕是一般人难以深入领会的，在壁上题此诗的人大约能理解吧？出可以说，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苏轼也理解了那个题诗人的情意及诗中的意境。但他作的诗意境更清绝，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心境又是何等的凄凉。生活的清苦和精神的寂寞，他还会想办法克服，但对陷他于绝境中的人他却没办法对付，即使被贬黄州远离朝廷，他仍有一种后怕和退避，所以“幽人无事不出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而要“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给神宗皇帝的《黄州谢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其二诗句“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1]1034，《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所叹“只有名花苦幽独”、“天涯流落俱可念”[1]1036-1037，《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孤鸿）“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5]，等等，都透露出诗人遭受政治打击之后远未平复的心理恐惧与巨大的精神痛苦。此类诗句，初居黄州时的诗词中处处可见。

    在生活清苦，精神孤寂，前途渺茫的境况下，学道礼佛，“厚自养炼”，以“焚香默坐”来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成为黄州时期苏轼精神自我调适的主要方法。他不仅到安国寺沐浴，还借僧房闭关修炼，从内心到行为他都在努力尝试用一种宗教的虔诚和超脱来平复内心的愤懑，恢复精神的原气。初到黄州时他经常往来于佛寺道观，这在一些诗文和书信中都有记录。元丰三年（1080）岁末，他写给秦观的一封书信中说：“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4]151苏轼在天庆观闭关四十九天的“养炼”，不只是出于强健身体的考虑，而是为处世立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他此后的处世态度和新的人生价值观。立足于这种人生态度，苏轼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诚如他信中对朋友所言“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4]157，他日即便再返官场，他也可以做到“事已则心返”，不再把名利和地位作为人生目标和实现生活价值的抉择依据。

    这种“根本”性的人生态度转变，在苏轼整个为官一生中，黄州贬居是最大和最彻底的一次。他晚年在自题画像中对自己的总结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实他最大的功业是在黄州，因为在黄州已立下了应对人生的“根本”，故而在以后的岁月中就能从容地面对一切变故。

    他还专门写有《安国寺浴》：“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衰发不到耳，尚烦一月沐。山城足薪碳，烟雾蒙汤谷。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要观熟。”[1]1034

    中国苏轼学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硕导杨胜宽教授把苏轼到安国寺礼佛和洗浴作为其人生观开始转变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苏轼“适”的人生境界之形成与表现特征》一文中对此诗作过专门分析，认为苏轼“一旦从长期困扰自己的名利追逐中解脱出来，人生其实是与过去所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情景。这种顿然觉悟，对苏轼认识过去和思考未来，都至关重要。”[6]诗人说“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显然他的洗浴不只是为了身体表面的“尘垢”，而是“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决心要祛除的是过去思想上荣辱观对人生的羁梏，从而获得了解脱后“披衣坐小窗，散发临修竹”的生活潇洒与精神安适。

    摆脱了忧谗畏讥、迷茫彷徨的思想状态，就达到了自我调适、自我解脱的崭新境界。虽然这个自我解脱也并非彻底的真正的解脱，只是求得对自己的心灵有一个交待而矣，但仍然可以帮助他确立一种让自己能接受的不同于以往的处世态度和人生态度。

    苏轼的教养和思想修养都使他具有应对变故、适应变化的精神支柱和力量。其实，他的济世思想和政治理想仍然还深埋心中，正如他《与李公择书》[7]202中所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在《与腾达道书》[7]207中说：“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我想，除有为国为民的忠诚和道义，他还保有读书人的气节，如他所言：“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虽是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元丰五年作《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4]99有这些精神内核作支撑，使得他在最悲苦的时候仍葆有开朗乐观的生活态度。

    三、身心的自我解救——创作与耕作

    虽然有儒佛道诸思想作为精神支撑，但苦闷和调适仍要借助写作来宣泄和抒发。苏轼虽说是为文字所累，但他仍离不开文字，否则那是要了他的精神生命，成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可贵的是，不论多么艰难，苏轼始终没有颓废，没有放弃写作，他曾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何蘧《春渚记事》）[8]。这是他在困苦时表达思想、宣泄感情的最好方式，同时为后世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黄州短短的四年三个月时间，注《论语》、抄《汉书》、写诗填词数百，包括文赋、书法，硕果累累、高峰迭出。也正是凭借他大量的作品，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他的心绪和思想、人格和品行。

    苏轼的苦闷、孤独、迷茫、彷徨以及心有不平和不甘，以及自我解脱后的豪放洒脱等等，我们都可以从他的文学作品中品读到。他谪居黄州初期的一首词，很能看出他的幽怨、不平和不甘。这就是他寓居定惠院时所作的《卜算子》[7]99：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中的意象都是缺陷不圆满的：“缺月”、“疏桐”、“孤鸿”，作为“幽人”独往来的背景显得异常凄凉、孤苦；因此，很自然地就有下片的不甘和怨恨，这正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仍透露出主人公“拣尽寒枝不肯栖”，宁肯忍受“寂寞沙洲冷”的清旷和高寒。这正是苏轼初到黄州时的心境与情感的真实写照。一个遭过大难后被贬到远离都城的僻陋之邦，而且剥夺了权力、失去了自由的人，所有的那种对命运的感叹、对前途的失望、对有恨无人省的无奈，以及不肯同流合污、低头屈服的坚持，都通过这首词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今天品读此词，仍能感受到“孤鸿”寂寞凄惶而又高傲自许的孤苦与清高。景物是情感的意象外衣，孤鸿是心灵煎熬和挣扎的灵魂外现。

