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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黄州
陆蓉华
内容提要：谪居黄州的苏轼，走向内心审视自我，探索人生，总结“故我”，对儒佛道的各种思想武器融会贯通，加工改造，对道家养生之道身体力行，且以道家达生达观、任性自然的人生观和佛教万物皆幻，人生如梦的观点来充实儒家既积极进取，又乐天安命，安贫处穷，视富贵如浮云的人生哲学，在逆境中追求从容与旷达，从而履险如夷，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之境界。黄州时期是苏轼初步形成旷达人格的关键时期。
关键词：苏轼 贬谪黄州 佛老思想 旷达人格
人之一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根源在于自身命运的不可把握，古往今来文人士大夫，大都背负灵魂重压或明哲保身，或隐居山林，或以死报国，而苏轼则不同于他们。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意味深长的人。他曾为帝王之师，也曾为阶下之囚，被多次流放；他处世天真无邪，但却常因天真无邪而树敌；他会因事发怒，憎恨天下邪恶之事，但他却不会恨欲将他置于死地的人；他一生坎坷艰辛，颠沛流离，甚至贫病交加，但他却怡然自适于陋室粗食，旷达直面惨淡人生，像清风一样自由自在地高歌，游于艺，不失为历代文人中最潇洒的一个。他对待生活的萧散简远的旷达态度影响着后世文人。早年的他，有着“奋厉有当世志”、“修齐治平”之志，初入仕途时他也认识到北宋王朝的内外危机，王安石变法时，他因不同意一些措施而被放逐杭州、徐州、密州。一场“乌台诗案”，差点被杀，后贬谪黄州，成了他人生的转折。司马光上任后废新法，苏轼又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的主张，又被放逐，历任定州、杭州、扬州等知州。哲宗亲政后，“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又遭迫害，贬惠州，又贬琼州。三年后，徽宗即位，苏轼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苏轼曾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总结：“身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可见他是钟情于遭贬几死而又无权签署公事的黄州时期和岭南时期的。他对自己外在功业已无所挂心，而是注重于心灵感受和精神旷达。黄州时期，是苏轼思想苦闷时期，却又是他文学创作丰收之时，同时也是他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吸收加工改造，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他以旷者的胸怀，达人的修养，哲人的睿智来对待逆境中的苦难生活。
一、“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黄州生活
“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昔日的廊庙之器，一下沦为带罪之身。被贬黄州的苏轼，生活上拮据无靠，团练副使仅是个八品小官，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养家；安全上也无保障，本身属于管制对象，政敌诽谤依然存在。初到黄州的苏轼住在黄州城南的定惠院，生活境况如他的《寒食雨二首》中写的一样：“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萦萦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鸟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飞不起。”春雨萦萦，谪居荒村，破灶空庖，穷愁潦倒，进不能见君王，退不能守祖坟，身陷这穷途末路的绝境，不由不令人心死如吹不起的灰烬。在这里他写到了伤久雨、伤贫困到伤贬谪之悲，但苏轼并不是一个脆弱之人，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开始了躬耕生活，亲自参加了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
陶渊明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之句，真得惊人，而透出一股“未必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之态。谪居黄州后的苏轼，因生活窘迫，在友人马梦德的帮助下，请得东坡荒地，开始过起了开荒种地，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他仰慕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栽花种树于“东坡”，安享闲适之乐的情趣，苏轼曾说：“出处依稀是乐天，敢将衰朽校前贤。”他此时写的《东坡八首》，表现了其任真的态度，真诚的心愿，真实的疾苦和感受，胸襟、志趣、人品，无不坦坦荡荡，堂堂正正。“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柔拓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福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东坡八首其四》），此时的他，俨然一位朴实勤劳的农夫，纵观《东坡八首》，有一种恬淡之情寓于其中，没有感伤，没有抱怨，有的是一种从劳动中获得知识之乐，耕种之乐。“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没有丝毫的矫情，才显得如此朴实清新。
