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属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气候适宜，自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活动足迹，至距今一万年后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逐渐在淮河主干流沿岸定居下来，并繁衍生息，创造出独特的区域文化，显露出多彩的文明曙光。史前的淮河流域精神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始宗教的发展
史前时期的淮河流域相关遗存和遗迹已发现不少，主要体现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在祭祀活动中所举行的仪式和相应的活动等。例如在双墩遗址、定远侯家寨遗址的刻符中就发现了多件不同式样的太阳纹，其中间划出小圆圈，四周刻有放射性直线或三角纹；在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纺轮上也有类似放射状图案；尉迟寺遗址瓮棺上刻符一般解释为日、火、山，也可说明尉迟寺人对太阳的崇拜之情。对龟、鸟的崇拜也是淮河流域较突出的现象。龟为“四灵”(《礼记·礼运》)之一，在史前的占卜活动中龟或龟形器被大量运用，作为媒介将天与人沟通起来。贾湖、大墩子、刘林、花厅等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晚期遗址中，均发现墓葬中有用龟甲随葬现象，并有数枚小石子包含其中，墓主多为男性。 “淮”字甲骨文是一种鸟的象形，在尉迟寺一组房屋门前广场出土的一件“鸟形神器”，顶端立有一只鸠鸟，淮滨的沙冢遗址则发现了一件长尾红陶鸟形小塑像，这些遗物皆可能与当时的崇鸟习俗有关。祖先崇拜主要反映在一些祭祀活动中，如萧县金寨遗址出土的玉器，其埋葬分布集中于一条带状地层堆积中，并广泛分布一些烧祭的痕迹，与祭祀祖先或神灵有一定关联。也可表现在对男性的生殖崇拜上，像双墩类型文化中就发现有类似男性生殖器形状的陶釜支架。
祭祀活动大量存在于淮河流域史前不同时期。 《礼记·祭法》有“除地为墠”“封土为坛”“掘地为坎”一说。对于这些祭品的处理，主要采取燔烧、瘗埋或灌注的方法。其中用动物献祭是最常见的现象之一，龟、狗、猪、牛等为最常见的用祭动物或动物组合。贾湖遗址有专门的龟坑或狗坑；尉迟寺遗址中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小型祭祀坑4个，坑内多埋有陶器、兽骨、零星人骨、龟甲等，各坑一般置一具完整的家猪；平粮台城址内一祭祀坑发现一大一小两头完整的牛。至原始社会末期，祭祀活动的规模更加宏大，像在蚌埠禹会村遗址发现的一处大型祭台，由灰、黄、白三色土人工铺垫而成，面积近两千平方米，其间还分布着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祭祀坑、烧祭面等，并出土有动物骨骼和大量的陶礼器。
人牲与人殉的出现是淮河流域距今五千年前后出现的新特点。在花厅大汶口文化墓地8座大墓，共发现18具殉人，最多一墓殉葬5人，绝大多数为幼童和少年，通常置于墓主人脚头一侧，与猪、狗混在一起。龙山文化时期的人牲甚至是随意处置的“乱葬坑”现象较多见，如永城王油坊遗址一座建筑基础的土墙下，发现用于奠基的三具儿童骨架，呈一字形顺墙排列。
原始宗教仪式活动需通过某些法器进行。淮河流域普遍发现的内带小石子的龟甲，除兼具发声功能外，也可能与占卜活动有关，尤其是贾湖龟甲内石子还有深浅两种颜色，被摇出龟甲的不同颜色石子的数量无疑具有一定表意功能。在永城王油坊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已经发现有卜骨，表面有火灼烧的痕迹，这当是占卜的结果。尉迟寺遗址龙山文化层中发现的几件七足镂空陶器，造型奇特，也或被认为与祭祀所用法器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