    正是作者诗词文中所表露的点滴坚守之情，使得他精神不垮，始终保有生活的勇气，并想法调整心情，战胜困难，从容应对苦难，在苦难中发现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意义。

    说到苏轼的创作和精神重生，不得不先说说他的东坡躬耕。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和生活，苏轼不得不自食其力，躬耕东坡。我们今天说起来很田园很文化的东坡生活，当时诗人却是付出了血汗的艰苦劳作的。他在给章子厚的信中就描绘过，“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而旧营地荒芜、贫脊，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与家人一道“刮毛龟背上”，捡去瓦砾石块，挖掘薄薄的一层泥土，然后在上面种麦栽茶，自食其力。“东坡居士”这个名号，是从未做过活计的苏轼，放下读书人士大夫的身架辛苦耕作后得来的，而不是为了表达文人取号的雅兴。

    东坡耕种对苏轼而言意义重大，劳动的结果改变了他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态，他建造了茅屋“雪堂”，扩大了生活空间，也改变了精神境界和生存状态。此后他渐渐变得更为豁达洒脱而无欲无惧。经过了几年无望的贬居生活的磨炼，他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撑，对人生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身心上有了一些轻松和快慰，交游广泛了，创作丰收了。在元丰五年，即他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是他命运转折的一年，他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黄州时期创作的名篇大多在这一年。他敢于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7]132；甚至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西沙》山下兰芽短浸溪）[7]134。他还悟出一条人生之道：不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赤壁赋》）[7]166这可以看作是苏轼赞美江山如画，陶醉其间，忘我地融入大自然之中，同时，这也是身心的一种修炼和自救，是健康正直的人生态度的外现。

    明白了取舍得失，心绪变得平和宁静，思想和精神不为外物所役，那又有什么想不开、放不下的呢？东坡初入黄州时曾说：“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正如“吾心安处是吾乡”，现在即便要他永做齐安民，我想他大概也很容易接受了。

    此外，交友与游览既是苏轼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他摆脱困境的良方妙法。

    其实，苏轼的心情一直是矛盾复杂的，时时处处在用哲人的眼光在观察世界、打量生活，并往往在困苦窘迫之中发现生活之美好；同时，他懂得在自然中放浪身心是对精神最好的救赎，在答好友李端叔的信中表达了他那种忘记身份得失的生活状况，他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这是一种恬淡自适、返朴归真的生活，也是一种思想放松忘却身心痛苦的生活。

    四、结语

    苏轼对黄州贬居生活的适应过程，体现了他的生存智慧和人生智慧。我认为他对我们的启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从传统优秀的思想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柱，炼就应对劫难的能力，并爱惜身体和生命，学会养生；二是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养活自己和家人；三是亲近自然，无私而博大的自然能为人治愈心灵的创伤；四是广交同情理解自己的朋友，友情也可以疗伤；五是听从心灵的召唤，有感必发，形诸文字，创作应是情感最好的宣泄方式，作品又是他人了解自己的依据；六是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处境的生活方式，及时调整心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

    苏轼在黄州的适应过程便是他人生观的改变过程。他从悲凄彷徨，到镇定从容，并突破自己的局限，创作出大量著名诗文，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便是他人生观、世界观重新确立的过程。能如此遭难而不失志气，历困窘而成就斐然，这大概就是千百年来，苏轼一直被人所推崇的主要原因吧？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研究学习他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陈迩冬.苏东坡诗词选[M].北京：工民文学出版社，1982-07（二次印刷）：47.

[2]（宋）苏轼著，（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1022.

[3]饶学刚.苏东坡在黄州[M].京华出版社，1999-05.

[4]梅大圣.苏轼黄州诗文评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8。

[5]朱靖华、饶学刚、王文龙、饶晓明.苏轼词新释辑评[M].中国书店，2007-01.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M].台湾：华正书局，1988.

[6]杨胜宽.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7]饶晓明,方星移,朱靖华,饶学刚.苏东坡黄州名篇赏析[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07.

[8]袁行霈，莫砺锋，黄天骥。中国文学史（第三卷）[Ｍ].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08；2001-06.

[9]叶飞.苏东坡的千年人生智慧[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06.

[10]颜中其.苏东坡轶事汇编[M].长沙：岳麓书社，1984-05.

[11]林语堂.苏东坡传[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06.

                                                         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

作者简介：郭杏芳，女，湖北罗田人，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副教授，中国苏轼学会会员，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唐宋文学，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湖北黄冈，438002）。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