诗人最终以“东坡居士”自居，所谓“居士”者，应为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佛教在汉代后在中国广泛传播，号“居士”者，都与佛教有关，至少表达了景仰佛祖，愿意皈依之情，但对苏轼来讲，也可说标志在这流放的生活中，他意识中的佛教思想急剧增长了，但也不排除此间他儒家思想依然浓重，道家思想影响也颇深。但若他还是死抱着孔子那套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学稼学圃“小人”的古训不放，就不可能放下架子，躬耕东坡了。苏轼是个热爱生活之人，这样他才能从艰苦的劳动中体会到快乐，从现实生活中感悟生命的存在，经过今昔物我的自审，他能以旷放超逸的精神来对待现实，若没有这样的超越，摆脱世俗的偏见，即使为生计所迫，也不会亲自垦荒、建房。他有名的《初到黄州》中写到：“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厌酒囊。”其实，初到黄州的他居于定惠院，家眷来后无房住，于是便住于城南江边被废弃的旧驿站临皋亭，亭后有荒山竹林，亭靠长江，引发了诗人美妙的联想，看着诙谐与自嘲的笔调，叙述了面对现实的随缘自适，在此没有一种刻意的归隐之意，而是将这里的一切看作是顺其自然的人生经历，一种旷达之情，这是黄州生活对苏轼的影响，用这样旷达的精神来蓄养自尊与自信。
二、“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对现实的矛盾与执着
黄州的生活是清苦的，那此时苏轼的思想有何转变呢？“乌台诗案”前，苏轼基本是比较单纯的儒家人格，早年的他是“锐于报国”的，他有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乌台诗案”后，留贬黄州，使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并认为“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答李端叔书》），可见，他是经过了深刻地反省后，心灵得到了一种升华，探索到了人生真谛，能在逆境中求得旷达与从容。
苏轼的黄州生活是凄苦的，他的心是苦闷的，精神上是孤独的，思想上更是矛盾的。一首《卜算子》道尽了他那份难言的孤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自己也说月有阴晴圆缺，圆月与缺月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眼里看到的是缺月，而且是枝疏叶稀的桐树，整个意象萧条冷落，扑身一阵寒意。谪居黄州的诗人常言自己是“幽人”，独来独往，如同缥缈的孤鸿影。凉夜孤鸿，飞来飞去，却是有些孤芳自赏的冷落与凄凉。孤鸿惊恐而回头，好像满怀幽恨，恨，应该是一种怅恨吧。怅恨何在？无人省，无人了解。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苏轼不是一个惹人嫌憎的人，虽多遭贬谪，却也因才气而趋附者众，可他也不愿随便拣根寒枝歇下自己的灵魂，只得寂寞地落到寒冷的沙洲。人而似鸿，鸿而似人，似鸿非鸿，似人非人，难言的苦闷之情，使诗人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寻找无言的山水，远逝的古人，寂寞中反省自己，他渐渐回归于清纯与空灵，习惯于淡泊和静定。
然而，苏轼始终是个儒生，他对现实仍然是执着的。他虽遭贬谪，但从未忘报国之心，《与藤达道书》中写到：“虽废弃，未忘国家虑也。”他仍然如以往一样，时时关心人民疾苦。“但令人饱我愁无”的思想始终贯穿于黄州时期的生活。他写了不少有关农事的诗，发明秧马的拔秧机，减轻农人劳动强度等，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量为老百姓多做好事，所谓任官一处，惠民一方。苏轼能够随时体会老百姓的痛苦和灾难，如他出狱贬黄州时，值大雪，他立刻想到“舍外无薪者”，而为之“耿耿不寐”，写下了“可怜忧忧雪中人”（《次韵陈履常诗》）的句子。
再看其在黄州时所作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样的一首词，诗人借抒发对逝去英雄的追怀景仰之情，表现自己政治失意时的苦闷，虽遭贬谪，但仍压不住建功立业的雄心，在对昔日英雄的回顾中，突然转到最终的“人生如梦”，于无可奈何中流露出壮心。可见，苏轼虽身处逆境，然“经世济时”、“致君尧舜”之志并未泯灭，他虽一再表示“睡足吾无事”、“江海寄余生”，但内心却仍然关心大宋安危。
此时的苏轼是矛盾的，一心报国之志却无端陷于文字狱，无端被流放，在这错综复杂的挫折和矛盾中，他置于“亲识断绝”、“书问旷望”中，所以他渴望“何时收拾耦耕身”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但他又知道无法摆脱社会关系，只好“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古今”。在现实生活中，便成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独者。一句“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洗儿戏作》）的戏言，又何尝不是苏轼对仕途坎坷的总结和无奈之情？
三、“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古愁”——对佛老思想的态度
