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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郭志坤：文化的传承依赖于对历史的认知 记者：由中国学者撰写的通俗中国历史读物并不多，更何况还是一套通史类著作。出版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想法从何而来？ 郭志坤：策划一套既有学术含量、真实可信又面向大众、通俗好读的中国通史作品，是我多年来的愿望。2007年国庆节期间，我专程到老同学李学勤先生家中，商讨共同编写一套给大众的通俗版中国历史。 当下市面上的历史著作，古代作品难以阅读，严肃有余而可读性不足，业余写手的著作能吸引人但学术性不够，以及真实性值得商榷。若想真正发挥历史学效用，回应大众的读史热情，需要一套既可信又好读的历史读本。 我俩可谓“情投意合”，随即投入到策划编写工作中。今年年初付梓并问世。 记者：书名中，还有“细讲”的字眼。 郭志坤：细讲，首先是讲课的老师在讲。细，指的是在有限篇幅中，讲述的详细且仔细。我们对编者提出了认真、负责、科学、学术的要求。不胡说，不胡讲。 选材的时候，过于古老且距离现实太久远的材料被我们摒弃，形象的事例被我们采用。譬如和珅被抄家后，抄了多少东西？我们采用两个页面，将抄出的物品通通放在里面，还有和珅招供的供词。一目了然。此外，重要事件不能遗漏。譬如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了度量衡、货币、文字。秦始皇的罪过：焚书坑儒皆未遗漏。 我们还用图表的办法缩减篇幅，易于阅读。 记者：《细讲中国历史丛书》遴选的学者，均为对中国历史素有研究且有志于通俗历史写作的专家，比如黄仁宇、易中天还有当年明月。 郭志坤：不论是吕思勉、钱穆、翦伯赞、黄仁宇等大家，还是当代的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作者，他们的通史作品个人特色鲜明。不过撰写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对个人的要求较高，同时个人也易受局限。若能发挥各自优势，大家集思广益，这样或许可以将中国通史写得更好。 记者：邀请历史学者做通俗历史其实有点“费力不讨好”，很多学者并不愿意执笔。但此套系列却能一次性集结12位学者。 郭志坤：这12位学者的年龄基本在35至40岁之间。皆为相对应的专门史领域的专家。譬如编写隋唐五代分册的编者，就是研习和讲授隋唐五代史课程的教师。其中，编写魏晋南北朝分册的编者，还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博士。这些学者的学术根底深厚，表达深入浅出，真正做到了通俗、可信。 编纂中的困难亦不少。由于学者编写通俗历史读物不列入高校考评体系，因而为鼓励这些编者，我们采用了提高稿费的方式：每千字300元。 记者：这套丛书的定位是“中国学者撰写的通俗版中国历史”，究竟通俗在哪儿呢？ 郭志坤：通俗，非低俗，亦非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我们将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通俗。 具体到这套丛书，每册文字不足20万字，便于携带和阅读。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辅之以专题为目，从目录中就一目了然书中的大概内容，并能从史料中快速把握主题和中心。第三，丛书行文强调平实流畅，注重“故事取胜”。此外，每册还配有200多张珍贵图片，图文并茂。我相信，不论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历史爱好者，都能接受这套丛书。 记者：这12册书，每册字数不超过20万字，是否也是“通俗”的一种体现？ 郭志坤：这是我从自己的编辑经验上获取的启发。我从事编辑工作20多年来，主要抓史学著作的出版。我曾主持出版过大部头，譬如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共22卷本，2000万字，定价2600元。动用了500多位专家学者修订。这套书学术水准很高，但读者面很有限。 我还做过断代史系列的史书，也很厚重，1000多万字，一本100多元，这是博士生的教材。引用《二十四史》的原文很多，由于是文言文，普通读者也不易阅读。 对于这套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书，我们减少了对古典著作的引用，尽量将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 记者：和以往通史作品相比，《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将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单独分册，以五册的篇幅介绍先秦历史，使得早期中国历史分量十足。提高了先秦史的份额算是此丛书的一大特色。 郭志坤：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李学勤曾有个有趣的比喻：大多数人只晓得“中国历史的下半身”，不晓得“中国历史的上半身”。国人对秦统一中国之后的2000多年历史相对较为熟悉，但对先秦历史了解并不多。作为中华历史的源头，不把这个“上半身”搞清楚，就解决不了“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读者们对秦统一中国后至今的2235年比较熟悉，但秦之前的中国历史也有两千多年。其中夏代471年，商代645年，西周275年，春秋515年，战国181年。秦之前的这两千多年，国人皆不太了解。 这一次编书，我们强化了这部分历史。根据史书记载和挖掘出的文物，描摹夏商周的历史。 记者：据悉，正史和野史融合也是此丛书的特质。可是，对于同一位历史人物和同一个历史事件，正史和野史记录存有冲突。你们如何协调？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你们又是如何处理的？ 郭志坤：我们在行文时，明确标注正史引用的材料还是民间传说。野史、传说虽然不能当做正史使用，但也具有一定历史根据。 至于李自成的下落，建文帝究竟殁于皇宫还是出逃等历史之谜，我们坦言史学界的说法不一，但也表达了编者的个人观点。譬如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觅建文帝，其实不然，因为郑和下西洋如此声势浩大，并非寻觅的最佳方式。这里就简要提了编者自己的观点。 记者：你认为，读史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郭志坤：文化的传承和复兴，更多依赖于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倘若我们对历史文化欠缺必要的了解和理解，谈国学谈传承，都可能沦为一种口号。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精神和经验。当代发生的很多事件，我们都可从历史上找到根据和力量。 2015.1.8 乌鲁木齐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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