初到黄州的苏轼，生活是困窘的，又加贫病交加，内心痛苦矛盾。这一时期的他“归诚佛僧”，住于定惠院一间偏僻干净的斋房，闭门谢客，自我反省，专心研究佛经，对道家也有一定的探讨，以佛禅来洗刷自己的灵魂。矛盾的想法，纷扰的思绪，最终在这里找到了清净的归宿。此时他的思想，有人认为是儒佛道的“大杂烩”，有人认为是佛老思想占主导，有人认为是儒家占主导，但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的说，苏轼是广泛地吸收了儒佛道三种思想，“为我所用”，建立自己独特的旷达的人生观，此时的他彻悟到了人生的短暂与虚无，但他最终却是以热爱生命、尽享人生的乐观态度面对世人，并其善于解脱忧患的达观的处世态度倾倒了无数后世文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以儒家为思想支柱的中国士大夫们最熟悉的话，也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士大夫一旦失去了皇帝的恩宠，被贬放于天涯海隅，那些治国天下的抱负不得不收拾起来，佛道的出世哲学便自然亲近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而心灵敏感的诗人们，则最易倾倒于禅门，南禅宗的“顿悟”投合了他们的心意，不坐禅，不念经，不苦行，只不过是一种更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山居不如意，可隐于市。历史上佛老思想也曾是一些困窘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而苏轼则从佛禅中寻找到了医治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反省过去，将佛教思想当作了度过厄运的“忘忧草”，从中得到一种精神的超越，求得了更为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到宋代佛教世俗化的趋势更为明显，提倡“儒佛相通，禅教相通”，试将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统一，儒佛道三教合流，是宋代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南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易于被百姓们接受，一切生活琐事，最平凡的行为都是修行，对那些接触过佛教经典，同时有兼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的中国传统文人来说，这样宽容的宗教理念为他们在做官与归隐的矛盾中的心灵有了一个归宿。中国的儒、佛、道三教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很好共容，是与禅宗与道教的宽容性分不开的。
苏轼一生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但命运多舛，仕途坎坷，遭遇颇似柳宗元，而柳宗元好佛及其儒佛调和理论必然影响到他，苏轼又性爱自然，不喜凡俗之束缚，又颇与陶渊明相吻合，苏轼曾有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渊明是他的前生，今生的他如渊明一样梦中清楚，醉中清醒，可见他对陶渊明的推崇，后来他还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所以陶渊明的出世归隐、远离尘缘的人生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了苏轼。此外，苏轼自幼对《庄子》也是耳濡目染，他不受拘束的自由思想和自由个性又决定了他必然对庄子产生共鸣。庄子达生达观，鄙视荣华富贵的人生哲学也影响到了苏轼。在对待三教繁荣态度上，他公开提倡三教合一，是以维护孔孟之道为前提，以孔孟之道为中心，让佛老为己所用，他发掘了佛老二教中与儒相通的部分，于是他才会一方面积极地在仕途上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另一方面，又以具有宽容性的禅宗的很多独有生活方式、修行方式来调节自己的生活，缓冲生活压力，从而完成对佛教和对现实人生的双重追求。
苏轼早年是受到一定的佛教熏染的，母亲、父亲、兄弟、亲朋好友大都好佛老，他本人也好佛老之书，好交世外之人，好佛老文学，好游寺院宫观，好佛老之事。他最初接触到佛老思想是在任凤翔判官时期。少年时他所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他对佛老出世、无为的思想是有所抵制的，作为政治家的他，断言好佛老必致亡国灭身，他认为佛教徒是为逃避“寒耕暑耘”和劳役才出家的，斥佛教教礼为“荒唐之说”。但在处世态度上，佛家讲究“无住”、“不执着”，而苏轼便是以一种轻松、随意的心态开始了与佛家的交往，在不经意中暗合了“无住”的佛教真谛，与之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谪居黄州后，由于政治上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加之对人世间世态炎凉的深刻体验，他有着“我今飘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的飘泊之感和“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的飘零之痛。幽独的生活中，他开始潜心研究佛老思想。他在《与章子厚书》中写到：“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之，不复笔砚矣。”由于苏轼屡因文字得罪，而今又遭贬谪，“其中但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使生出无穷也。”为此，他的内心异常苦闷，加之生活的穷困潦倒，于是他走进了僧房，或面壁静坐，或阅读佛经。在黄州的四年中，隔两天就去安国寺焚香默坐，《金刚经》、《华严经》、《圆觉经》、《般若心经》、《清静经》、《六祖坛经》、《传灯录》……无所不读，经过多年宦海沉浮的苏轼在佛教义理的感化下，已经了悟了万事本空的道理，对禅理、人生的理解也达到了一种适意自由的大自在境界，加之其本身性格开朗旷达，在经历了人生大难后心态变得平和，逐渐给人“世路如今已贯，此心到处悠然”（张孝祥）的感觉。
然而，苏轼从来都不是个真正的佛教徒。黄州时期以前的他“锐于报国，拙于谋身”如今遭贬谪，内心必是痛楚的，现实生活中无由排解，只好求诸佛学，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禅家说“无心”，心无所住，苏轼在历经坎坷后是深有体会，此时的他可以静下心来思考和关注人生，他读佛经也非为成佛，而只希望从中寻求生活的智慧，这才铸就了他乐观开朗旷达的人格。
苏轼学佛也好，学老庄也好，目的并不在于抽象哲学研究，而在于经世致用，裨补人生，对于佛教是进行另外理性的吸收。他拜读佛经，既非为了自度也非为度人，他只是借佛教思维方式，对人生和现实进行了分析，他不学佛经而通达佛理，他还在给弟弟的一首诗中写到：“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古愁”，可见也非为出世，不但不想远离人间是非，而是要分清人间是非，从而纠正人间万般错误，洗尽人间愁苦。他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与子由弟》），这是他对佛教的理解，也是对人生的理解，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种任真适性的旷达之境看作人生最高境界。此外，他对学佛中出现的懒散放逸有清醒的认识，如在《答毕仲举书》中说到：“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以，不为无害。”可见，苏轼学佛的宗旨，“静而达，见识通达，心胸开阔放达”是他追求的境界。他告诫世人，要以自我检索，取精华而弃糟粕。
事实上，苏轼也并未在佛老思想中找到真正归宿，他按自己需要吸收佛理，同样在《答毕仲举书》中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同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读佛书洗濯心灵，好比农夫除草，虽然野草除了又长，但总比不除好，佛教禅宗义理对他来说，是一种缓和紧张、消弭分裂、维持心理平衡的有效方法。苏轼的这段比喻与神秀的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有着相通之处，而他也确实在实践自己洗濯心灵，追求清静通达的主张。他从未想过“出生死，超三盛，遂作佛”，对“世之君子”所谓的“超然玄悟”表示怀疑。他认为“超”好比吃龙肉；“期于静而达”好比吃猪肉，猪肉听来确实不如龙肉美味，却可以一饱口腹，用这样的譬喻来说明形而上学的谈禅论到。固然玄妙却无补于事，可见，他信佛，是将佛作为觉悟者来崇拜的。而所谓的“三世”转生、“六道”轮回，不过是“粗浅假说”。苏轼很赞赏毕仲举信中所说，读经、参禅、信佛也不过是为了“处世的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而已，达到此目的就“乃为至足”。苏轼即是按着自己的心理需要来理解佛禅，不搞玄谈，他用禅宗观点支撑苦境，战胜厄运，靠的是心灵的超越。禅宗讲“即心即佛”，讲“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以心为万物之本，而同时，有讲“心即无心”、“无住于心”，这是对心的消解，苏轼深得其理，一方面重内心而轻外物，以心灵的高标绝尘来视人间苦难；另一方面，又“无心于外物”，保持心境的虚空廊落。因此，苏轼在黄州时期参禅悟道，并非是为了超凡入圣，而是为了撷取精华，追求旷达人格，他终究不是穷究经义的法师，而只是一个从佛书中吸取人生哲理的“东坡”居士。
四、“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作品中佛老思想的体现
经历了“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苏轼，借助于佛老思想消解忧愁，作为一位自叹“崎岖世味尝应编”（《立秋日祷语，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和“人生识字始患忧”（《石苍舒醉墨堂》）的文人，加之受到儒佛老思想影响，他不免产生出“人生如梦”的浩叹了。早年的他便写过“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这样具有人生空漠感的句子，当时的他已领略到了生存的漂浮不定，生命的终归寂无；他也感到了些许人生的虚幻，“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凤翔八观·维摩象，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饮酒时他也作旷达了悟之语：“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薄薄酒二首》其二）
禅宗思想中，人是具有超然之心的，人生态度上也不是为求出世而消极随缘。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态入世，以平常心为道，强调人对世界真实面貌的追求。因此，当苏轼陷于入世与出世、执着与虚无的矛盾时，佛老思想也就成了他自我解脱的武器。禅是一种人生哲学，当人们在仕途受挫后，心灵饱经忧患后，往往顿悟禅机。“人生如梦”的观点便会变成“亲自”的体验。
人生的虚幻之感，“人生如梦”的感悟，在苏轼贬谪黄州后的作品中多能感受到。在词中，他不断提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黄州中秋》）、“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十二，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和前韵》）。《圆觉经》中有语：“火出木烬，灰飞烟灭。”在《赤壁怀古》中，苏轼借用了佛经中的“灰飞烟灭”来表达了“人生如梦”、“如寄”、“如逆旅”之类的话语，是他吸收了佛、道思想并经过自己理解与思考而产生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本人的苦闷：人生在世，极不自由，现实生活种种因政治、礼教、风俗等因素造成的具体情况像一张大网将人束缚，而无形中的“天命”又将人罩牢，无奈之下，只有“人生如梦”的理想才能看破这红尘世界，才是从精神上抵抗忧患贫穷的麻醉剂，对待富贵荣华的醒酒汤。“人生如梦”的彻悟，来源于他的遭遇与人生体验，显然是受到佛家“四大皆空”和道家“人生如寄”思想的影响，而“人生如梦”的观点，却使苏轼摆脱政治理想破灭的惶恐，“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从而成为实现旷达人格的武器，于是，苏轼终于从“我欲乘风归去”的“出世”返回了“何似在人间”的“入世”，珍惜、依恋人生，从而达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一个旷达的人，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坦然处之。晋人张季鹰从“八王之乱”的血雨腥风中抽身远祸，却编造了一个超然的借口：因秋风起，思念吴中莼菜羹、鲈鱼脍而弃官南归，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这个借口。他之所以要选这个借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一种风气，也因为张季鹰平时有追逐这种风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常常宣扬：“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他平时“任性自然，无求当世，时人贵其旷达”；陶渊明能“三仕”、“三隐”，以“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五柳先生”自居，过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生活而自得其乐。苏轼贬谪黄州，出入于佛老，危难之时仍能努力做到恬然自适，“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黄州，成全了一个旷达洒脱的苏轼，也造就了苏轼一生文学的巅峰，大批名作脱颖而出。其中主要代表作是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散文前后《赤壁赋》等。在这些中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一蓑烟雨任平生”式的独行之士的潇洒、飘逸的形象，这个形象毋宁说就是苏轼自己，是苏轼在以超尘拔俗的品格和气节自诩。
《临江仙·夜归临皋》中“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更是展现了一个“无可无不可”坦然面对现实的人物形象：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夜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诗人夜醉归家，敲门不应，于别人恐怕会多恼火，可苏轼却悠闲地倚杖倾听江涛水声。夜深人静之时，听江声，得启示：“长恨此生非我有”，如能“忘却营营”便可在精神上得到解脱，人世的一切都可以不在乎了。《庄子·知北游》说：“汝身非汝有也。”即是说人的生命、身体为天地自然造就，非人所有；《庄子·庚桑楚》又说：“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苏轼显然受到了这样的启示，相通了一切，能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静观万物，看到的是“夜阑风静觳纹平”的美好景色，在陶醉于自然美景时，生出了驾小舟任意而行，在江海中度过余生的念头。当然，“江海寄余生”是苏轼一时之感，他并未驾小舟消失于江海，而是倒头大睡，只闹得郡守虚惊一场。人生很少一帆风顺，所以只有看穿忧患，善于自我解脱，才能于逆境中站起来，旷达自适。
最能表示苏轼旷达人格的要算是这首《定风波》了：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所写，原是生活中极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雨中漫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诗人的意思决非仅在于此，而是表达一种坦然面对人世风雨的镇定。作为“罪废”的“逐臣”，躬耕东坡，政治上生活上都经历了不少风险与磨难。他的心胸像一片大海，对风雨变化虽敏感，但总体上仍摇之不浊，处惊不变，失意淡然，任天而动，坦然行世。你看，别人在一片穿林打叶的阵雨中，个个狼狈不堪，唯有苏轼在风雨中，柱着竹杖从容前行，不觉狼狈，只管“吟啸徐行”。他懂得，风雨并无可怕之处，雨过仍会天晴，果然，不久天就放晴，眼前又见“山头斜照”在向人们招手，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经历阵风骤雨，得来的常常是轻松平静，诗人沐浴着雨后的凉爽，回首刚走过的风雨萧瑟之处，既已云消雾散，斜阳也收敛了光辉。自然界如此，而人世的风雨又何尝不是如此？如能将面对风雨不觉的态度移到面对人生忧患之上，泰然处之，处惊不变，则虽履危难而若行平地。这里所写到的是诗人经历风雨的真切感受，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政治风云的内心体验与反省？待到过了艰难，到达彼岸，同样会有“也无风雨也无晴”之感，无所畏惧，也就“无风雨无晴”了。苏轼还有一首题为《独觉》的诗：“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末尾两句与该词的两句，几乎完全相同，足见诗人对这两句的喜欢之情，因为它映射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的心理折光。这是一种处身于世外的轻松之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情怀，人生道路不平，君子坦荡荡，自能履险如夷。“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念奴娇·送钱穆父》），逆旅的人生，若能如此旷达坦荡，自然风雨不觉，往深一层看，也不难看到禅家“不住于心”、“任运自在”的影子，无论世事如何风雨变幻，都不改变自己的态度，无论何时何地，惟“适”而已，这是他逆境中的从容。
五、“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结语
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序言中这样写到苏轼：“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指苏轼)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应该说，苏轼并不是像林语堂说的那样轻飘飘地悠然一生。但是，苏轼的确是一个乐天旷达之人，一生虽屡遭政治迫害，成年颠沛流离，辗转奔波，足迹踏遍了天南海北，一直过着逆旅过客的生活，但他却能努力地寻求自我解脱，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潇洒超逸的境界。
黄州时期的苏轼，经历了牢狱之灾，又经过不断的自我反省，使他对政治、人生都有了重新的认识。沉思中，对待现实便以一种闲适旷达的心情处之，形成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生活的打击从未使他真正绝望，他有深重的苦难感，又有轻松的超脱感。他终究是个儒生，他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仕与隐，进与退，儒与道，快乐与痛苦永远并存。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更深刻沉重。”诗文中有“人生如梦”、“古今如梦”、“万事到头终是梦”、“却对酒杯浑似梦”这样的句子，梦的虚幻感与乐观进取的精神，旷达超脱的情怀交织在一起，使苏轼一生既轻松释然，又悲沉肃穆。
佛家走向内心而否定人生，儒家走向社会而忽视人生，道家走向自然而简化人生。苏轼将佛教的走向内心当作探索人生的手段，以禅宗“一念清净”、“无心于物”的观念淡化客观环境的困窘，把道家地走向自然作为丰富人生的契机，而始终将儒家的积极进取的人生的哲学作为自己人生观的核心，批判改造吸收了佛老齐荣辱，忘得失，达生达观，不执一时得失，对贫富、贵贱、荣辱漠然视之，对人生所受的打击泰然处之，消解了生活给他的坎坷与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坎坷的磨砺，以及佛家“无住”、“万法皆控”思想在他心中生长，他的心态逐渐平和。
黄州时期的苏轼较之以前，生活与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看破红尘却始终难舍红尘，未脱尘根，才使他在旷达之外还保持了生活的热情，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面对多年的宦游漂泊的生活，他有过“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醉落魄·离京口作》）、“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临江仙·送王缄》）的感慨，但后来的他借了一位歌女的口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苏轼有首《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词原有一小序：“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词为王巩侍妾柔奴而作。王定国也是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宾州（今广西），歌女柔奴随行，三年后，王定国北归遇苏轼。苏轼有感于广西为岭南地区，荒凉僻远，柔奴同行三年却越来越见年轻，相问之下，竟得“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这样富有哲理的答案，苏轼自是大加赞赏，并加以引用。《金刚经》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说，就是劝人不要执迷，不惧忧患，苦乐随缘。苏轼多次遭贬，且愈贬愈远，却依然做到坦然面对，因为他有这种不为穷通所扰，处惊而不变的乐观精神和旷达的人生态度，所以才会对柔奴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产生共鸣。“此心安处”，也便是“无心”，不留意于外物，不执著于外境，也便是“无心”，只要“此心安处”，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无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轼对自己人生态度的寄寓，同时也成了他今后生活的预言。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次韵江海叔二首》）是一些学者心目中苏轼晚年的形象，也是苏轼一生的形象，黄州时期佳处迟留的顿悟，使其独特的旷达人格初步形成，我们看到了一个回归与清纯空灵，像玉一样光洁温润，但不刺眼；像茶一样香满人间却不炫耀；像轻风一样为人送爽却不声张，做到既有换人生，又热爱生命，既严肃执著，又豁达乐观的无处不超然得东坡居士。
参考书目：
《苏轼论》
朱靖华
京华出版社
《文字禅与宋代诗学》
周裕锴
高等教育出版社
《禅宗与中国文化》
葛兆光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宋词与人生》
邓乔彬
上海古籍出版社
《苏轼选集》
张志烈、张晓蕾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与文化的张力》
冷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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